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1年考入余姚师范的，在四明湖畔度过了三年青涩时光。这三年也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时段，在称得上“严格”的集体生活中锤炼了自己，基本奠定了自己的人生底色。如今毕业四十多年了，青葱岁月的记忆却依旧鲜活，尤其是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眼前。老师们与我们相处三年，我们对他们的过去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毕业以后也疏于联系，尤其是1990年余姚师范与宁波市师范合并后，我们几乎成了没“娘”的孩子。但岁月磨不去那三年的记忆，先生们的学识、为人、谈吐、做派，甚至喜好、习惯，早已潜移默化在我们的血肉里，只是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自知。
叶锡麒
叶锡麒老师是我们84届3班第一学年的班主任，教数学。我们是初中毕业考的师范，入学时还只有十五六岁，还是孩子。说起来也很幸运，我们是改革开放初期头一届恢复三年制的初中毕业生，也是余姚师范1979年恢复办学后头一届初中生源普师班。这之前招过几届民师班，学生年龄都比较大，好多都已是几个孩子的父母了。忽然进来四个班的初中生，看上去一个个稚气未脱，学校管理上显然面临了新课题，于是每个班都配备了年富力强的班主任。叶老师那时三十多岁，一头乌发，络腮胡，方脸，常穿一身蓝色中山装，干练稳重。叶老师课上得好，条理清晰，要言不繁，板书大方而流畅。他是宁波人，宁波口音明显，数学中经常有“有、且只有”的表述，叶老师的“且”音（接近“菜”，略拖长）是典型的宁波话。
叶老师与我们接触多，因为他是班主任，没他的课也常来转一下，寝室里也常见他的身影。但我们似乎也不怕他，没见他发脾气训过人。他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找机会让学生受锻炼，让我们很好地形成了班集体荣誉感。第一年男生寝室很简陋，在一楼的平房里，那时也没觉得不好。我们606寝室的同学很合得来，室内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整齐，蚊帐用帐钩往里拉，使得室内空间看上去不那么逼仄，连床下的鞋子也摆得规规矩矩。606很快被推为文明寝室，我这个寝室长也被“重用”，担任了副班长。师范生要练好“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还要学好普通话。为呼应学校“推普”要求，我和同学毛国范合作创作了一个相声，两人反复修改、排练，在全校文艺演出中获好评，混了个脸熟。可这样一个学生自创的节目未得到任何奖项，这让平时温和的叶老师很生气，在学生面前也毫不掩饰。叶老师也会邀请学生到他的宿舍做客，他爱人和孩子在宁波，他有时跟我们讲起他的儿子，记得他说儿子名字中有一个“臻”字，介绍这个字时，他说，是聂荣臻的臻。
费礼和 高吟凤
余姚师范的老师中有好几对神仙眷侣，费礼和、高吟凤老师是其中都给我们上过课的一对。他们的课，也是师范特有的，代表专业特色的。第一学年，高老师给我们上《心理学》。一门全新的课，里面的人名、概念、观念，都是新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等等，让我们大开眼界。高老师个子不高，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特别有魅力。她讲课清晰、简洁，绝无废话。如果说高老师的课如涓涓细流沁人心脾，那么，费老师的课则如大河奔腾浩荡大气。费礼和老师在二、三两个学年为我们讲《教育学》。他长得福相，圆头圆脸，喜穿布鞋，迈方步，自带威严感，雍容大度。他天生的好嗓子，高亢明亮，中气十足。他的普通话不是中规中矩的那种，带着点口音，印象中他把“酸溜溜”念成“酸喽喽”。我们那时并不知他老家哪里，最近读到母校校史资料中有几位校领导的介绍，提到费老师“籍贯桐乡”，原是大文豪茅盾的同乡。
要评价费老师的课，“感染力”三字可能是比较确切的。一堂课下来，你会被他对教育全身心投入的情感所感染。他强调保护孩子的好奇心，让孩子自愿学习，反对灌输式教育。他讲到“教育禁区”，常痛心疾首：粗暴尖刻的语言，过分批评孩子，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凡此种种，乃教育之大忌也。听费老师的课，现在回想起来，最大的收获是打开了视野，让我们摈弃“非黑即白”观念，获得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普师三年不强调数理化，放弃了英语，但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基础课，以及生物、历史包括中国革命史等通识课，音乐、美术等专业技能课的开设，让我们的知识面比较宽博一些。
徐夕明 王纪法
徐夕明老师教历史。历史教人睿智，这话我信，因为徐老师给人的印象就很智慧。这种智慧并不是外露的，有时是眼神里透露的，有时是教课时不经意流露的。徐老师上课不徐不疾，有一种笃定。他知道我们这批初中毕业生书读得少，历史书读得更少，于是他常降低身段，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讲述那些我们从未听过的故事，包括人名。外国历史人物，名字往往很长，为让我们记住，他可是想尽了法子。至今我还记得古希腊“悲剧之父”叫埃斯库罗斯，徐老师用方言念做“阿四哭螺蛳”，强调一个“哭”字，与悲剧对应，过耳不忘；相对的，“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则被他赋予了“喜感”，念做“阿里撕拖畚（拖畚方言读音近似托芬）”，还配以“撕”的动作，与阿氏剧作“荒诞”“滑稽”的特点可谓神合。
徐老师有时会给我们讲课本以外的“历史”。比如有一次，徐老师向我们推荐了一部电影。他说，梁弄镇上正在上映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谢晋导演的，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他特别提醒女同学，“要带上手绢”。看来这是一部让人动情的片子，我当时就被徐老师的话所“蛊惑”，想去一探究竟。结果，看一遍不过瘾，到底看了几遍现在忘了。这是一部歌颂英雄的电影，也揭露了一些社会现实，很有谢晋的风格，难得的真实，许多细节让人共情。手绢倒是没带，但我承认，当连长梁三喜牺牲后，他妻子在三喜坟头说的一段话，我还是被戳中了，听完那句“孩子，我给你养大”，直接泪崩。
王纪法老师上的是《中国革命史》。他长得很男子汉，络腮胡，长方脸，与所教课程气质匹配。他有一个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法子，就是隔三差五从学生作业里挑一些贴在教室门口的墙壁上，此法颇奏效，我的作业被贴过一次后，从此对红色历史的学习平添了兴趣。不过，王纪法老师给我印象最深，或者说最震撼我的一件事，并不在课堂上，却是在澡堂里（现在看来，此事颇有些“启蒙”意义，也很能反映当时农村少年的观念）。20世纪80年代初，师范的物质条件与现在不可比，有些寒碜。就说澡堂吧，一大间通厅，两边靠墙装了一个个水龙头，印象中水龙头之间并无隔挡，可谓一览无遗。对于乡下长大的孩子，一走进这样的洗浴空间，有些不知所措。害羞，或者叫没见过世面，让我们洗澡时还穿着裤衩。有一次，我们几个男生走进澡堂，有一位老师在洗澡，正是王老师。我第一次遇见如此光明磊落赤条条的情景，一下子呆住了。王老师没注意到一旁少年的惊慌，依然从容不迫，神态自若。我想起王老师课上说过的话，“真理总是赤裸裸的”。是的，王老师是第一位让我见识“真理”的人。
应华明
教美术的应华明老师自带光环，源于他不凡的经历，还有他内敛的气质。他老家在慈溪庵东，却有过“北大荒”的生活经历（这一段总让我们心生好奇，却始终没有深究过）。许是为了纪念他那段岁月，他在女儿的名字里嵌入了当年的两个地名：“萝”（萝北）“佳”（佳木斯）。我们在师范读书时，萝佳还很小，他家好像在一幢教师公寓的一楼，年轻漂亮的应师母牵着小萝佳在校园走动，是我们印象中一道很美的风景。应老师那时三十几岁，身上散发出艺术之光，但这种光芒不刺眼。应老师的艺术倾向是偏“西”的，他是学院派，受过系统的西画训练。他教我们从素描、写生起步，讲空间，讲明暗，许多美术细胞发达的同学都紧紧围绕在他的周围，包括班长阿泗（孙立泗）、课代表应展望在内的几位同学常沉醉于石膏写生，一段时间几乎整天泡在挂有窗帘的画室里，对着绒布上轮廓分明的五官不知疲倦地画着。我没有绘画的禀赋，画静物处理不好空间关系，我画的搪瓷杯里的牙膏是半空悬着的，但还是装作很认真的样子画着，应老师巡视时总是鼓励我，让我不至于失掉信心。有一次在四明湖畔，我们以湖为远景，在一条通向湖面的土路上练水彩写生，水牛甩动着尾巴低头吃草，那幅画不怎么成功，但印象很深。我仅有的一些关于美术、美的认识最初都来自应老师的课堂，主体、背景，远景、近景，虚实、明暗，明朗、沉闷，古典、先锋，印象派、达达主义，都曾从他的口中跳出来。应老师的光环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字。他的板书是学校教师中最帅的，挺拔、遒劲却不僵硬，虽然是粉笔线条，却能感受到提按顿挫的意味，是有着他个人风格的“应体”，耐看，有力量却向内收着，正如他的个性。
师范毕业后没几年，应老师也调到慈溪工作了。萝佳要上小学了，那时教育资源不太均衡，我们几个84、85届同学工作的实验小学是当时慈溪最好的小学，但萝佳不符合入实验小学的条件，这时候我们六七个同学做了一件符合千年古国尊师古风的事情，联名把恩师的女儿“保”进了学校，当然也仰仗校领导的理解。虽然我的美术细胞不多，但女儿对画画却情有独钟，她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上应老师家学画画（据她说，是去看应家养的金鱼的），后来与国范的女儿凯凯一起在应老师工作的学校学画，至今我还记得两个小家伙暑假里在职高教室挥汗如雨却乐此不疲的那一幕。
李文孝
宁波一带为何多数学特级教师？或许与李文孝老师有关。——这是很多年后想到的。李文孝老师教的课叫数学教学法，他是那种研究型的教师，他能把数学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折服了许多喜欢或不怎么喜欢数学的学生。我是那种不怎么喜欢数学的人，但也被李老师的数学逻辑力量征服了。上李老师的课，注意力得十分集中，稍不留神就会跟不上。或者说，听他的课，你的眼神会被他的话语和板书引着走，不得不跟上。他的板书是一绝，可以和他的话语同步。他还可以一手板书一手擦黑板，两手协同并进，你开一个小差，好些要点已经被擦去了。他上课是全身心投入的，数理不再是课本上的教条，早已融会贯通于他的头脑，经过他的嘴如丝如缕清晰吐露，并化为黑板上清晰的推演图。当这种有节奏、有起伏、有高潮的推演，随着他时而舒缓、时而快速、时而高亢的语调铺展开来，最后以一个坚定的语调和目光划上句号，一堂课不经意间结束了。这时，他会拿出一本杂志来（印象最深的是《教学月刊》），他以略带自豪的口吻告诉我们，刚才讲的内容，他写了文章发表在某杂志上，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学校阅览室去看。他还会顺便说一句，“这篇稿子拿了不少稿费，昨天收到稿费后买了只鸡，炖鸡汤补补脑子。”与其是在炫耀，不如说在暗示我们，做研究的实惠是看得见的。
毕业以后在宁波多地遇到不少数学课上得好的老师，听他们上课时我有一种恍惚，他们身上似乎有某人的影子。后来得知，这些老师都是早年余姚师范毕业的。
唐黎明 张昊昱
1979年恢复办学的余姚师范，有一批青年教师，为这所学校注入了更多生机。
教物理的唐黎明老师，那时刚读完大学，只比我们大几岁，在我们眼里就是“少年大学生”。他是慈溪人，因为与我们年龄相近，又天性淳朴热忱，很快就成了学生的好朋友。上他的课变得轻松许多，也喜欢听他的“慈（溪）普”，跟着学他的口音，把“牛顿第一定律”故意读成“牛凳第一邓律”。班上有不少物理尖子生，一点就通，只是普师更注重专业课和教学技能养成，数理化通识课不如普高学校来得重视，其实师范课堂里是有一些物理天才的，只是没有机会发挥出来。84届有四个平行班，4班班主任兼物理老师李卓逊是一位瘦瘦高高的老教师，见李老师从远处走来，常想起成语“鹤立鸡群”。有几次因为唐黎明老师有事外出，李卓逊老师给我们上课，让我们有机会听李老师的“宁（波）普”。物理老师上课都极富逻辑性，语言简明扼要，李老师更是惜字如金，几十年的教学实践早让他驾轻就熟。每次课快结束时，他用宁波话告诫我们，听课要重视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不能像听戏文，听好，屁股一搭，跑拓（音tà）”，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还有一位青年教师张昊昱老师，教化学，老家也是慈溪，比唐老师大几岁，属于少年老成型，学生中一些比较“成熟”的同学跟他走得近。我们特别喜欢上张老师的化学实验课，看不同物质混在一起发出耀眼的火光，很神奇，也很刺激。张老师后来回家乡工作，任过慈溪职高校长。唐老师曾任慈溪锦堂职高校长。
杨建森
教音乐的杨建森老师，简直就是余姚师范艺术气质的化身。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散发着艺术气息。不高不矮的身材，微曲的头发，天然的好嗓音，一定被纳入过女生寝室熄灯后的话题中心。姚师有一幢独立的音乐楼，还有一排琴房。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从音乐楼的窗口飘来一阵男高音，那是杨建森老师在练声。有时是钢琴奏出的乐音，那是杨老师正埋首于音乐的世界里了。虽然我们中很多人并没有音乐的天赋，入师范前大多是“音盲”，但我们几乎都在音乐楼被杨老师的音乐课感染过，或者感动，或者钦羡，更多的是被牵引，被带入到他的音乐王国里逡巡一番。上音乐欣赏课是一种享受，随着音乐所表达的情绪起伏，年轻的杨老师也抑制不住感情的起伏，潇洒甩动着长发，有时双手抱于胸前，目光投向遥远以远，有时背对着我们，似乎怕我们看见他眼里滚动的泪水。我们也下意识地随着音乐而涌动着情感，整个音乐教室变成了一个情感的海洋，静谧、广阔，暗流涌动。杨老师组织了好多个音乐兴趣小组，不知何故，我竟然被选入合唱队，分在低声部，可常常被高声部的声音带着走，唱不准自己所在低声部的音。练琴更是弱项，差点过不了关，在此坦白，因为帮杨老师刻过几张歌谱蜡纸，杨老师还是让我通过了考核。三年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杨老师交给我一份歌谱，是著名的美国歌曲《友谊地久天长》，我把歌谱抄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抄写时还没什么感觉，在集体演唱这首歌的刹那，回想三年师生同窗情，几天后却将劳燕分飞，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写到这里，我仿佛又回到了四明湖畔某个雾气弥漫的清晨。操场的哨声、琴房的咿呀、黑板上吱吱的粉笔声，还有那些在讲台旁走来走去的身影，清晰得让人想伸手去触碰。四十多年了，我们这些当年的少年，如今已过了先生们当年的年龄。当年他们撒入泥土的种子，早已在不知多少地方开了花。风吹过四明湖的时候，我总觉着还能听见他们的声音——那是我们的青春，也是一辈子深藏于心底的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