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回溯至1982年初春，安徽省含山县的山沟沟里。
三个月的新兵淬炼刚刚散去硝烟，我便在这片冷峻的山沟里，被正式编入21连一排。原排长调走了，新排长还未到任。
营房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简陋，全排挤在一间大屋子里，鼾声相闻，气息交融。我的铺位紧邻门边，是下铺，而上铺是浙江余姚城市兵张果君。
日子如水般流淌，直到那一天，一位身着上衣“四口袋”军官服的首长悄然踏入。屋内众人尚在恍惚，我却本能地从小凳子上弹起，那股威仪与气场，我一眼看出，他是我在新兵中队生病时，慰问过我的蒋华年营长（后任军分区司令员）。
那时，我们部队是南京军区司令部唯一的直属旅，旅机关远在江苏南京，这深山营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员，便是营长。
我没有犹豫，立正，敬礼，声音洪亮：“全体起立，稍息，立正！首长同志：21连一排全体同志正在自学，请指示！”
“继续自学”，蒋营长的回应干脆利落，字字透着军人的干练。
连长朱克富（后任军分区参谋长）、指导员章华松（后任省城保险公司领导）等赶来后，蒋营长指着我，对朱连长说：“他反应很快……”
这句简短又不经意的认可，让我心底泛起阵阵欣喜，也暗自下定决心，要在军营里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不久，旅司令部在我们连试点成立外军研究室，作训参谋戴华（后任警备区司令员）蹲点指导。
朱连长找我谈话，命我协助戴参谋，绘制图表等。我格外珍惜这份难得的历练机会。
4月初的一天午后，蒋营长再次只身来到连队，径直走入外军研究室。他与戴参谋寒暄几句后，目光落在我身上，随意问起了我的籍贯、学习情况等。
待他离去，戴参谋笑道：“蒋营长亲自来考察你了，我向他推荐你去营部侦察班。”
听闻这个消息，我心中既惊喜又忐忑。
几天后，朱连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我紧张地笔直站立在他面前。他却面带微笑，温和地让我坐下，语重心长地说：“跃清，说实话我是舍不得你走，但蒋营长调你去侦察班，你的前途会更好。营部相当于部队机关，平日里往来的首长更多，到了新岗位，一定要更加注重礼节礼貌，踏踏实实做事，我相信你一定能很快适应，干出成绩……”
看着朱连长脸上流露出来的，既有慈父般的期许，又有兄弟般的不舍，我眼眶发热，强忍着即将落下的热泪，重重地点头。
我告别了大通铺，到了营部。由于我们是特种部队，营下属的连队比普通营多，人员也多，营部真是一个小机关。我们班三人住一套房，其他生活待遇也明显提高。
但我深知，自己绝非是来享受安逸的，肩上即将扛起的，是更重的责任与使命。
没多久，班长郭海根带领我和张庭国，奔赴位于江苏盱眙的教导大队，迎接为期四个月的侦察兵特训。高强度的训练磨砺着我的意志，也让我练就了过硬的侦察本领，为后续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3年3月，南京军区组织“839”军事演习。此前，蒋营长已调任工兵团副团长，营长郑德玉（后任旅后勤部部长）将率全营向百公里外的长江边摩托化开进，我奉命绘制军用地图，把教导大队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为部队行动前标注行进路线及驻地坐标等。
全营到达驻训地，我“火线”受到嘉奖，不久，我被调到位于南京的旅司令部特务连，并进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明任总指挥的演习指挥部，实施侦察、测绘工作。在这年度训练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共受到四次嘉奖，一次被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所在班为演习实施侦察作出贡献，荣立集体二等功。
年度训练、演习结束后，我要求回到营部，在艰苦的环境中再锻炼自己。
不久，我被任命为侦察、通信二班合一的副班长，几个月后，我被任命为营部代理军官：书记，从侦察兵转为文秘人员。后来，书记这干部编制被撤销，设文书岗位，我任文书，继续处理营部的日常事务。这特殊的成长经历，让我受益终身。
我在部队四年，其中超期服役一年后，谢绝首长的挽留，退伍回家。部队里学到的知识、技能和做人的道理，影响了我的整个职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