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百业待兴，广袤的田野上，农耕仍沿袭着最原始的姿态。机械尚是稀罕物，耕牛是田间的主角，人力则是唯一的动力源泉。在被概括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朴素哲学里，“肥”字高居次席，如同一枚沉重的砝码，决定着庄稼的命运，也牵系着农人的悲欢。
彼时的庄稼，全仰仗着农家肥的滋养。没有化肥，绿肥、河泥、草木灰，以及人畜粪便，都是土地珍贵的“口粮”。为了积肥，集体兴起了养猪的热潮，一为果腹，二为沃土。更有甚者，连酱品厂的浓稠残汁、粉丝坊的淀粉浆液，都被农人视若珍宝，一滴不剩地引流归田。我们小时候，学校发动学生拾鸡鸭粪等，大队发动妇女挨家挨户刷烟囱灰、锅灰等，都收集起来作肥料。
我曾亲历并见证了那段近乎虔诚的“淘肥”岁月。天未破晓，我与同伴便撑着两吨重的农船，赶在横河船闸关闭前出发。那是从余姚环卫站运“料”——也就是人粪尿，以“度”计量，票证分发，一般五百度一张，分量一千多斤，浓度极高，价格却低得可怜，仅够维持管理成本。生产队将其视作宝贝，运回后稍作稀释，便迫不及待地浇灌给作物。
旧时乡间有谚：“钝灶漏粪缸，这份人家相伊光。”粪缸之于农家，犹如灶膛之于炊烟，关乎家运兴衰与存续。若无知孩童跑去外村茅房方便，定会被父辈厉声斥责为“败家子”。更有倔强老农，离家半途忽生内急，竟能凭借意志强行“锁关”一个时辰，撑到家才肯“肥水归缸”。
为了解肥料严重短缺之急，生产队常组织船只远赴沈师桥、鸣鹤、观城等“里河”去“兑料”（挨家入户采购人粪尿）。摇橹过桥，堪称一门手艺。石桥拱洞低矮，栏板高耸，拉纤者需身手矫健，如猿猴般灵巧穿行。进村庄后，我们挑着粪桶担、手持料勺，挨家挨户、声嘶力竭地吆喝“兑料吗”，盯准那些沿江而居、无需自耕的居民，方便把人粪料挑到船里。有些狡黠的居民往往备着两口缸，一口存“干货”，一口兑水稀释充数。我们不得不在恶臭与闷热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看纯度、估分量，在一片混沌中讨价还价。
那是怎样一段困顿而坚韧的时光啊。盛夏的江面，热浪蒸腾，我们在船舱里席地而卧，任由蚊虫叮咬，形同乞丐。吃饭更是难题，竹饭篮虽能透气防腐，却也为蛆虫敞开了门户。米饭里偶有白虫蠕动，恶心难忍，然辘辘饥肠终能战胜生理的厌恶——生存的本能足以消解一切洁癖，只能闭眼吞下。曾有同村老农去丈亭“兑料”，在归途中遭遇姚江排水，慌乱间将做饭的缸灶踢翻入污淖，上岸后也只能草草洗净，捡块砖头生火做饭，继续维系那最基本的温饱。
转折点出现在60年代末，化肥开始登场，先是硝酸铵，继而有了颗粒饱满的尿素。特别是那种印着外文字样的日本尿素袋，质地坚韧如帆布，拆开后洗净，或做衣服，或裁成书包、口袋，皆为上品。我在天东农中读书时，背的就是这样的袋子。70年代后期，国产化肥厂如雨后春笋，舶来品亦源源不断，农家肥的王座终于在机械的轰鸣声中悄然倾塌。如今的田野早已实现了机械化，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苦已成绝唱。
回望那段布满泥泞与汗水的岁月，虽苦涩却滚烫。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荒原上，农人们以一种近乎愚公移山的执拗，肩挑背扛，在贫瘠中刨食，用最原始的方式，书写了一部关于生存与尊严的不屈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