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双杰
前些天去宁波参加文代会，童银舫兄向我推荐了一册新书《沈津乐道：八十忆往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银舫兄跟沈津先生熟，说起这部书的署名，用了“王婉迪著”，他的意见是，其实应该写作“沈津口述 王婉迪撰写”更为准确。我翻完全书，深以为然。这确实是一部地道的口述史，王婉迪博士花了不少时间整理访谈材料，把许多平日不易见到的细节都写了出来。书中不只是谈沈先生的学术经历，也写到了他的师承、交游和性情，语言风格也极贴近沈先生本人的叙述腔调，读来如见其人。
沈津先生不弃，一直以“小友”待我，这份情谊我感念在心。他带着研究生多次来过我的思绥草堂，我的家谱收藏，沈先生是关注的，他在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中山大学图书馆举办版本目录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沈先生主持其事，曾邀请国内几位重要的民间收藏家与会，家谱收藏方面推我为第一，此外还有收藏敦煌精品的王德、印谱收藏家林章松、古籍收藏家韦力、田亩地契收藏家易福平、近代小说收藏家赵俊杰等。沈先生说，十多年前学术会议比较少，即便有，也不会有人请这些民间收藏家去参加，而他认为这些人“是藏书界中的精英分子，在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典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他还曾多次带中山大学馆的同事以及复旦的硕博同学来慈溪，让我讲如何收藏家谱。在沈先生眼里，只要是与书有关的人和事，他都愿意了解、记录、传播。无论馆员、学者，还是民间收藏者，他似乎总有兴趣去认识、去成全。我与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缘分，也是因沈先生的推荐而产生的，他在牵线搭桥这件事上，从不吝惜自己的力气。
沈先生这部口述史，读来让人感慨良多。他自己说一生的机缘、师缘、书缘都是与众不同的，这话不虚。他是顾廷龙先生的入室弟子，潘景郑、瞿凤起两位先生从旁辅导，三位老先生住得极近，他去拜年，先顾家、再上楼潘家、出门转弯一分钟到瞿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版本目录学家南北加起来不超过十个人，上海图书馆占了三位，且住处一箭之遥。这样的学习环境，后来大概很难再有了。而他晚年又远赴哈佛燕京图书馆，撰写善本书志，创建“哈佛模式”，四百万字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获了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最让我动容的，是他做翁方纲研究的故事。从上世纪60年代起步，经历了特殊时期，一直没有忘记这个题目。《翁方纲年谱》四十多万字，《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一百多万字，两部书稿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交给了不同的出版方，一个在台北，一个在桂林。他等了多年，不催不问，盼星星盼月亮，结果两部书在同一天，2001年1月2日寄到了他手上。沈先生说这像是上苍安排似的。读到这里，我倒觉得所谓“巧合”，背后还是几十年不曾放下这个题目的缘故。没有那份“一直没忘记”的坚持，就不会有那样的“同一天”。
沈先生在书中还提到一桩与我有关的趣事。他的《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出版后，第一版索引没有页码，成了错体本。他去浙江慈溪看我藏的“思绥草堂”家谱，座中有小友王孙荣，说买到了这部《书录》，发现索引确实无法使用，问他可否签名并写个跋作纪念。沈先生第二天清晨离开酒店前，把这件事办完了。他说“《书录》也是有漏网的”，这话说得风趣。我辈民间藏书之人，能与沈先生这样的版本目录学大家有这样实实在在的交集，是缘分，也是幸事。
沈先生自称“不是在线装书里翻过来滚过去的”，他的眼界和兴趣远不止于古籍版本。书中写他的家世，合肥的沈家和杨家，外祖父杨克岐、祖父沈曾迈，大舅杨振宁，那些与杨振宁交往的细节，比如杨先生看到报纸上有关中国古籍善本的英文报道，当场逐句翻译给他听，那份剪报和手写的记录他至今保存着。这些细节若不写进回忆录，大概外人很难知道。王婉迪博士在缘起里说，她希望把沈先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展示出来，而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读完全书，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正是这一点。
我印象深的还有他对三位老先生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的遗憾。他说有很多想问的问题没来得及问，那时受年龄和阅历的限制，想不到去做口述史，等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访问时受到唐德刚教授做口述史的启发，萌生了念头，再想去做，顾先生已八十六岁又多在北京，潘先生卧病在床，他自己也忙得抽不开身，后来远隔万里，更不便了。比如他很想知道叶景葵、张元济去合众图书馆找顾先生时闲聊什么，胡适专程来看《水经注》时有哪些细节，合众图书馆保存的一批共产党的宣传品是如何从贵州转移到上海的。这些问题，当年天天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问，现在再也问不到了。读到这里，我心里也替他惋惜。
沈先生今年八十岁了，他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属猴，说算命先生讲他这个猴子“一个翻身就十万八千里，将来一定会飞到西方去”。他从上海到香港，又到美国哈佛，确实是飞到了西方。但在我看来，他这辈子的变化，并不在于后来到了香港、去了美国，而在为了谋生进入图书馆工作的年轻人，最终走上了版本目录学研究的道路，并在哈佛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他常用的三句话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物以稀为贵”“什么事都要有依据”。这三句话看似寻常，却很能概括他的做事方式。
王婉迪博士在后记里说，她与沈先生的谈话，就像坐在壁炉前听祖辈回忆往事。我读这部书，也有类似的感受。沈先生的叙述不疾不徐，有细节，有情致，不煽情，不卖弄，该笑笑，该叹叹，说到恩师顾廷龙去世时眼中落下两大滴泪水，也只是擦了擦眼睛，用平稳的语调继续说下去，反而更见真情。王婉迪把这种说话的语气保留了下来，所以读来不像传记，倒像沈先生坐在对面聊天。
书名叫《沈津乐道》，程焕文教授的建议，一语双关。“乐道”既指乐于讲述，又指君子乐道。“乐道”二字用在沈先生身上很贴切。他喜欢谈书，也喜欢谈人，谈师友旧事，谈学林掌故。听他说这些掌故旧闻，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沈先生一直以“小友”待我，我也始终把他当作长辈看待。读完这部书，对他的经历和为人又多知道了一些。合上书时，我忽然想起这些年与沈先生见面的情景，许多往事又都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