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喜（281—356年），字仲宁，会稽郡余姚（今慈溪鸣鹤）人，两晋时期经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晋书》有其传。
一、会稽虞氏
虞喜出身虞氏大族官宦之家。据唐朝姓氏学家林宝所撰《元和姓纂》记载，秦有虞香，虞香十四代孙虞意自东郡徙余姚。自此以降，虞氏在余姚繁衍不息，入仕者众。另据《会稽典录》记载，虞喜七世祖名叫虞光，曾任零陵太守，虞光“少治孟氏《易》”，直至虞喜生活的年代，这种学术渊源在虞氏家族中世代相传。
族曾祖虞翻是吴国的名士，曾被孙权任命为骑都尉，训注《易》《老子》《论语》《国语》，在文坛上，虞翻与名儒孔融齐名，文采被孔融誉为“东南之美”。族祖虞耸，曾任吴国越骑校尉、河间太守，入晋以后，为河间相，著有《穹天论》，在我国宇宙观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父亲虞察是孙吴征虏将军。胞弟虞预，在东晋成帝、康帝、穆帝时曾任著作郎、散骑常侍等官，进爵平康县侯，好经史，著有《会稽典录》《诸虞传》等。可见虞氏家族人才济济，无论在政治上、学问上影响都深远。正是在这样的家族学术渊源的影响下，虞喜博学好古，少年老成，可谓博学多才的集大成者。他曾涉猎天文、谶纬，对文学、历史、政治也有研究，一生著述宏富。据《光绪余姚艺文志》记载，虞喜曾著有“《尚书·释问》一卷，《毛词释》十八卷，《周官驳难》五卷，《赞郑玄论语注》九卷，《新书对张论》十卷，《考经注》三卷，《志林新书》二十卷，《广林》一卷，《释滞》一卷，《通疑》一卷，《集》十一卷。”其中大多已散佚，仅有小部分以辑本形式流传至今。
二、“岁差”与“安天论”
天文学中有多种不同“年”的定义，每种定义基于不同的参考点和标准。恒星年是指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周所需的时间间隔，或者说是太阳连续两次经过同一颗恒星的时间间隔，约为365日6时9分10秒（或365.2564日）。回归年又称为“太阳年”或“季节年”，是从地球上观察太阳连续两次通过春分点（或冬至点）的时间间隔，回归年的时间长度不是每年都一样，一般计算平均长度，为365天5小时48分46秒（或365.2422日）。比较恒星年周期与回归年周期，两者每年有20多分钟的差别，这就是“岁差”。
虞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对岁差作出研究的科学家。中国历代天文学家对冬至点移动都有记录，但都存而不论，一直没有把“周天”（恒星年）和“周岁”（回归年）区分开来。公元330年前后，虞喜把古今对冬至中天星宿的观察记录作了对比，发现唐尧时代冬至黄昏中天星宿为昴宿，而自己所处时代的冬至黄昏中天星宿却在东璧。虞喜把这种变迁归结为冬至点连续不断地西移，也就是冬至太阳所在的位置逐渐偏西造成的。虞喜进而悟到岁终并非天周，如今年冬至太阳在某宿某度，可是到了明年太阳并没有回归到原来的宿度，这样每隔一岁，稍微有差，虞喜把一回归年太阳走过的路程小于一周天（恒星年）的现象称为“岁差”。
虞喜不光是我国发现岁差的第一人，他还经过无数次计算，推算出岁差的具体数值。从唐尧时代到他所处的晋代，相隔2700余年，冬至黄昏中天星经历了昴、胃、娄、奎四个宿共53度，因此平均每50年差一度。由于虞喜所用的古代观察值取自传说时代，时间区也未必与冬至昴宿中天的时代相合，所以得出的结果比1度／77年（赤道岁差）的理论相差颇大，但是与欧洲人沿用一千多年的每百年差一度（黄道岁差）的数值相比更加科学。岁差的发现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继虞喜之后，南朝祖冲之对岁差作了进一步研究，建立了测算岁差的方法，使中国历法更加严谨精确。
虞喜对宇宙理论也颇有研究。他对汉代以来的盖天说、张衡的浑天说、郗萌的宣夜说等我国古代三大天地结构学说进行分析比较，认为盖天说“天象盖笠，地法复盘”（天像个斗笠，地像反盖的盘子）的说法太粗疏；而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整个宇宙就像个鸡蛋，大地就像是蛋中的黄。天大地小，天的表面和内部都有水，天和地的关系就像蛋壳和蛋黄一样。天和地都是由气组成的，且都是飘浮在水上），这种说法虽比盖天说先进，但无法解释日月星辰运行速度差异，仍非至善。东晋咸康年间，针对学界对宣夜说“天体崩坠”的质疑，虞喜结合长期天文观测，著《安天论》系统回应争议：“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其光耀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万品之有行藏也。”他认为，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却也相对安定，天和地无方圆木同之理，所有天体都有自己的运动周期，以自己的轨道运行，并不是附着在一个固定的球壳上。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宣夜说的观点是我国古代三大天地结构学说中最接近客观事实的。虞喜的《安天论》继承和发展了宣夜说，以“无穷之天”与“不测之地”构建了超越时代的宇宙图景，其价值不仅在于否定浑、盖二说的理论勇气，更在于将宣夜说的哲学思辨转化为可观测验证的科学框架（如发现“岁差”）。尽管受限于时代未能形成完备体系，但其“天常安而体自运”的核心思想，实为古代中国探索宇宙秩序的一次高峰。
三、“太祖正位”论守道者
中国古代太庙制度是以“敬宗法祖”为核心的皇家祭祀体系，是古代礼制的核心内容之一。《礼记》有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太庙制度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更是皇权合法性的象征与政治统治的工具，皇帝通过祭祀祖先，强调自己的统治是“继承祖业”，从而强化皇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同时太庙的“昭穆制度”与“不祧之祖”制度，明确了皇族的血缘等级，维护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秩序。
司马炎称帝后，确立了“七庙”制度并追封其父司马昭为“太祖”，但并未立即确立其庙号地位，导致太祖之位长期虚位。《宋书·礼志》载：“（晋武帝）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与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为三昭三穆。是时宣皇未升，太祖虚位，所以祠六世与景帝为七庙。”司马炎推行“太祖虚位”是基于在合乎传统礼制的基础上确立直系继承正统性的政治考量。西晋初期宗庙礼制遵循汉魏经学理论，主张“天子七庙”为六世亲庙加始祖之庙，其中始祖需为“创业垂统”的关键人物，且需待其“亲尽”（即超出六世范围）后才能正式确立太祖之位。司马炎称帝后，追尊祖父司马懿（宣帝）、伯父司马师（景帝）、父亲司马昭（文帝）为帝，加上六世祖司马钧（征西将军）、五世祖司马量（豫章府君）、高祖司马隽（颍川府君）、曾祖司马防（京兆府君），共六世七人，构成“三昭三穆”的亲庙格局。司马懿作为西晋实际奠基人，虽对晋朝建立贡献最大，但仍在“四亲”（父、祖、曾祖、高祖）范围内，未达“亲尽”标准，因此无法立即将其尊为太祖。为避免“子孙辈反尊于父、祖”的礼制矛盾，司马炎只能暂时“虚太祖位”，待后续“亲尽迁毁”再行正位。同时，西晋初期，“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存在争议，司马炎追尊司马昭而非司马懿为“太祖”，强化自身及子孙的直系继承权，削弱旁系支系的正统性。
这种制度安排在西晋有利于巩固司马昭一系的王权统治，但是到了东晋又产生了王权合法性的矛盾，所以要废除司马昭“太祖”之位，追尊宣帝司马懿为“太祖”。
东晋穆帝时，从宣帝到穆帝已有七世，四府君也都亲尽迭毁，“太祖正位”时机成熟。但如何安排四府君神主竟成了棘手的礼制难题。如果让四府君居太祖之上，则太祖无法居东向正位，改变不了“太祖虚位”的旧貌；如果让四府君居于太祖之下，就会乱了世代先后次序，造成“屈祖就孙”的现象。如何协调殷祀时的这种两难格局，东晋分别在穆帝永和二年（346年）、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年）、安帝义熙九年（413年）三次集中讨论此事。虞喜以在野贤良身份参与了第一次议礼大讨论，《晋书·虞喜传》载：“永和初，有司奏称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初毁主，内外博议不能决。时喜在会稽，朝廷遣就喜谘访焉，其见重如此。”这一年的议礼者，观点可分作三种，其一为“征西占位”说，其二为延续“太祖虚位”说，其三为“太祖正位”说。
持“太祖虚位”的观点则是对旧制的延续，正如司马昱、刘劭等所言“如先朝旧仪”，这种观点因不合礼制的现实需求，本身又没有经学上的理据，在礼议中渐渐式微，所以争论主要集中在“征西占位”与“太祖正位”两种观点之间。
“征西占位”说，指的是晋室宗庙以所追溯到的血缘上最远的祖先征西府君居东向尊位，作为“太祖”的宣帝屈尊于子孙昭穆之位。因征西府君神主占居了本来属于太祖的正位，故而称之为“征西占位”。持此观点者颇为不少，“征西占位”说引经据典，认为“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东面，处宣皇之上。其后迁庙之主，藏于征西之祧，祭荐不绝。”然而这条史实明显有逻辑失误。不窋为后稷之子，后稷乃周之太祖，不窋在太祖之后，所谓“文、武不先不窋”，即文王、武王居于不窋之后，并未触及周太祖后稷的地位。然而晋朝四府君则在太祖宣皇之前，两者性质完全不同，若让四府君神主居太祖之前，则无疑会动摇晋太祖的至尊地位。由于“征西占位”说不能在经学和故事两个层面自圆其说，仅在情理上占据先机，难以服众，在多次议礼交锋中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坚持“太祖正位”论者以冯怀、徐禅和虞喜为代表，他们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四府君神主该如何处置。针对四府君神主和太祖同处太庙导致“屈祖就孙”的不合理现象，时任护军将军冯怀提议另立别室，将四府君神主列于太庙的西夹室。徐禅在吸收借鉴冯怀主张的基础上，对《礼记·祭法》作了大胆推阐。他根据《祭法》“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的规制，提议“今四祖迁主，可藏之石室。有祷则祭于坛墠”，徐禅认为，四府君神主应该藏于石室，遇“岁祫”，可以在坛墠中受享，不入太庙行合食之礼。徐禅之议非常巧妙，既保证了“太祖正位”，以申太祖之尊，又可让四府君神主继续于坛墠中享受殷祀，不至于永绝其祀。虞喜则反对另立别庙之说，提出将四府君神主永藏，使之永不得参与殷祀。《通典》记载：“晋征士虞喜请瘗于庙两阶之间，喜又引《左氏》说，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祀于曾高，时享及二祧，岁祫及坛墠，终禘及郊宗石室。是为郊宗之上，复有石室之祖，斯最近矣。但当时议所处石室，未有准的。喜请于夹室中。”虞喜认为“日祭”“月祀”“时享”“岁祫”“终禘”五个等级中，四府君神主应该属于比“终禘及郊宗石室”更为疏远的一个级别。虞喜还把“郊宗石室”分开为“郊宗”“石室”两者，认为“石室”比“郊宗”更远，“郊宗”之主尚且可以享受三年终禘之礼，而“石室”之主则永绝殷祀，相当于《祭法》中“去墠为鬼”的级别，不能再享受宗庙祭祀了。虞喜通过援引古《左氏》说，创造性地把“郊宗石室”与宗庙夹室联系起来，也就是把经学资源跟现实制度相结合，从经义出发，为制度难题找出了一个解答。从东晋三次议礼大趋势看，礼家借助其对经义的钻研成果，成功推动了宗庙礼制走向太祖正位的主干道。
四、两种版本的《志林》
“志林”之为书名，最早出自虞喜。据《晋书·虞喜传》载：“（喜）为《志林》三十篇。”清代文献学家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称虞喜“有《志林》三十卷，《广林》二十四卷，《后林》十卷。”这些作品大多失传。《志林》原书三十卷，属“子部·儒家类”，内容为学术札记与考辨，虽然原书已佚，但其辑本在文献学与思想史领域具有独特价值。
根据严可均从《吴志》注中辑得的《诸葛恪不受吕岱戒》等五篇内容来看，《志林》所写内容大多是对史事的评骘，采用的体例是先叙史实、再作评论。《诸葛恪》篇中，叙史部分的内容为：“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当时咸谓之失言。”评论部分的内容为：“虞喜曰：夫托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难也。兼二至而管万几，能胜之者，鲜矣……往闻长宁之甄文伟，今睹元逊之逆吕侯，二事体同，故并而载之，可以镜讥于后，永为世鉴。”苏轼也沿袭了虞喜的撰写格式，在谪居海南时拟撰的史论专书也名为《志林》。鲁迅先生也曾参校《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十余种古籍，对《志林》进行过辑校。
另据明代文言小说丛书《五朝小说大观》所载，虞喜还有一种版本的《志林》，今存十三条，杂记奇人异事，其中“王质烂柯”和“钟繇盗墓求笔法”传说广为流传。
虞喜《志林》最早记载：“信安山有石室，王质入其室，见二童子对弈。局未终，视其所执伐薪柯已烂朽，遽归，乡里已非。”故事讲述的是樵夫王质观仙童对弈，未久斧柄朽烂，归家时人间已过百年，故事的象征意义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时空错位。后世文学又对其进行了演绎与升华，唐代孟郊在《烂柯石》中写道：“仙界一日内，人间千载穷。双棋未遍局，万物皆为空。樵客返归路，斧柯烂从风”，深化了时空苍茫感；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以“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将典故化为人生漂泊的象征。“烂柯”遂化成文化符号，成为围棋别称。2011年“烂柯山传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确立其文化正统性。
古代文献记载的笔法传授谱系中，一般都尊崇蔡邕为笔法传授的鼻祖。蔡邕笔法受之于神，这一观念在中唐形成后世世代代沿承并不断演绎出新的故事和传说。虞喜《志林》载：“钟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坐，苦求不与，搥胸呕血，诞死，繇盗发其墓，遂得之。”传说蔡邕死后，他所著《笔势》等书法论著几经流传到了韦诞手中。钟繇与韦诞乃好友，一次前往韦家做客，瞥见这本书法秘笈，便向韦诞索求遭拒。韦诞去世后，钟繇听说他将蔡邕的书作带入墓中，于是雇佣盗墓贼掘墓，得到那些书法秘笈，勤加练习，终获大成，在书法传承史上抹去韦诞以己代之，唐代《法书要录》据此构建“蔡邕→崔瑗→蔡文姬→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的笔法谱系。当然这只是一种虚构传说，但此类传说强化了“书法非口传手授不可得”的权威观念，笔法传授谱系以书法名家系连而成，谱系之内口传手授、脉系不断，源流井然。
五、屡拒征召的隐士
宁波山川灵秀、文采风流、代有俊彦，历史上出现了众多有影响力的隐士，虞喜便是代表人物之一，而余姚大隐名称的由来，也与虞喜有关。《宁波府志》载：“晋虞喜尝隐于此，三召不起，因以为名。”实际上，虞喜拒绝朝廷征召远不止三次。《晋书·虞喜传》提到“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晋怀帝即位后，派公车征召并授虞喜为博士，虞喜不赴任；元帝时，诸葛恢任会稽郡太守，有人上疏推荐虞喜，虞喜“屈为功曹”，这是他一生中仅有一次在朝廷任职的经历；明帝太宁年间，虞喜和临海任旭两人都被征召为博士，虞喜以生病为由推辞未赴任；成帝咸和末年，皇帝韶令公卿举荐贤良方正敢于直言的人士，太常华恒举荐虞喜为贤良，适逢国家有战事，未予实行；成帝咸康初年，内史何充在《请征虞喜疏》中盛赞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综广深，博闻强识”，成帝遂以“散骑常侍”职位征召，虞喜又不应命。
虞喜多次拒绝朝廷征召，体现了其不慕荣利、笃志学术的志向，这一选择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学术成就。远离官场纷扰，使他能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最终在天文学和文学领域上取得杰出成就，其行为也塑造了高洁的隐士形象，受到当时及后世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