俞 强
摘要
严子陵（严光）的故里与葬地，因《后汉书》“会稽余姚人”的简略记载与后世“耕于富春山”的叠加叙述，长期存在认知混淆。本文以《后汉书·逸民列传》卷八十三：“年八十，终于家”一语为切入点，结合《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传》卷一百六所载“避乱江南”之背景，以及宋代《会稽志》卷十四、孙应时《客星桥记》（《浙江通志》卷三十六）、元代韩性《五云漫稿》（《光绪余姚县志》卷十四）等文献，辨析严子陵生命轨迹中“富春山”与“客星山”的不同地理指向。研究表明：“耕于富春山”记载的是严子陵的隐居耕钓之地，而“终于家”之“家”方为其生命归宿；客星山（陈山）既是其生前所居之“家”，又是其死后归葬之所，形成“家是山而归葬”的完整闭环。客星山“望东海”的独特地貌，使这一生命归宿获得了超越地理空间的精神象征意义。
关键词：严子陵；客星山；终于家；归葬；富春山；生命归宿
一、引言：一句被忽略的“终于家”
严子陵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几乎完全建立在一个“拒绝”的姿态之上。他拒绝光武帝的征召，拒绝谏议大夫的官职，“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富春山的钓台、严陵濑的钓坛，因此成为后世反复吟咏的文化地标。然而，严子陵的生命并未终结于富春山。
《后汉书·逸民列传》在“耕于富春山”之后，紧接着记载了建武十七年（41年）“复特徵，不至”的事件，并以极简的语言交代了严子陵的结局：
“年八十，终于家。”
“终于家”——简短的三个字，长期被富春山的光环所遮蔽。历代文人凭吊严子陵，多聚焦于钓台的隐逸姿态，而少有人追问：这个“家”在哪里？严子陵最终在何处走完了他的生命？这一问题，恰恰是理解严子陵生命归宿的关键。
二、“终于家”与“耕于富春山”：两个地理概念的区分
富春山：隐居之地，非归宿之所
《后汉书》本传对严子陵晚年的记载，包含两个先后发生的事件。首先是“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这是严子陵拒绝官职之后的选择——隐居耕钓于富春山。章怀太子李贤注引顾野王《舆地志》对此有明确的地理定位：“七里濑在东阳江下，与严陵濑相接，有严山。桐庐县南有严子陵渔钓处，今山边有石，上平，可坐十人，临水，名为严陵钓坛”。富春山（严陵濑、严陵钓坛）的地理位置，在桐庐县境，这一点在历代文献中并无异议。《咸淳临安志》卷六十二对此有清晰的辨析：“富春山，今杭州富阳县。然传称后人指其钓处为严陵濑者，今已入桐庐。据沈约宋书，吴分富春为桐庐，则桐庐乃富春旧境也”。
其次，在“耕于富春山”之后，才有建武十七年“复特徵，不至”的记载，然后是“年八十，终于家”。这两个事件之间存在着时间跨度——从初次拒绝出仕到建武十七年，严子陵在富春山度过了相当长的隐居岁月，但他的生命终点并不在此。
“家”的归属：余姚（今横河陈山之麓），而非富春
“终于家”的“家”字，在《后汉书》的语境中具有特定的指向。严子陵本传开篇即称其为“会稽余姚人”。按照《后汉书》的书写惯例，传记人物的籍贯与“终于家”的“家”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家”即其籍贯所在之地，而非晚年隐居之所。
这一判断有同时代的旁证。《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传》卷一百六记载了严子陵生命中的一个关键阶段：
“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
任延于更始元年（23年）出任会稽都尉。此时严子陵正以“避乱江南”的身份侨居会稽。杨慎在《升庵集》卷四十九据此明确指出：“则子陵侨居避乱江南明矣”。这意味着严子陵在天下大乱之际离开了余姚，避乱于会稽（今绍兴一带），并因高行之名受到任延的礼遇。建武年间天下安定后，他并没有选择回到会稽，而是“耕于富春山”——选择了一个新的隐居之地。
然而，富春山的隐居，终究是一种“漂泊”的状态。当生命走向终点时，严子陵选择的是“归家”。这个“家”，只能是他的籍贯所在——余姚（今慈溪横河陈山之麓）。
三、客星山：“家”的空间实体
“家是山而归葬”——宋代文献的明确记载
严子陵的“家”在余姚何处，宋代文献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宝庆会稽续志》卷四载：“汉隐士严光墓，在县东北十里陈山。光盖尝家是山而归葬焉。”
陈山因宋陈襄后裔散居山麓得名，后人以严子陵“客星犯帝座”典故改称“客星山”，二山实为一山。陈山为本名，客星山为纪念性称谓。
“尝家是山”——严子陵曾经以陈山为家。这一表述的时间层次极为关键：“尝”字表明“家是山”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属于过去的行为。严子陵以陈山为家，是在其生命的某个阶段（很可能是避乱之前或在富春山隐居之前的少年与青年时期），而“归葬焉”则交代了最终的结局——他死后归葬于这座曾经为“家”的山。
南宋余姚学者孙应时在《客星桥记》（清·嵇曾筠《浙江通志》卷三十六）中，以更为具体的描述确认了同一事实：
“先生吾余姚人也……东北十里有奇峰曰陈山，拔立千仞，秀表一方……在山之阴，据峻陉、俯长川以望东海，是为严先生墓，意者尝家是山，而归葬也。”
孙应时以“吾邑人”的身份，将陈山（客星山）确认为严子陵的“家”与“墓”的双重所在。其“意者”的措辞虽带有推测语气，但与《宝庆会稽续志》“光盖尝家是山”的明确记载形成互证。
“严陵坞”与“故居”——故居记载的地理锁定
严子陵故居的具体位置，在更早的文献中已有记载。《嘉泰会稽志》卷十八引唐代《十道志》云：“严陵坞”，“子陵避光武聘居此”。“坞”，指山间平地或小村落。“严陵坞”即以严子陵命名的居所。关于其位置，《万历绍兴府志》明确记载：“余姚严陵坞，在客星山下”。元代韩性《五云漫稿》（光绪《余姚县志》卷十四）进一步将故居与墓地统一于同一空间：“子陵避王莽之聘，隐居邑之东偏，今墓道所在，即其隐居之所”。清《光绪余姚县志》卷十四据此总结：“然则严陵坞当定在客星山下矣”。
“严陵坞在客星山下”与“光盖尝家是山”两条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指向同一事实：客星山（陈山）是严子陵的故居所在，是他称之为“家”的地方。
墓址的精确化：华清泉之左
客星山作为严子陵墓葬所在，历代文献对其具体位置有持续精确化的记载。南宋《嘉泰会稽志》卷六已载：“严光墓，在余姚陈山”。至明代《万历绍兴府志》，墓址被定位到“客星山华清泉之左，数十百步”。清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百九十三沿袭了这一记载，并增添了地貌描述：“又蹑而上，登复数百步，冈平垄合，左顾右旋，东望山凹处，如吻仰张状，凹外隐隐见海，是先生墓所”。同书还记载了墓前碑刻的沿革：“故有题石，曰‘汉严光墓’，唐人笔也……明正德八年，府同知屈铨复立石镌曰‘汉徵士严光之墓’”。
从唐代题石到明代复碑，历代官方与民间对客星山严子陵墓的持续标识与维护，构成了一个跨越千年的连续性证据链。墓址的精确化——“华清泉之左数十百步”——使文献记载具备了可供实地踏勘的尺度。
四、“望东海”：归宿之地的空间诗学
客星山最独特的地理特征，是它“望东海”的朝向。这一特征在宋代文献中已被明确记载。孙应时《客星桥记》称陈山“据峻陉、俯长川以望东海”。元代陶安在《高节书院记略》（《陶学士集》卷二十）中以其山长身份亲历其地，记录了更为具体的见闻：“登墓道上，东望，山凹处如吻仰张，天晴日朗，凹外隐隐见海”。明代《万历绍兴府志》与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均沿袭了这一地貌描述。
“望东海”的地理朝向，使严子陵的生命归宿获得了超越墓葬本身的空间意义。海在传统地理观念中指向无限的、不可知的、不被任何语言系统定义的领域。严子陵的墓冢朝向大海，意味着他的精神归宿朝向一个更为开阔的、超越性的空间维度。这与客星山作为“家”的定位形成了深刻的呼应：他选择归葬于自己曾经为“家”的山，而这山朝向大海——归宿之地同时也是一个朝向无限的起点。
五、结论：从“钓竿”到“荒冢”的生命闭环
严子陵的生命轨迹，在《后汉书》的简略记载中呈现出清晰的三个阶段：余姚故里客星山麓（少年与青年）→避乱会稽（王莽乱世）→归耕富春山（建武年间）→卒于家（余姚客星山麓）→归葬客星山。
这一轨迹的核心，是“家”与“葬”的统一。《宝庆会稽续志》“光盖尝家是山而归葬焉”一语，将严子陵从生到死的空间归宿凝聚于客星山一山之中。孙应时“尝家是山，而归葬也”的表述，进一步确认了这一闭环的完整性。元代韩性“墓道所在，即其隐居之所”的论断，则从故居与墓葬同一性的角度，强化了客星山作为严子陵“家”的空间属性。
富春山的钓竿，是严子陵对所有征召说“不”的姿态；客星山的荒冢，则是他对自己生命归宿的最终选择。钓竿指向“不合作”的自由，荒冢指向“归家”的安顿。两者共同构成了严子陵完整的生命符号：他不仅在生前守护了属于自己的时间，而且在死后守护了属于自己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范晔.《后汉书·逸民列传·严光传》卷八十三
[2] 范晔.《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传》卷七十六
[3] 施宿.《会稽志》卷十四
[4] 孙应时.《客星桥记》
[5]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六、卷十八
[6] 韩性.《五云漫稿》《光绪余姚县志》卷十四
[7] 萧良幹.《万历绍兴府志》
[8] 陈梦雷.《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九百九十三
[9] 唐若瀛.《余姚县志》卷五
[10] 杨慎.《升庵集·正杨》
[11]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六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