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塘河边的梧桐树，一年年绿着。我经过树下，想起孙国范医生。
二十多年前，我儿子才上幼儿园，有一次感冒发烧，我带他去社区医院。诊室里坐着一位七十多岁的医生，脸色白净，穿一件黄色西装外套，里面是件红色羊毛背心，颜色鲜亮。他笑眯眯地哄孩子，见孩子有些怕生，起身做了几个舞蹈动作，逗得孩子咯咯笑，那神态像是邻家爷爷逗孙辈。他不开注射单，从药柜里拿出一种粉红色的药水。孩子不再哭闹，乖乖喝下药水，还冲他笑。我当时想，这样的医生真不多见。他不靠吓唬让孩子听话，只用一个笑容、几个舞步、一勺甜药，就把病看了一半。
孙老医生就住在三北大街前面的大塘河边，我们只隔了一条马路，竟然还是文友。几年前古塘街道有份《社区生活报》，他经常投稿，我也偶尔写些短文。在一次《我的美好生活》征文中，他写了自己从医的经历，文字中满是对医学的沉迷和钻研，对现在生活的满意。我们一同参加过两次改稿活动，他坐在靠窗的位置，轻声细语。
有乡邻找来看病，他就在树下的石凳上给人量血压、搭脉，问几句。有时傍晚，夕阳洒在他雪白的头发上，泛着金光，那一刻他像极了苍劲的梧桐。有一回我路过，听见他对一位血压偏高的老人说：“药要吃，心要宽，病是三分治七分养，我这把年纪了还在养呢。”他退休前是市人民医院的内科医生。
我常去孙塘菜市，在路上也常碰见他。有一天早晨，他走在孙塘路边，停在梧桐树下等公交，他自豪地说，退休后还在医院里工作。我惊呼：“孙伯您都90岁了，还在上班啊。”他说：“就做做医疗咨询，在家也没事做。侬滑是小娘，弗开上班？”当时我很惭愧，因为身体的原因，还在休养中。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上了公交车，隔着车窗朝我摆摆手。
后来才知道，他一直上到九十四岁才真正歇下来，是儿女们实在不放心，硬劝下来的。
不久后，我找了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边干活边养病。
新浦、胜山一带的人常来问路，问孙老医生家在哪里。我一次次为他们指路，心里也奇怪：一位退休医生，怎么还有这么多人从别的乡镇赶来。我妈说，他在老年大学里也是个热心肠，谁有个头晕、血压高什么的，他马上拿出随身的小包，里面有听诊器、药片，先量一量，再宽慰几句。他自学针灸，也常给人扎，对找上门来的乡邻，他从不推辞。老年朋友都敬重他，叫他“孙老医生”，像叫自家人一样。一位医生被人记着，记着的不是他的名字，是他曾经把手搭在谁的额头上，说了哪句宽心话。我想，来找他的人是习惯了有这么一位老医生在，心里踏实。
孙老医生注重养生，也喜欢运动。傍晚大塘河边的空地上，有时能看见他和老朋友们跳交谊舞，步子稳健，神情舒展。那身鲜亮整洁的衣裳，远远能认出他来。
孙老医生晚年一直订着《慈溪日报》和《参考消息》。今年春节刚过，他还去邮政所，订了新一年的《慈溪日报》。那时他刚一百岁。
初秋的一个傍晚，我在梧桐树下遇见了孙老医生的儿子，他眼睛红红的，说：“我爸走了，很突然，就摔了一跤。”我怔住了。抬眼看梧桐树，枝干苍劲，一根根伸向天空，骨力铮铮。风吹过来，叶子哗哗响，像有人在拍我的肩。
大塘河水长流不息。树影摇动处，仿佛还立着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