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涉及生产队内容共有十九条。《草案》指出，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直接收益的分配。生产队对于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避免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每个社员的劳动工分都要按时记入工分手册，账目要定期公布。
农村人民公社时期（1958年—1983年）的生产队记工员，每天晚上在生产队仓库晒场根据社员当天劳动的内容、时长（如半日、全日）和底分（按体力评定，如正劳动力10分/天）登记到劳动工分簿个人名下，以确保“按劳记分”。记工员是每天记录社员出工和所挣工分的专职人员。劳动工分直接决定年终粮食与现金分配，是计算报酬、分配口粮和现金收入的核心依据，直接决定社员家庭的生存资源。
那个年代我印象最深的是农活干得不少，肚皮却填不饱。我出生在民主公社华家桥大队，虽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却在自己村里被视为“文化人”。生产队先叫我做仓库保管员，后让我担任记工员，接着又担任生产队会计。
当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非常困难，养着猪，又养了羊，三四只羊吃草的胃口很好，因此割草的任务也重。那时很难找到割草的地方，家里还有一台草绳机，算是副业，以我为主，草绳纺好后卖到庵东盐场。生产队社员天天有农活做，根本没有休息的日子，记工员每天晚上也要出现在生产队仓库晒场，于是吃好晚饭我先纺草绳，然后匆匆忙忙赶到生产队为社员们记工分。晚上回到家还要准备第二天干活用的工具，如磨好刮子、砊锨、草刀，然后搓好草绳、做好草鞋等，根本没有停歇的时间，真是既忙又苦。
作为一名记工员，对每位社员辛勤劳动一天所记的工分要慎之又慎，不能有丝毫怠慢，社员们对自己的劳动所得也十分关注。
劳动计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普通工种的大锅饭，如削地、拔草，正劳动力一天13分，非正劳动力按给出的底分乘以13分，就是一天所得的实际工分；另一种是计件制（亦称包工），如“双夏”即夏收夏种，收割早稻，按所收割稻谷的实际重量计工分，种田（插秧）按实际插种的长度计工分，拔秧按所拔的平方面积计工分，核算有点复杂。一台打稻机，生产队长一般会派八至九个人。考虑到要把收割的稻谷挑担到生产队晒场，还要缚稻草，其中两个必须是男正劳动力，六至七个女劳动力。打稻一天，记工员给大家计算出一台打稻机每一担稻谷所秤重量的总和来算出所得的总工分，再以两个男正劳动力为主，按照每一参加者所付出的劳动量或表现给出多少工分。
在那个年代，社员获知外界信息的两个主要渠道是大队里订的几份报纸和各农户的有线广播。社员一般不易看到报纸，即使看到也没几人能看懂，有些社员“三代人都不识字”，但早晚时段的广播大家都想听。我当记工员时电灯照明也没有，用的是煤油灯。1966年5月虽通了电，但使用的功率都很小，白炽灯泡只有15瓦与25瓦。户装灯盏数受到严格控制，有的用双联开关，有的用三联开关，也有的在隔间墙壁上挖个洞，灯挂在洞口，两间合用。晚饭后经过一天劳作的社员们都会汇集到生产队仓库晒场，关注自己的劳动能得多少工分。在社员们回家之前，记工员会把记在劳动工分簿上社员们一天所得的工分进行报告，看是否有差错，再进行确认。有时为一二分工分要争得脸红耳赤，这种现象被称为“包公审夜堂”。因当时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小工（都是人心向农、劳力归田）、没有社保，也没有其他赚钱的名堂，工分是唯一支撑一个家庭吃饭、穿衣、小孩上学、医药费开支和人情往来的“工资”，即“社员的命根”，直接决定家庭的生存。像我们华家桥大队（现叫新横江村），有相当一部分土地在胜山镇拨船塘（现叫胜南村），来回往返三十里。我们带上农药和喷雾器等工具，并随带中饭，一天至少要走三个小时。说到带中饭，还要配有小菜，如能带个皮蛋，面子已很足了。有时路过界堰，买上一块5分钱的生豆腐再加点酱油，也是比较上档次的小菜了。
去拨船塘干活有时需用农船装运点东西过去，为争取较快速度到达目的地，一只农船一般需由两人拉纤。为此，生产队对拉纤者给予适当的工分补贴，即全程补贴5厘，其中从华家桥到横周塘2厘，横周塘到拨船塘3厘（注：如收成好的年份，1元1工，5厘即5分人民币）。这一记工分制度的初衷是按劳分配，后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干多干少差别不大，便成了“大锅饭”的格局。
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土地包干到户后实施“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剩下全是自己的”，不再依赖集体评工记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
生产队解散后广大农民有相当多的时间开展健身活动。如今一出门灯火通明，随处可见饭后散步、跳广场舞的人群如织，生产队记工分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