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述
唐宋时期上林湖越窑秘色瓷的烧造，“置官监窑”的传世文献很少，其窑务管理机构、官员职衔及其运作方式长期湮没无闻。越窑文化研究专家闻长庆先生长期致力于上林湖越窑秘色瓷的研究与复兴，其研究成果为重新审视越窑官窑制度提供了重要基础。本文在此基础上，以上林湖出土的六方唐宋墓志为核心史料，系统考释石仁里俞氏家族五代人“继代効省瓷窑之职”的历史事实，重点探讨该家族的祖源、世系传承及其与秘色瓷官窑的关系；并梳理了俞氏家族从高祖至孙辈至少六代人的世系谱牒，考定其活动年代可追溯至唐贞元年间（8世纪末至9世纪初），并指出该家族持续管理官窑长达一个半世纪以上。石仁里俞氏是唐宋时期上林湖秘色瓷官窑的核心管理者，其世系研究为填补越窑官窑制度文献空白提供了第一手证据，同时对考证浙江俞氏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的谱牒学价值。
一、秘色瓷，核心烧造地与置官监窑
秘色瓷是唐宋越窑青瓷中的极品。唐人陆龟蒙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赞其釉色之美，五代时钱氏吴越国将其作为供奉中原王朝的贡品，“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十四件秘色瓷，以确凿的实物证据证明晚唐时期秘色瓷烧造已经成熟，并与地宫《衣物帐》的记载完全吻合。2016年，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首次发现了带有“秘色”字样的匣钵，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彻底锁定了秘色瓷的核心烧造地。
然而，关于秘色瓷的生产管理体系，传世文献的记载却极其简略。明嘉靖《余姚县志》仅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至于“置官监窑”的具体内涵——由谁置、设何官、如何管理、官员从何而来——则一概阙如。
越窑文化研究专家闻长庆先生，数十年来致力于越窑秘色瓷的研究与复兴。他不仅成功恢复了失传千年的秘色瓷烧造技艺，更通过对上林湖地区出土唐宋墓志的系统搜集与整理，首次揭示了俞氏、罗氏等家族与越窑官窑的密切关系。闻长庆先生指出，唐宋时期上林湖存在由俞氏家族世袭管理的“省瓷窑”官窑体系，这一发现为重新认识秘色瓷的生产制度提供了关键线索。
在墓志研究方面，闻长庆先生尤为重视《俞府君勾押墓志》（宋开宝三年，970年）中“继代効省瓷窑之职”的关键记载。他指出，“省瓷窑”之“省”指朝廷三省六部，证明了上林湖窑场的官方性质；而“继代”一词，则揭示了管理职位的世袭制。闻长庆先生将俞氏墓志与同地出土的罗氏家族墓志（罗坦为“省作头”）相互印证，进一步推定上林湖在唐宋时期存在一个由俞氏、罗氏等家族分工管理的官窑体系。本文的研究，正是在闻长庆先生这一发现的基础上，对俞氏家族的祖源和世系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考证，以上林湖出土的六方唐宋墓志为核心史料，重点探讨石仁里俞氏的祖源、世系传承及其与秘色瓷官窑的关系，以期在家族史与窑业史的交汇处，勾勒出这一“官窑世家”的历史面貌。
二、上林石仁里：越窑核心区的地理坐标
在讨论石仁里俞氏家族之前，有必要对“石仁里”这一地理概念作一明确界定。石仁里是唐代明州慈溪县（五代后改属越州余姚县）上林乡下辖的一个“里”级聚落（唐基层区划：县—乡—里），是上林乡南部紧邻上林湖核心窑区的重要窑民聚居里，与鸣鹤乡的小山里为相邻两大古里。石仁里的四至范围为：东临白洋，西至彭桥，南到游源，北至大古塘，覆盖了今慈溪市匡堰镇至桥头镇一带的区域。南宋方志由施宿主编的《会稽志》明确记载，“上林乡在县东北七十里管里五：石仁里、严顺里、祁恩里、田熟里、王惠里”，石仁里居五里之首。石仁里并非普通的村落，而是组织严密、功能完备的“超级大里”。其南部山区（游源）提供瓷土、燃料和水源，中部丘陵与平原（白洋至彭桥之间）是窑场和居住核心区，北部大古塘不仅是海潮屏障，更是产品外运的内河与海运枢纽。五代罗氏墓志中出现的“使司北保”“使司南保”等地名，表明管理官窑的行政机构“省瓷窑务”（即“使司”）就设在这一范围内。“使司”在浙东方言中音转为“后司”，正是今日上林湖西岸“后司岙”地名的由来——后司岙窑址于2016年被确认为晚唐五代秘色瓷的主要烧造地，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这片窑火不熄的土地上，密集分布着从东汉至南宋的近一百二十处青瓷窑址，是越窑的中心产区。石仁里不仅是越窑青瓷的生产中心，更是秘色瓷官窑的管理中枢。生活在这里的俞氏家族，正是这一官窑体系的核心管理者。他们在墓志中留下的“上林乡石仁里湖表保”“东窑岙”“乌石保”等地名，精确勾勒出家族私宅、墓地和官窑窑场在这一范围内的空间分布。
三、石仁里俞氏的祖源考辨
石仁里俞氏的祖源问题，是理解该家族历史地位的关键。然而，与五峰俞氏（有《金字谱》等系统族谱传世）不同，石仁里俞氏没有留下任何纸质或绢帛族谱。我们对这一家族祖源的认识，完全依赖于出土墓志中的零散记载。
（一）郡望：河间的文化认同
《方府君墓志》（唐会昌元年，841年）由“河间俞次”撰文，这是石仁里俞氏追溯“河间”郡望的最早实物证据。《俞府君勾押墓志》（宋开宝三年，970年）亦明确记载“府君本望河涧（间）郡”。“河间”作为唐代郡望，指古河间地区（今河北省河间市至山东省西北部一带）。唐代敦煌文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S2052号）明确记载“河北道瀛州河间郡”出八大姓，俞氏位居第二，确证了“河间俞氏”在唐代已是公认的姓望大族。
敦煌文书证明“河间俞氏”确为唐代河间地区的姓望大族，石仁里俞氏的“河间”郡望并非没有历史依据。结合俞氏更古老的祖源——商周古俞国位于古河间地区（今山东夏津一带），石仁里俞氏追溯“河间”郡望，可能是对远祖故地的一种集体记忆。
（二）世系：五代人的谱牒重建
《俞府君勾押墓志》是重建石仁里俞氏世系的核心史料。志文云：
“父讳卿，祖儒，曾祖_，继代効省瓷窑之职。……故府君充省瓷窑都勾押之行首也。……次曰从皓，充瓷窑勾押，娶于副使女蔡氏。”
据此，特别是“继代”两字，是继承的意思，志中虽没有写到高祖，但曾祖是“继代”高祖“効省瓷窑之职”的，所以可以列出从高祖到孙辈至少六代人的直系世系：
世次名讳职务推定活动年代
高祖（佚名）“効省瓷窑之职”约唐贞元年间（785—805）
曾祖（墓志缺载）“继代効省瓷窑之职”约唐元和至大和年间（806—840）
祖父俞儒同上约唐开成至咸通年间（836—873）
父俞卿同上约唐咸通至光启年间（860—888）
墓主俞勾押省瓷窑都勾押之行首约唐龙纪至北宋开宝（889—970）
子俞从皓充瓷窑勾押约五代至北宋初（920—990）
关于年代推定，需要加以说明。墓主俞勾押卒于宋开宝三年（970年），享年七十三岁，可知其生于唐乾宁五年（898年）。其父俞卿的活动年代约在920—940年（五代中期），祖父俞儒约在890—910年（唐末五代初），曾祖约在860—880年（唐咸通、乾符年间）。由此上推，高祖的活动年代应在唐大中、咸通年间（850—870年）或更早。因此，志文中“继代効省瓷窑之职”的“继代”最早可追溯至唐贞元、元和年间，即9世纪初甚至8世纪末，这与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的时代（咸通年间）完全吻合。
此外，《俞府君妻黄氏墓志》（后梁开平四年，910年）提供了俞氏子辈和孙辈的宝贵信息。墓主黄氏的丈夫“俞府君”（名讳残缺），其子辈为“汉球、汉璙、汉璋、汉超、汉瑫”，五人皆为“汉”字辈；孙辈有“从质、从诲、从安、从厚、胡僧、团郎、新郎”，皆为“从”字辈。这与《俞府君勾押墓志》中“从皓”同为“从”字辈，表明两支属于同一大家族的不同房支。至此，石仁里俞氏的字辈谱系可以清晰地排列为：□（高祖）→□（曾祖）→儒→卿→勾押/汉某/从某→承某，至少涵盖了四至五个明确的辈分。
（三）定居年代：早于五峰俞氏
石仁里俞氏在浙江的定居时间，可以根据墓志推断出一个保守的年限。《沈庄妻俞氏墓志》（唐元和三年，808年）是目前所见最早涉及该家族的实物史料，表明至迟在9世纪初，俞氏已是上林湖地区的定居家族。志文称沈庄“娉纳俞门”，说明俞氏女子已经嫁入当地沈氏家族，家族在该地的定居和融入已非一朝一夕。
若结合《俞府君勾押墓志》中“继代効省瓷窑之职”的记载进行推算，俞氏参与官窑管理的最早辈分（高祖）的活动年代约在8世纪末至9世纪初，其定居上林湖的时间还可能更早。
这一时间点与五峰俞氏形成鲜明对比。五峰俞氏的入浙始迁祖为俞稠，其入浙时间在唐末乾符年间（879年前后），比石仁里俞氏最早的墓志（808年）晚了约七十年。如果考虑到石仁里俞氏在808年已是定居当地、有女出嫁的状态，其实际定居时间至少可追溯至8世纪中期，比五峰俞氏早约一个世纪。因此，从时间序列上判断，石仁里俞氏不可能是五峰俞氏的分支，而是更早定居浙江的独立俞氏支系。
四、世系考实：从墓志构建的家族谱牒
（一）六方墓志的互证关系
石仁里俞氏的世系重建，依靠的是六方唐宋墓志构成的互证网络。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1.《沈庄妻俞氏墓志》（元和三年，808年）
这是最早涉及石仁里俞氏的墓志。志文载沈庄“娉纳俞门”，是俞氏女性嫁入沈氏的最早记录。墓志为瓷质、施青釉，葬于“明州□□□山北上林陂内”。此志虽非俞氏墓志，但证明9世纪初俞氏已是上林湖地区的定居家族。
2.《方府君墓志》（会昌元年，841年）
由“河间俞次”撰文。此志证明俞氏家族中已有具备文才、能为乡邻撰文之士，且郡望为“河间”。撰文者俞次的辈分无法确定，但他与石仁里俞氏同族无疑。
3.《且诠墓志》（咸通七年，866年）
志文载且诠长子“元芳，娶俞氏”，是俞氏与且氏通婚的确证。志文中首次出现了“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这一地名，锁定了俞氏家族的活动中心。
4.《蒋达妻黄氏墓志》（咸通十年，869年）
志文载蒋达之女“次适俞氏”，表明俞氏同时与蒋氏、沈氏保持着姻亲关系。该志还强调蒋氏“一岙之内，悉皆物业，不践他人之地土”，从侧面反映了石仁里大族的经济实力。
5.《俞府君妻黄氏墓志》（后梁开平四年，910年）
这是首次出现的俞氏直系墓志。墓主黄氏之夫为俞府君（名讳残缺），子辈为“汉球、汉璙、汉璋、汉超、汉瑫”，孙辈有“从质、从诲、从安、从厚、胡僧、团郎、新郎”。该志明确记载了俞氏“汉”字辈和“从”字辈的辈分排列，是世系重建的关键环节。墓主之夫被称为“当境之鼎胄”，表明此时俞氏已是地方公认的世家望族。
6.《俞府君勾押墓志》（宋开宝三年，970年）
这是六方墓志中信息最为完整、价值最高的一方。墓主为俞勾押，其名“勾押”来源于其职务“省瓷窑都勾押之行首”，这是以职为名的特殊命名方式。古人有名、字、号甚至有谱名等，墓志只记载了俞勾押的职务，该志提供了完整的六代人谱系，并首次揭示了“继代効省瓷窑之职”的家族职业秘密。
（二）字辈体系的发现
六方墓志的互证，揭示了一个清晰的辈分体系：
第一代（高祖）：名佚，活动于唐贞元、元和年间（8世纪末至9世纪初），効省瓷窑之职。
第二代（曾祖）：名讳缺载，“继代効省瓷窑之职”，活动于唐大和至大中年间（9世纪前期）。
第三代（祖）：俞儒（名讳为单字），活动于唐咸通年间（9世纪中后期）。
第四代（父）：俞卿（名讳为单字），活动于唐末至五代初（9世纪末至10世纪初）。
第五代（墓主）：俞府君（黄氏之夫），活动于五代至北宋初，按时间和排行分析，黄氏之夫俞府君，要比俞勾押高一辈，俞勾押与俞府君之子俞汉球等同辈。
第六代（墓主）：俞勾押，名讳有以职为称呼的特征，与汉球、汉璙、汉璋、汉超、汉瑫等同辈，他很可能另有谱名，也为“汉”字辈。
第七代（孙）：从质、从诲、从安、从厚、胡僧、团郎、新郎，从缄，从德，从庆，从皓等。
从命名规律来看，这个家族经历了从单名到辈字化的演变：高祖至父辈多用单名（名佚、儒、卿），至第六代出现职官化的命名（勾押），开始形成规整的“汉”字辈和第七代的“从”字辈，显示了家族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三）与黄氏墓志的世系连接
《俞府君妻黄氏墓志》中的“俞府君”与《俞府君勾押墓志》中的俞勾押，同属石仁里俞氏家族，但并非同一人。理由如下：
第一，时间不同。黄氏卒于910年，其夫“俞府君”当时已被称为“当境之鼎胄”，应是中年或老年。俞勾押卒于970年，享年七十三岁（生于898年）。当黄氏去世时（910年），俞勾押年仅十二岁，尚为少年，不可能已有五子七孙。
第二，子辈命名方式不同。黄氏墓志中，俞府君的子辈为“汉球、汉璙、汉璋、汉超、汉瑫”，均为“汉”字辈；而俞勾押墓志中，其子为“从皓”。“汉”字辈与“从”字辈的关系，当为同一大家族不同房支的辈分排列，或为不同时期的辈字系统。
合理的推测是：“俞府君”（黄氏之夫）是俞勾押的父辈或祖辈族人。黄氏墓志中的“汉”字辈五子，与俞勾押同辈或稍早；黄氏墓志中的“从”字辈七孙，则与俞勾押之子从皓等同辈。两方墓志共同展现了石仁里俞氏在10世纪初（910年）至10世纪末（970年）两个不同时间截面的家族面貌——前者（910年）家族已枝繁叶茂，被称为“当境之鼎胄”；后者（970年）则记录了这一家族五代人世袭窑务的核心职业身份。
五、俞从皓与俞皓：从官窑世家到建筑巨匠的推测
石仁里俞氏家族六代人服务于“省瓷窑”，是世袭的官窑管理者。然而，这个家族的历史影响力可能远不止于窑业。北宋初年出现了一位被誉为“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的建筑巨匠——喻皓（又写作预浩、俞皓），他与石仁里俞氏之间可能存在着尚未被充分认识的血脉关联。
（一）喻皓（俞皓）其人
喻皓，又作俞皓（？—989）是五代末北宋初著名建筑工匠。据欧阳修《归田录》及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他擅长营造木塔，主持建造了汴京（今开封）开宝寺木塔，塔高三十六丈，是当时京城最高的建筑。为了抵御西北强风，他特意将塔身略向西北倾斜，展现了惊人的结构力学直觉。他还著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木结构建筑手册《木经》，原书虽佚，但其影响深远，被后世奉为木工经典。欧阳修盛赞其为“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
在宋代文献中，这位建筑大师的姓名写法不一，有“喻皓”“预浩”“俞皓”等多种版本。姓氏的通用互写，提示了其可能与俞姓家族存在关联。
（二）俞从皓与俞皓的姓名对照
《俞府君勾押墓志》明确记载，墓主俞勾押的次子名为俞从皓。这个姓名与“俞皓”之间只差一个字——“从”字。
在石仁里俞氏的世系中，“从”是明确的辈字。《俞府君勾押墓志》中，墓主子辈有“从皓”，孙辈有“承礼”；而《俞府君妻黄氏墓志》中，孙辈七人皆以“从”字为辈分（从质、从诲、从安、从厚等）。这表明“从”是俞氏家族在五代宋初使用的辈分用字，“从皓”即为“从”字辈的俞皓。
如果喻皓（俞皓）确实出身于石仁里俞氏，那么他最可能的身份就是俞从皓本人。在宋代文人的记载中，将“俞从皓”简写为“俞皓”是完全可能的——辈字在族外使用时经常被省略。
（三）时代、地域与职业的多重交汇
俞从皓与喻皓（俞皓）之间的关联，不仅体现在姓名上，更体现在时代、地域和职业背景的多重交汇：
第一，时间的高度吻合。俞从皓之父俞勾押卒于宋开宝三年（970年），当时俞从皓已任“瓷窑勾押”，并娶了副使女儿蔡氏，推测其年龄当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生于940—950年）。喻皓（俞皓）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去世，其卒年与俞从皓的推定年龄完全吻合——俞从皓在989年当为四十至五十岁，正是经验丰富、堪当大任的年纪。
第二，地域的一致性。喻皓（俞皓）在传世文献中被记载为“浙东人”。浙东正是石仁里俞氏的核心活动区域——越州（明州）上林乡石仁里。五代末北宋初，吴越国入宋版图，大量的吴越人才北上进入宋都汴京。喻皓从浙东北上至汴京主持皇家工程，完全符合这一历史背景。
第三，职业技术的传承逻辑。这是最为关键的内在线索。石仁里俞氏五代人充任“省瓷窑”官员，世袭管理窑务。窑务管理本身即包含窑炉建造和窑室设计的土木工程技术。越窑龙窑长达数十米，依山而建，其坡度、火膛、烟囱的设计都需要精湛的土木工程技术。一个长期浸淫于窑场营造技术、积累了丰富建筑经验的家族，孕育出一位在建筑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后人，在技术传承的逻辑上完全通顺。
北宋初年，随着吴越国纳土归宋，“省瓷窑”体系逐渐瓦解，窑务世袭官职失去了制度基础。俞从皓这一代，面临着家族职业的转型压力。他自幼在窑场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窑炉建造技术，积累了丰富的土木工程经验。当官窑体系瓦解后，他将自己的技术才能转向了更为广阔的建筑领域，最终成为一代建筑巨匠——这不仅是个人才华的展现，更是家族数代技术积累的升华。
（四）推测的限度与意义
需要明确的是，俞从皓即喻皓（俞皓）这一推论，目前仍属于学术假说，尚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俞从皓之名仅见于《俞府君勾押墓志》，而宋代文献中的喻皓（俞皓）均未提及他与上林湖窑业的关联。两者之间的身份衔接，主要依靠姓名、时间、地域和职业逻辑的综合推断。
然而，这一推测的学术价值不容忽视。如果俞从皓确实是喻皓（俞皓），那么石仁里俞氏家族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秘色瓷官窑的管理者，更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一位里程碑式人物的出身地。这个“官窑世家”的历史意义，将从窑业史扩展至建筑史，为理解唐宋之际技术官僚家族的多元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的案例。
即使这一推测最终无法证实，石仁里俞氏的官窑管理背景，也为理解喻皓（俞皓）的技术来源提供了可能的家族环境参照。一个汇聚了优秀窑匠、积累了丰富窑炉建造经验的官窑世家，无疑是孕育技术天才的理想土壤。
六、结语
石仁里俞氏家族的历史，是一部由出土墓志一点一滴拼合而成的“瓷上家族史”。在没有传世族谱的情况下，六方唐宋墓志构成了重建这一家族世系的唯一证据链。
从世系角度看，我们已经可以勾勒出俞氏家族从高祖到孙辈至少六代人的清晰谱牒。命名方式从早期的单名（儒、卿）发展到中期的职官化命名（勾押），再到后期的规整辈字（汉、从、承），反映了家族组织化程度的逐步提高。
从祖源角度看，石仁里俞氏自称“河间”郡望，与唐代浙江其他俞氏支系共享这一文化符号。但其实际定居浙江的时间（至迟8世纪中后期）远早于五峰俞氏（唐末乾符年间，约879年），两者属于不同时期的移民，是相互独立的俞氏支系。石仁里俞氏是当前所见较早的浙江俞氏实物证据，对研究浙江俞氏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的谱牒学价值。
从历史意义看，石仁里俞氏家族的历史，是越窑秘色瓷生产制度的一个微观缩影。五代人的“继代効省瓷窑之职”，揭示了传世文献中“唐宋时置官监窑”六个字背后丰富而具体的内涵——那是一个由朝廷设立、由家族世袭管理、层级分明的官窑体系，是秘色瓷得以持续数百年高质量烧造的制度保障。
而俞从皓与喻皓（俞皓）的推测性关联，则为这个家族的历史增添了更为宏阔的维度——从官窑管理到皇家建筑，从越窑窑炉到开宝寺木塔，一个世袭技术官僚家族的深厚积累，最终可能以建筑大师的形式获得了最高的升华。
正如闻长庆先生所指出的，墓志铭的记载比纸质文献更靠谱，因为它是埋入墓中的第一手史料，未经后世篡改。这些刻在青瓷罐上的志文，不仅是俞氏家族的编年史，更是一部凝固在瓷器上的官窑制度史。随着更多瓷墓志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唐宋越窑官窑制度的全貌必将更加清晰地呈现于世。
附录：
俞府君妻黄氏墓志
梁开平四年（910）九月
[志文]
大梁越州馀姚县上林乡石仁里故俞府君亡妻江夏黄氏夫人墓志铭并序
将仕郎前右金吾卫兵曹参军柱国潘辐撰
夫人笄年适于府君，讳□，府君乃□□□当境之顶胄。夫人贤行，案推仪范莫及，为乡邻之敬仰，是亲眷之规模，淑德有闻，贞姿无比，于妇道而举按莫阙，在母情而截发宁亏。谓乃福祐延长，神明洞鉴，何图事生不测，祸忽潛临，以开平四年八月廿八日奄遭斯祸，夫人享年六十有八。男五人，汉球、汉璙、汉璋、汉超、汉瑫，弟兄皆谨干立身，柔和处世，仁行有同于颜子，英贤□□岂让于荀家，棣萼花荣，诚堪众仰，鹡鸰原上，实见风光，襟袍且虚，延纳常切，既怀恩德，孰不钦崇。球有男一人，从质；璙二人，从诲、从安；璋四人，从厚、胡僧、团郎、新郎；超有女；蹈未婚。夫人女五人，长适□氏；次适冯氏；第三罗氏，不年先亡；第四袁氏；第五陆氏。□其妇礼严洁，孝道端□。夫人内外侄孙，人数众多，□一一标记，以其□节合附。玄宫取□□年九月廿九日之于东窑?内，乃□□之地也。呜呼!嗟电光之不驻，恨隙驹之难留，此乃谓子欲养而亲不待，□□早□存念过受，慈怜见此，哀伤□胜鲠塞，聊陈盛德，实愧荒芜，□奉命而书，乃为铭曰:
淑德真姿兮世所稀，慈悯温和兮众乃知，魄散魂销兮一去后，弟顺兄恭兮万代居。
[附记]
私人藏。八棱罐，上大下小，带盖和底座，青黄釉。通高三十七釐米，志文共四百三十三字，行数不明。录自蔡乃武《“东窑”出上林湖——从新发现的两件五代越窑墓志罐谈起》（《2007’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越窑瓷墓志》厉祖浩编著159页
俞府君勾押墓志宋开宝三年（970年）九月
【志文】
②大吴国会稽府余姚县故俞氏府君勾押亅墓铭并序
府君本望河涧郡。父讳卿，祖儒，亅曾祖，继代効省瓷窑之职，并乃忠孝相传亅，
庆荣后嗣。故府君充亅省瓷窑都勾押之行首也，可乃五常立德，十亅信为怀，一境钦崇，
四远仰慕，咸称不可得也。亅府君乃育男四人，长曰从缄，娶于余氏；亅次曰从德，娶于夏氏；次曰从庆，娶于闻氏；亅次曰从皓，充瓷窑勾押，娶于副使女蔡氏。亅并乃处众谦和，莅事明敏，用冰泉励己，亅出淸皃以驰名。乃育女一人，长曰马姑，适从亅钱氏，可谓荣隆花萼，??庆袭高堂。亅四男连敬于旨甘，一女俄从美彦，长孙承礼亅等家逾五十来口。况府君不料三彭亅遽隐，四大俄分，以开宝三年六月初一日亅终于上林乡石仁里湖表保之私苐也，亅府君年逾七十有三。嗟乎！来同电影，亅去比幽途。窀穸既有良期，灵识固亅须卜宅，即以当年九月十三日于当亅乡乌石保从宅一里以来自己分地，东西亅南北并自至,
壬向，建新茔之礼也。虑以亅年代浸远，丘岗变更，固刊石为亅铭，用彰不朽。词曰：亅
浩浩麈劫，今古由同，一气潜去，亅万讥归空。其一。迢迢冥路，曾无再顾。亅欝欝青松，奄兹垄墓。其二。坐彼山门，亅祯祥莫论。千秋万岁，益子利孙。亅
[附记]
私人藏。八棱罐，带盖，底座形似外撇高圈足，刻覆莲。青釉。通高约三十五厘米。志文二十七行，三百八十六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越窑瓷墓志》厉祖浩编著192页
参考文献
[1]慈溪市博物馆藏.《沈庄妻俞氏墓志》（唐元和三年）、《方府君墓志》（唐会昌元年）、《且诠墓志》（唐咸通七年）、《蒋达妻黄氏墓志》（唐咸通十年）、《王元之墓志》（宋庆元二年）
原载《慈溪碑志》厉祖浩编著
[2]《俞府君妻黄氏墓志》（后梁开平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越窑瓷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越窑瓷墓志》厉祖浩编著159页
[3]私人藏.《俞府君勾押墓志》（宋开宝三年）.
[4]闻长庆.浙江中立越窑秘色瓷研究所相关研究成果.
[5]明嘉靖《余姚县志·物产》.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考古发掘简报[R].2017.
[7]厉祖浩.越窑瓷墓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