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坎墩十里长街，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那个模样。那时最热闹的地段，从现在的周家路江原址（当时江还未掘通）一直延伸到西边的邮局。街不宽，两边是砖木结构的房子，大多平房，偶尔也有两层，五间十间地连成一排。中间一条四五米宽的石板路，傍晚时分，各家店铺次第上起排门。
站在周家路江原址往西望，北边朝南的店铺依次排开。打头的是生产部，像现在的农资公司，卖农药、化肥、农具、种子，还有凭票供应的木材。隔壁是收购站，收鸡蛋、丝瓜络、麦冬这些农产品，也收废纸、废布、碎玻璃、破铜烂铁。再过去是百货商店，东边两间卖布匹绸缎、针织品，西边两间摆着图书、五金和日用百货——图书多是马列著作和画像，样板戏宣传画写着“样品陈列，概不出售”，只有几本《艳阳天》《消息树》连环画，寥落地躺在柜台里。
点心店总是最热闹的。店里卖焦饼、油条、馒头、面包、油饼、油饺，都是传统早点。西边现做现卖的焦饼油条摊前，常年排着队。要先到东边柜台用钱和粮票换竹签——焦饼三分钱一两粮票，油条三分钱半两粮票——然后捏着竹签到炉前等候。早上还好，一到下午三四点，队伍里就出现挑着簟箩、扁担的人，一看就是生产队派来给社员买点心的，一买就是几十个。要是排在他们后面，不知要等上几炉。
往西走，夹着几间个体店和民居。集体理发店的椅子永远转个不停。渔蔬组东边的水产店，专卖远海捕捞的乌贼、剥皮鱼、咸带鱼、咸炝蟹。带鱼和咸炝蟹得开后门，能买到的都是排在最前头的几个，后面的就只能买点咸炝蟹脚。再往西是渔蔬组西边，旁边有间“洋龙”房，里头搁着消防器材。接着又是一溜临街民居，一直通到邮局——这是几十年来长街唯一没换过牌子的地方，拍电报、打电话、寄信、汇钱、寄包裹、送报纸，都在这儿。
南边的店铺，从周家路江原址往西数，头两家是我亲戚，史进泰和大爷爷家。隔壁是淘山杂货店，卖煤球、石灰、碗筷、扫帚、瓷瓶。再过去是集体办的服装店、中药店、肉店。肉店最热闹，两三间门面，每天清早围满举着篮子的人。那时候不兴排队，比的是谁的嗓门大、力气大，抢到好位置的就能买到好肉。卖肉的赵师傅常年剃光头，中等个儿，壮实得很，夏天一件背心，其他季节罩件蓝大褂。他手脚麻利，你要一斤肉，他一刀下去，分量八九不离十。不过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回我外公好不容易挤进去，说要一斤肉，他二话不说手起刀落，上秤一称，一斤八两。外公急了：“介多我吃勿起！”赵师傅一听乐了，大叫声：“老太公吃勿起！”手起刀落又砍下一小半。往后每次我跟外公去买肉，他一见外公就扯着嗓子喊：“老太公吃勿起，来哉——”
文具店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里头还藏着个照相店。红红绿绿的蜡笔、水彩颜料、灰暗的油光纸、彩色乒乓球，都是孩子们的心头好。隔壁豆腐店，有居民户口的凭票买“平价”豆制品，农民拿黄豆来换也行，只收加工费。再过去是烟酒杂货店、铁业社，然后是饭店。饭店是平房，朝北三四间，比东边的点心店宽敞，有近十张桌子。早上除了焦饼油条，还有豆浆、馒头、粥、面条，可以坐下来慢慢吃。当然来晚了就没座了。中午玻璃柜里摆着烧好的菜，红烧河鲫鱼最馋人。
再往西是副食店，那时叫南货店，五六间门面。东边卖烟酒糖盐酱油——烟酒要凭票。中间摆着糕点、火腿、桂圆干、红枣黑枣、饼干、蜜饯。最西边卖油，菜油和棉花籽油都凭票供应。油装在下面的油箱里，用扦杆抽上来，杆上有刻度。逢年过节，亲戚走动，就来南货店买礼品，用土纸包成礼包。店员先把草纸铺平，对角折起，封上一头，倒进桂圆什么的，再用挂在头顶的麻绳扎牢。要是买白糖、藕粉这些细碎的，还得在里面衬层细纸，免得撒漏。有时还在纸包上贴一小张红纸，看着就喜庆。
西头是农业银行和凉帽行。那时候长街妇女农闲了大多打凉帽——金丝草帽。先去凉帽行领丝草，到时候交货。手势手艺不同，交上去要评等级付钱。等级全凭肉眼，经理老C掌着这个生杀大权。权力大，得罪人也多。有人觉得自己明明打得挺好，评下来却低，气得不行，可又拿他没办法。后来听说老C好喝酒，就动了心思。买了两瓶好酒，喝光了灌进自己的尿，原样封好，趁没人时送去。老C以为是谢他的，高高兴兴拿回家。倒出来一闻，一股骚气扑面，才知道上了当。这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成了长街的一则笑话，背地里都叫他“老C吃烧西”。再往西是集体旅馆、木业社、竹器社……
那时候没有专门的菜市场，街两边就是市场。早市、晏市、夜市，从早到晚不断人。早市最热闹，从周家路原址到南货店一带，凌晨三四点就有农民陆续来摆摊。卖的大多是自留地里的时令蔬菜瓜果，也有农闲时从河里捕的鱼虾、泥鳅、螺蛳、黄鳝——全是野生的。后海的渔民挑来小白蟹、潮虾、虾籽、泥螺、蛤蜊。还有卖羊肉骨头粥的、卖豆浆的。到五六点钟，人山人海，摩肩接踵。那时候上街叫“出市”，拎只杭州篮。买大宗东西叫“收”，收柴、收西瓜、收弯头菜。
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第一位的。没柴烧不成饭，那是大事。除了农户，居民有煤球票、火油票，一般烧煤炉或经济炉（又叫五更机）。只有戤社户煤球不够，得去收柴。我家多半收花秆，棉花秆火力旺，也收些黄豆秆、麦秆引火。农户自己倒节省，卖了花杆，烧稻草麦秆。收大件东西，买卖双方谈好价，叫来中人。中人有秤，分量他称，以示公平，成交后卖方出点费用。
十里长街上，总有些穿街走巷的小生意人。悠长的叫卖声，是长街空气里少不了的声音。兑糖郎敲着小铜锣给孩子兑糖，还有补碗的、修缸补甏的、配钥匙补锅的铜匠、箍桶的、磨剪刀磨菜刀的、挑担卖晏潮白蟹的……其中有个卖“放账交菜籽”的最招眼。中年汉子，个子不高，圆脸，皮肤黑里透红，声音洪亮，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卡其布衣裳。他背个布袋，一路走一路唱，抑扬顿挫，很有调子：“交菜籽要伐，大交菜二三十斤一株，放账交菜好吃好卖卷心为株——”他一开口，总引来一群五六岁的皮孩子，跟在后头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学着他的腔调唱。只是把词儿换了：“交菜籽要伐，大交菜二三十株一斤，放账交菜好吃好卖卷心为株——”气得卖菜籽的涨红了脸，举起手骂：“小盗生，乱话西话，再犯实巴掌要吃伐！”孩子们见他真恼了，轰地一下散了。可下次来了，照样跟在后面唱。
那些小生意人风里来雨里去，尝尽生活的苦，也给长街带来许多快乐，许多念想。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们连同那些悠长的叫卖声，都消失在岁月的深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