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碧蓉
题记：
2018年秋，我第一次听闻家乡有个“稻读公社”，幸有中学同窗引路，得以亲临其境。甫入其间，便觉“稻可果腹，读亦润身”八字，深得中华“耕读传家”之精髓。稻，出于宁绍平原先民之手，养我黎民数千年，立于这片土地，自生敬意；读，成于静室灯窗之间，润我身心于无形，一字一句，亦是在以最朴素的方式，赓续“书藏古今”之文脉。
下面写的是跨越半生因书结缘，因文识人——读者与作者，在字里行间相遇，在阅读中深潜，在研究里求索，在采访中走近。书缘既成，遂有面缘；面缘既深，终成一生之精神灯塔。今逢“稻读公社”创立十周年，稻香书香并蓄；文脉绵长，读己读世兼修。谨以此文，遥寄寸心，敬表贺忱。
我相信凡事皆有因缘。1987年秋，我刚调到民盟中央主办的群言杂志社做编辑记者，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采访当时已94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采访前诚惶诚恐，一个月之内把梁先生出版的书生吞活剥看了一遍。我至今记得采访时有一个细节，梁先生意示孙子梁钦宁把美国学者艾恺（Guy S. Alitto）著的英文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递给我看，书中称梁先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位真正的儒家”，梁先生说自己接受了这一称谓，亦觉得这样的说法并不过分。
三十一年后的2018年秋，我与梁钦宁先生在贵阳孔学堂策划了一场《这个世界会好的——梁漱溟生平图片展暨论坛》，邀请艾恺教授作为嘉宾出席论坛。坐在他身边，听他说话，国语竟比我这江浙口音还标准；交谈间，又不时迸出意大利人特有的那种出其不意的智慧与诙谐。更意外的是，他也用微信——方寸屏幕之间，千里之遥仿佛顷刻消弭。
当艾恺教授把书签名后送给我时，才真正理解到了这本书题目的本意。艾恺教授给我解释了英文中的“the last”是一个很感性的词，与中文的“最后”意思不尽相同。艾恺教授的老朋友杜维明先生常常开玩笑抗议道：“你说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那我算什么啊？”艾恺教授说，“我的意思不是说梁漱溟是最后有儒家思想的人，也不是说他是最后做儒家哲学研究的人，我不过是在说他的行为，起码在20世纪他是唯一保存了原来儒家君子理想的践行者。”
上世纪60年代末，艾恺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他师从费正清、史华慈等著名教授。当他准备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课程撰写博士论文时，遇到了梁漱溟这个名字。
在艾恺看来，梁漱溟的故事非常有戏剧性：他的一生几乎就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但革命后，他很失望，感觉没什么好结果，曾想自杀，闭门研究佛学，吃素食，甚至一度想出家。“我越研究他越了解他就对他越感兴趣。”最终让艾恺下定决心把研究梁漱溟作为博士论文的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艾恺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极为赞赏，他说：我不明白之前为何没有人——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进行深入研究？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见一致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的立场？中国为什么没有更多像梁漱溟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只有他是唯一积极领导乡村改革这项重要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
五四时期，主流思想都在激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梁先生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被父亲送入北京的第一所“洋学堂”，兼学中英文和地理课。梁先生实际上并没有读孔子以及四书五经，却还在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艾恺觉得这太有意思了。
艾恺开始撰写梁漱溟，却见不到梁漱溟本人。他甚至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他用崇敬的心情描绘梁漱溟，将之视为当代孔夫子式的圣人。当年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他只能去台湾和香港找认识梁漱溟的人，通过这些人了解梁漱溟。
在尼克松访华后，艾恺于1973年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中国，曾为几个美国政府访问中国的代表团做翻译。他提出请求要见梁漱溟，未能如愿，就专门去了一趟积水潭找到梁漱溟父亲梁济的墓碑，带着遗憾离开了中国。
艾恺用了七年多的时间撰写了这部《最后的儒家》，于1979年在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获得了费正清东方研究最佳著作奖。其特殊性是在于书先出来，然后才见到传主。
但凡写传记的，都很渴望有机会见到研究对象。1980年8月，艾恺终于有机会见到了梁漱溟先生。为了艾恺的到访，87岁的梁先生清早起来还专门去理了发。“我研究他十几年，终于有机会握手，实在是太激动了。”艾恺说。在10余天里，艾恺带着录音机，每天早上到梁先生家，两人在一张小桌前对坐。“这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位来自美国的历史学者首次亲身访问他的传主。”艾恺自己这样评价。这次见面的成果是出版了《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这是我与梁漱溟之间对谈的最简单、最原始的文字记录。”艾恺如是说。
我问“您见到梁先生真人后，您觉得您的书《最后的儒家》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艾恺教授回答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发现他与认识前是一致的。除了一些小细节需要订正外没有需要修改的，这是很少见的。虽然我研究梁漱溟几十年，但是我所了解的梁漱溟也不过是冰山一角。”
艾恺教授曾当面追问梁漱溟先生是不是“圣人”时，梁先生否认自己是“圣人”，认为只有孔子、王阳明这样的人才是“圣人”，儒学方面的导师要是有的话还算是王阳明，我还是愿意跟着王阳明走。梁漱溟先生评价自己的时候说：“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所以梁漱溟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学者”。
艾恺教授说，究其一生可以发现，梁先生的理论和实践是毫无隙裂，回顾梁先生的生平，像王阳明一样，大部分时间不是在书斋坐而论道，是在行动，在按照他的思想进行实践，就是说他是真正的表里如一，他的行为、性格、秉直都是真正的儒家君子，这个表里如一就是知行合一。所以艾恺教授的贵州之行，他特别要求参拜修文阳明洞。
当我们走进贵州修文王文成公祠，在象山并峙的匾额下，艾恺教授非常恭敬虔诚地给阳明塑像行大礼，我在现场感动不已，至今回想起来也无法用言词可以表达。艾恺教授自从1973年第一次来中国，前前后后来了50多次，但他告诉我并没有去过宁波余姚王阳明的出生地。
这位研究梁漱溟思想五十多年的学者、汉学家，说自己上辈子是中国人，同时还扪心自问：这辈子我与梁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呀？正如同梁先生一直在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从艾恺教授阅读梁先生的书，到研究梁先生，到书写梁先生，直到两人奇迹般地见面、对话，到中国出现研究梁漱溟热，这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不可思议的故事编织成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
艾恺教授还送了一本《吾曹不出 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给我，这是1984年艾恺教授第二次访问梁漱溟先生，最能代表梁先生以及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气节，成为遗世的绝响。
能够有幸采访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并跨越三十多年后与世界著名汉学家艾恺教授相遇讨教，半生的书缘，成为我一生前行的精神灯塔，最终与家乡这片土地上的阅读灯火，悄然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