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高考时，只要数学有50多分，能上北大的……”几十年了，我的几位老师和同学总爱说这句话。听来是玩笑，实则是惋惜。我文科不差，偏偏被数学拖了后腿。
我的高考数学成绩，说出来实在难为情：19分。
今天的年轻人或许难以想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考上大学意味着什么。那时，本科、专科、中专毕业生都包分配，还是国家干部身份。
我所在的长河中学人才济济，仅我的同班同学中，有在国务院相关部门、中宣部及省地市机关工作，并担任厅、处职领导职务的；有担任高校、中学领导的；有在高校任教授、博导，中学任特级或高级教师的；有在军队任师级干部的……而我，因为数学基础太差，与大学失之交臂。
偏科的种子，早在小学时就埋下了。
那时“读书无用论”盛行，生产大队（村）办的学校里，数学课乱成一锅粥，老师像念经一样在吵闹声中上完课，学生谁也不听。更糟糕的是，我对犯了错误的数学老师产生了信任危机，作为班长的我，也不制止同学们吵闹。从那时起，我对数学这门课，再也生不出好感。
但偏科的代价，是我后来才真正体会到的。
我的小学同学中，只有两位同学后来考上了中专。其中一同学高考数学17分，他落榜后面对现实报考中专，毕业后在国企从事技术工作，下岗后创业，如今是事业有成的老板。而我，数学19分，与理想的大学擦肩而过。
如果当年我不恋较优越的家庭条件，能稍微重视一下数学，向高考前一学期住在我家、数学成绩好的三位同学请教，人生或许是另一番光景。这三位同学，其中一位后来成为会计学博士，曾任境外国有金融公司的执行董事长；一位成为厅级干部，省法学界的领军人物；一位从副省级城市政府机关下海，成为公司总经理。
所以我想对今天的学子说：千万不要偏科。
每一门课都是一扇窗。你可以有擅长和不擅长，但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科。不是因为分数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今天你觉得“没用”的那门课，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我的高考数学只有19分，这个短板直接堵死了我上大学的门。在那个包分配的时代，这意味着我失去了无数人羡慕的机会。
但是，高考落榜，不等于人生落榜。它为我关上了一扇门，却也打开了一扇窗。
我强烈要求服兵役，军营四年，从安徽山沟沟里的连队，走进营部，再走到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大军区演习指挥部特务连侦察排测绘班，从事侦察、测绘工作。
我所在班受令测量长江宽度时，我不知所措。那时没有普及卫星测量技术，这茫茫一二千米的江面，如何精确测出江宽？班长说：采用三角函数，用经纬仪在江对岸定一个点，在人所在的江岸测出边线长，运用边线和夹角，形成直角三角形，计算宽度。
我们班的战士是从大军区司令部直属部队的侦察班里精选的，我决不能被人轻视，暗暗学习数学，此时才真真切切感受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偏科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好在有战友们的帮助，我很快适应了工作。
后来，我要求回到营部，担任侦察、通信班副班长。不久，代理军官，担任营部书记，从事文秘工作，处理营部日常事务，学到了受用终身的写作、综合协调等本领。
退役半月后，我写了一篇报道，引起长河镇镇委书记重视，被招入镇政府，半年后招工进城。
我用两年多时间，实现了气焊工、局机关文秘类岗位、再到另一企业副厂级领导岗位的变化。考入公安机关后，我又用两年多时间，从责任区民警成长为公安局中层干部，后来晋升为副处级干部。
在工作中，我凭着写作基础知识，在领导的重视和同事等支持下，90多次获得各级奖励，荣立个人三等功，还被聘为大学讲师，成为国家、省、市级媒体的特约记者、通讯员和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中国微小说学会、全国公安作家协会等会员，省、市级报纸和公安部文联等都曾报道过我的坚持写作、宣传正能量的事。
我始终不忘没上大学的遗憾，进入公安机关后，参加了成人高考，总分远超录取线。我在宁波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多所高校学习，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需要的不仅仅是文凭，更是服务社会、安身立命的真本事。
回首往事，那句“数学50多分能上北大”的感叹，如今听来已无遗憾。它像一个时代的注脚，标记着以分数衡量的“可能性”。而我们这代人绵长的人生轨迹，共同书写了另一种答案：人生的可能性，从不拘泥于单一的赛道。
我们之中，有人运筹经济，有人执掌法度，有人探求学术，有人守护健康，有人献身国防，也有我在军营、在基层、在不断的自学与实践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路径各异，内核却相似：少年时代被唤醒的对知识的渴望，对家国的责任，以及“此路不通，另辟蹊径”的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