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六十行，接生员也是一行。明代郑和下西洋，带上接生婆，为当地妇女提供服务。时针拨回到1965年，毛主席发出永不褪色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培养农村新式接生员也摆上议事日程，上级要求每个生产大队至少配备一名。当时生产大队（余姚县高风公社大岙大队，现为慈溪市横河镇子陵村）负责人排来排去，动员来动员去，不好确定人选。有的妇女年龄偏大，有的一字不识，有的胆子小见不得血，有的脑子转不过弯认为“接生”不吉利，最终选中了我娘。那时母亲30岁不到，年龄合适，念过初小和扫盲学校，会点算算写写，在农村尤其是妇女普遍文盲的情况下，已属不易；已生育四个孩子，有生育经验，且身体好，性格和善，有“菩萨心肠”。娘家也在本大队，熟悉的人多。这样母亲带着一周岁不到还没断奶的二女儿、我的妹妹，来到当时的余姚县横河区医院，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学习。这是母亲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过上“8小时工作制”的上班族生活。据《余姚老行当》（西泠印社出版社，陈元振编著）介绍，当时的余姚县浒山区（1954年前属余姚）第一期接生员训练班于1952年11月4日结业。我们村1965年前没有人参训，《子陵村志》也没有记载。邻近大队的接生员参加培训在1969年。1975年底，全国农村有390多万新法接生员，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培训结束，母亲就要“上岗”，恰是我国人口第二次生育高峰（1965—1975年），年均出生人口接近2700万。此前每个生产大队也有接生的，称“收生婆”“稳婆”，由中老年妇女担任。解放前“接生”的大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堕贫嫂”，列为不受人待见的三姑六婆之一。她们大都只一个包袱，里面一把剪刀几块布，一般剪断脐带、断口敷上草木灰就完事。有的偏远乡村连接生婆也找不到，靠产妇自己接生、靠家里男人帮着接生，可谓生孩子母亲痛苦、父亲辛苦。而母亲药箱里备有酒精、纱布、绷带、皮手套、消炎粉、钳子、碘酒等。别小看这些东西，在新中国成立前包括解放初，婴儿常“抽风”即“破伤风”。发病原因是接生时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剪刀（只烧水煮沸或灯火中一烫）甚至破碗片剪断脐带，或接生者双手不洁，或出生后不注意脐部的清洁消毒，致使破伤风杆菌自脐部侵入得“脐风症”所致。婴儿感染后在四日至七日内死亡，故称“七日风”。这个简单医学常识的匮乏，由此导致的是婴儿超高的死亡率。那时还没有避孕、剖腹产、B超、无痛分娩等概念，尽管有的妇女怀过14胎甚至16胎，往往是只见娘大肚、不见儿行路，生了一眠床、抛了一河塘。电影《雄兵出击》有这么一个镜头：中国医学圣母、万婴之母、“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接生者林巧稚向毛主席汇报说，旧中国新生儿死亡率是千分之二百。《中华民国卫生人口报告》（1935年）披露产妇死亡率为千分之五。《慈溪市妇幼保健院院志》载：1941年慈溪县卫生院仅有1名助产士，但广大妇女生活贫困，去医院接受新法接生者只有两人。全县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千分之八十，孕妇死亡也经常发生。那时在城乡有专门的喊着收死婴和冻饿病死之人的排子车（太平车），乡间有“抛（死）婴岛”“孩儿塔”“娃塔”之类的乱葬坟堆。
而产妇高死亡率，一方面是因细菌感染患产褥热不治而亡，另一方面是难产而死。母亲受过专业培训，看到有难产迹象，一边帮助产妇做出或站或卧的最佳姿势、拨正胎位，一边进行心理辅导，鼓励产妇要坚强、用力呼吸、不怕疼。有个别在田间地头搭篷“接生”，因产妇来不及赶回家生产。有一两例产妇有胎儿脚先来（脚先见天，九死活一，称寤生）胎位难拨正、大出血预兆，母亲动员家人速送区、县医院，好在那里已有专门的妇产科，减少了产妇、婴儿的死亡风险。
母亲接生是不脱产的。平时参加生产队劳动赚工分，不出工时做家务、搞副业，但24小时需待命，因孩子出生一年四季、白天黑夜都有。一听到有人“请”，不管寒暑、深夜还是吃饭时光，背起箱子，三步并作两步行，一路小跑来到产妇家。不过事先会有点思想准备，如产前做过检查，哪个产妇预产期快到了，大概率有个数。“急急匆匆上家门，助产断脐接新婴。倒拎哑儿拍脚底，一声长啼赋生命。”这首顺口溜道出了当年接生员的生活。
那时母亲正当盛年，精力旺盛。老天也眷顾，十余年的接生中，无一例死婴。我弟弟是母亲自己接生的。有一次母亲消毒时，不小心酒精沾到手里，着火了，手痛了好几天。因邻村一接生员接到死婴，吓得不敢再“接”，有几年也是母亲接任的。
母亲每接生一次，收对方1元左右的钱，家庭困难的、亲戚近邻就免收了。婴儿满七天了，作一次产后回访，吃顿“解魇饭”。有时母亲带来几颗花生、几块饼干和几个婴儿外婆家送来的红鸡蛋，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分享。可能我吃得最多，因母亲中饭后回家，正是我午后去学校读书路上。在挣现金困难的集体化时代，母亲的辛苦钿能贴补家用，也让我陆陆续续买了若干本“小人书”（连环画）。
在上世纪70年代，中央提出“晚、稀、少”的人口生育政策，倡导“一个不算少、两个刚刚好、三个有些多、四个不得了”，随之出生率日渐下降。公社（后改乡）卫生院也有了专门的产科医生和助产士，走村入户的接生员逐渐淡出。全国范围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浙江作为发达地区在70年代中后期。
后来母亲虽不接生了，但碰到曾接过生的产妇、孩子还是分外亲切。大家念叨母亲的细心、耐心和零事故。这十余年村子里极大多数孩子是母亲接生的，是第一个看到他们降生到人间的人。
当年的乡村接生员，年轻的、有文化的转为赤脚医生或计生干部，大部分解甲归田，全天候“躬耕南亩”。2011年起，母亲因做过乡村新法接生员，每月可领取100余元的养老补助。可惜只享受了两年左右，就撒手人寰。但多多少少给了她安慰，那年那月的辛苦与担惊受怕政府没有忘记。
母亲当过乡村接生员，记录着人类前行的足迹，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和岁月流逝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