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住在山里，越老越不愿离开，似乎只有在熟悉的土地上，连呼吸也格外畅快。平日里，任凭谁劝，他也不肯挪窝，唯独过年，才肯随我来慈溪小住。可即便在慈溪，他的心仍然落在四明山里，没待几日便觉得烦闷，嘴里不停念叨着家乡的老伙伴们。
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大半辈子都交给了大山。十多年前在熟人介绍下做了护陵员，直至前几年奶奶去世，他才卸下最后的差事，回到山区老家。与共和国同龄的他，身子骨还算硬朗，唯独眼睛一直不大好，身边没个亲人照顾，总让人不放心。好在村里办有“互助颐养小院”（也称“居家养老服务站”），一日三餐有人照料，朝夕相处的都是知根知底的乡亲，甚至还有我当年的小学老师照应着。他住得满意，我也省去了许多后顾之忧。
他去“互养院”前，我曾与他“约法三章”。其一，不准上山干活。父亲是闲不住的人，一年四季手脚不停，而今上了年纪，我最怕他上山有个闪失。其二，不与人争辩。父亲性子耿直，说话不会拐弯，加上略识几个字，总爱纠正别人的“口误”，常让人觉得话不投机。其三，不要省钱。父亲节约了一辈子，对自己能省则省，从不讲究吃穿。早年送我求学，把生活费塞给我后，自己躲在墙角啃烧饼；如今给他买的新衣裳压在箱底舍不得穿，反倒乐意拣我和儿子的旧衣裤穿。我提这三条，无非是盼他保重身体，安度晚年。
胜陆高架开通后，从慈溪城南新家到四明山老家仅一小时车程。我能做的，便是尽量抽空去看他，或是趁他来体检时留他在慈溪多住几日，陪他看看红色老电影，聊聊往事，偶尔对酌两杯，听他絮叨村里的家长里短。
说实话，我与母亲很亲近，与父亲却隔着一层。小时候甚至有点“嫌”他：讨厌他的粗枝大叶，反感他信奉“吃亏是福”，不满他逆来顺受的窝囊样，甚至怨他给不了我想要的“荣耀”。最让我厌烦的是，他见不得我闲，逼着我摘茶叶、挖竹笋、割猪草、挑稻草、搓扫帚丝。他撵我干活，是为了让我体验“吃苦”。他说“小时苦不算苦，老了苦是真苦”，要我“自小晓得生活苦，长大不会走邪路”。
我曾跟他吵过，也用过激的语言刺伤他。早年间，山里建楼房全靠肩扛背驮。父亲力气大，干活卖力，常被人叫去帮忙抬石头、抬预制板，却不受尊重，背后常被奚落“傻得像头牛”。家里做竹制品加工，他专挑好料，精工细作，从不偷工减料，反遭同行讥笑。处在青春叛逆期的我，满心愤懑地冲他嚷嚷。父亲平静地说：“做人还是忠厚点好。”我毫不留情顶回去：“忠厚有什么用？鲁迅先生都说，忠厚就是无用的别名！”父亲气得颈脖暴起青筋，猛地操起门栓追着打我。
念中学时，我们山区住宿生每学期要向学校交一担木柴。有一回，父亲挑了柴担翻山越岭送来。别的父亲来学校，只需窗口望一眼，就能找到孩子。我父亲穿了一身破旧衣衫，挨个敲门询问。我明明坐着在上课，近视的他趴在窗外东张西望，敲着玻璃兀自问老师：“我儿子在不在？”引得全班哄堂大笑，我臊得满脸通红，很觉丢脸。
真正改变我对父亲看法的，是我蛰居老家自学那几年。他默默支持我，用辛苦积攒的钱供我买书、进修。尽管他和母亲一样变得沉默寡言，听了别人的闲言碎语，半夜也会唉声叹气，但对我的资助从未间断。有一次我受了寒，父亲听说某种草药管用，便提着锄头冒着寒风冷雨去田埂里找，午后归来，他的胶鞋和裤腿湿透，结了冰渣，浑身瑟瑟发抖。他走进厨房倒了热水清洗，正好看见他那双爬满蚯蚓般静脉曲张的腿，我的泪水瞬间涌出。那一刻，我才读懂了他沉默背后的千言万语。尤其是我自己也当了父亲，才将心比心地体会到，他们那一辈人活得有多么不容易。
世上的父母就像一本书，写满了掏心掏肺的爱，只是我们常因他们笨拙的表达而误读。等真正读懂时，他们已然老去，而我们也已为人父母。
去年中秋，父亲带我去看老屋。他背着手，踱步在溪边石阶上，我跟在身后，望着他佝偻的背影，恍惚间忆起儿时骑在他肩头、趴在他背上的情景。那时的他是何等强壮，像一座伟岸的山；可这半个多世纪的肩挑背扛、摔爬滚打，竟将他磨成了一棵衰朽的老树，正渐渐失去生机。当时，我想对他说出那句藏在心底多年的话，求他原谅我的年少轻狂，可话到嘴边，终究没能开口。
常言道：“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只要父亲还在，我就还是个孩子。在那连绵起伏的四明山上，还有一个家，还有一份值得我年年奔赴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