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后期，日军在浙东地区利用汪伪政府发行了“储备票”，拼命抢购粮食，对新四军创立的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同时伪币又不断贬值，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物资和给养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为稳定根据地物价，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浙东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1日在余姚梁弄成立了浙东银行，由浙东行署副主任吴山民任总经理，并在三北地区（慈溪、镇海、余姚之北）设分行，发行抗币，开展银行业务。为了发行根据地人民自己的货币，浙东银行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完成了印钞版的制作工作，并把印钞版夹在书中，历尽艰险带到了三北地区，由浙东报社印刷。
浙东抗币虽然发行时间不长，但它与全国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发行的抗币一起，发展了根据地经济，稳定了市场。“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伪币进攻’，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民主政府（观城区署）于20日进驻观城。当时，浙东银行发行的抗币不够用，而且面额较大，于是政府开始自己印刷兑换券。印刷地点设在观城区署内，即观城朱家大院。
朱家大院是观城内屈指可数的大户，靠经营钱庄发家。几经兴衰，到1931年，由朱葆卿出资七八万银元买下周围房屋，扩建观城朱家大院，共新建大屋五座十余幢，大院中心为口字形四合楼，占地约一千平方米。抗战时期日军强行霸占东大街的朱家大院，作为日军驻浙东三北地区的指挥中心，勒令朱葆卿家族成员搬离。朱葆卿只得搬到城隍庙街买下的李家两间半楼屋，后又在李家西边新造五间楼屋，以供家族人员居住。汪伪观城区署、中央税警团、汪伪陆军暂编第10师谢文达部、伪浙东保安处第二大队宋清云部等，先后进驻过朱家大院。抗战胜利后朱家大院又成了观城区署办公地，并选为印刷抗币的工厂。
据原慈溪市实验小学老校长刘瑞琦同志回忆：1945年夏，抗日战争胜利，正是学生放暑假的时候，三五支队进驻观城主城区，抗日民主政府在观城东门头朱家大屋（解放后是县委干校）曾组织烈军工属招待会，表彰奖励抗日有功人员。我二姐在观城参加抗日民主政府召开的庆祝胜利大会后，主动向三五支队领导要求留下来参加印刷“抗币”的工作。观城区民主政府区区长方乃喆，区财政指导员洪崇基等领导见二姐这么积极、父亲这么热心，便对我父亲说：“伯伯，你真开明。”此后，我二姐便在观城东门朱家大院积极参加“抗币”的印刷工作，直至“北撤”后停止。
根据上级统一安排，观城区署印发的“抗币”分“伍元”“贰元”“壹元”“伍角”“贰角”“壹角”等几种。为方便找零，观城、师桥、掌起、鸣鹤等商会又铸造了镴质辅币，主要面额有伍角、壹角、伍分、壹分等等。因为时间匆忙，工艺设备简陋，印钞版仅有边框、币值和图案，其他如银行名称、印章和号码等都在发行时套印上去的。所以，见到的浙东币，常有印名偏移等现象，这是二次或多次分印造成的。
票券上的陈书浩当时为观城区区长，洪质平时为区财经指导员。据洪质平回忆：“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我们于20日进驻观城。当时，浙东银行发行的抗币不够用，而且面额较大，因此就开始自己印刷兑换券。”
上述兑换券的印制过程，原印币厂沈鸿谟曾撰文作过详细介绍。他说抗币图案由他绘制，版本由观城刻字店雕刻，号码机、纸张由洪质平办到。打印台是用一块长约一尺、宽七八寸的木板，铺有几层软布，再蒙上一层细棉布，在背面粘住而成。印刷时，先把油墨均匀地擦在打印台上，印版就在这土做的打印台上轻轻地蘸匀，然后把印版放到裁好的纸上，双手使劲按下，一张票券就印成了。为了省力省时加快工作速度，后改用脚踏，方法是：一个人站在桌子上，一手拉着绳子以稳住身子，一脚用力踏印版。混色的印刷方法是：在印台上敷上红油墨后，在其中间或两端再添上蓝油墨，这样，上印后票面上自然地出现了各式混合的色彩。
1945年10月，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会谈纪要”，新四军主动撤离根据地，浙东银行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为向人民负责，撤离前大量抛售库存粮食，以回收浙东币就地销毁。据史料记载，浙东币的流通时间在1944年底到1945年10月之间。由于流通时间短，新四军北撤前大量销毁，又经连年战火，留传在世的已是凤毛麟角。浙东币不仅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实物资料，而且还是弥足珍贵的抗战历史文物。
浙东杭币虽然发行时间不长，但它与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抗币一起，发展了根据地经济，稳定了市场，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伪币进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