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杜洲书院及其创建者
杜洲书院是元代浙东著名书院，由慈溪县童氏家族创建于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书院之得名，源于南宋末年学者童居易。
童居易（生卒年不详），字行简，因世居慈溪杜湖，学者尊称“杜洲先生”。他早年师从陆九渊心学嫡传弟子杨简，成为慈湖学派的重要传人。嘉定十六年（1223），童居易登进士第，历官天长县主簿、诸暨县主簿、泰宁县知县、夔州通判、吉州通判、太学博士、德庆知府等，终官中奉大夫。其为官清正，多有善政：摄天长县簿时，元兵攻城，他率众捍卫，保全一城；任诸暨主簿，诱捕豪猾，民谣颂之曰：“童主簿，威如虎，爱百姓，擒跋扈”；知德庆府时，以教化治边，三年而囹圄屡空。晚年致仕归里讲学，从游者众，“杜洲先生”之名由此远播。
童居易卒后三十余年，其孙童金追念祖德，慨然以兴学为己任。童金字子丹，宋末授进义副尉，督海运事。秩满，筑室杜湖滨，颜曰“一闲”。他本已移居他处，然念及“吾大父之学行，里所景仰，今去此，毋乃失人望于今乎”，更感于“海隅人悍，非建学立师，俾明圣道，民罔有常也”，遂于至大二年（1309）在祖宅旁创建义学，割田二百亩以资膏火。后其子童桂继志述事，添拨山田，扩大规模。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都省准设山长，赐额“杜洲书院”，正式列入官办书院序列。
二、方志文献中的记载及其矛盾
杜洲书院自元代肇建以来，历代方志迭有记载，然其地址之说，颇多歧异。
元延祐七年（1320）所修《延祐四明志》，距书院创建仅十一年，其卷十四载：“杜洲乡学在慈溪县西北三十里，至大二年童金创建。……屋舍五十五间，基地八亩。”这是关于杜洲书院最早、最原始的记录，时称“乡学”，尚未获额。
元至正二年（1342）《至正四明续志》卷八详载：“杜洲书院在县西北三十里，至大二年邑士童金创立义学，拨田养士。其子童桂添拨山田以赡学。至元二年，都省准设立额为杜洲书院。”该志并详列书院建筑格局：门楼三间、仪门五间、礼殿三间、慈湖祠堂三间、乡先生祠五间、彝训堂三间，以及志道、尚德、复礼、守约、慎独、养浩六斋，另有廊屋十二间、庖湢五间、山长厅三间、宣圣加号碑亭一座、杏坛一座。规制之完备，正如全祖望所言“盖仿佛四大书院之规制而为之”。
明天启四年（1624）《慈溪县志》卷四首次出现变化：“杜洲书院，县西北三十里杜湖之曲，至大二年童金创建，祀其祖杜洲先生居易。”此条在距离之外，增加了“杜湖之曲”四字，并明确书院为祀童居易而设。该志又注“今废”——此时距书院明初废弃已逾二百年。其卷七《童居易传》又云：“居杜洲之滨，学者多从之，称杜洲先生。”这是“杜洲之滨”说的源头。
清雍正四年（1726）《慈溪县志》卷三则改作：“杜洲书院，县西北五十里杜湖之曲。”距离由“三十里”变为“五十里”。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慈溪县志》卷四十三复归旧说：“杜洲书院，县西北三十里杜湖之曲。”其下小字注云：“《童氏家乘》：‘县西北三十里东墟埠，《志》误。’”此注以家乘证前志为误，采用“三十里”旧说，确认书院在东墟埠（东埠头）。
1992年《慈溪县志》采取审慎态度，两说并存：“杜洲书院，在杜湖畔，一说在东墟埠。”而至1993年《慈溪教育志》、2013年《慈溪市教育志》则渐趋杜湖畔的“杜湖之曲”“杜湖之滨”说，前者称“杜洲书院，在县西北杜湖之曲。南宋太学博士、中奉大夫童居易，为杨简学生，晚年居杜湖之滨……于故址建义学。后者径书：“杜洲书院在县西北五十里鸣鹤杜湖之曲（今属慈溪观海卫镇湖东村）。”至此，杜洲书院位于杜湖畔宓家埭（今湖东村）之说，几成定论。
然而，定论果为定论乎？
三、文献考辨：距离证据的权重
考订古代书院地址，距离方位是最直接的证据。慈溪县治旧在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以此为坐标，“西北三十里”与“西北五十里”相差二十里之遥，必有是非真伪之别。
元延祐七年（1320）《延祐四明志》纂修时，距童金创建义学仅十一年，主纂者袁桷为庆元路鄞县人，世代官宦，学识渊博，其于乡邦文献，当不致舛误。此时书院尚称“乡学”，未及请额，正处创始之初，其地址“西北三十里”必有所据。十二年后《至正四明续志》承之，仍作“三十里”。元人记元事，其可信度远高于明清方志。
明天启志始增“杜湖之曲”四字，然仍守“三十里”之数。至清雍正志，编者觉“杜湖之曲”与“三十里”不能兼容——杜湖在县西北约五十里处，遂擅改“三十”为“五十”。此一改动，实属以意为之，并无版本依据。光绪志编者博考群籍，复用“三十里”旧文，并引《童氏家乘》“东墟埠”说以证之，其识见高出雍正志远矣。
以里程核之：光绪《慈溪县志》所载：“杜洲书院，县西北三十里”，非常明确地记述了是“三十里”。又据市镇：“东埠镇（东埠头市），县西北三十里。”“宓家埭市，县西北四十五里”；再据桥梁：“同人桥，县北三十里，东墟埠街河。龙门桥，县北三十里，东墟埠街河。”“宓家桥，县西北四十五里，宓家埭上横河。镇东桥，县西北四十五里，宓家埭直河。安庆桥，县西北四十五里，宓家埭直河。永兴桥，县西北四十五里，沿山宓家埭直河。”在同一本县志中，杜洲书院与东埠头位于慈溪旧治西北约三十里，与元志所载完全吻合。宓家埭则在慈溪旧治西北约四十五至五十里间，与元志不合。仅此一端，已可决两说之是非。
四、“杜湖之曲”
与“杜湖之滨”的语义演变
“杜湖之曲”四字，实为后世致误之关键。
元至正十六年（1356），董朝宗撰《杜洲书院记》，首云：“故宋知广东德庆府、中奉大夫童公行简，居慈溪邑之杜湖。”此“杜湖”乃区域泛称，犹言“慈北鸣鹤乡杜湖一带”。慈北地区东西宽不过十余里，皆为杜湖灌溉区域，杜湖为地标，故附近数十里皆可称“杜湖”。童居易居住讲学在东埠头，属“慈溪邑之杜湖”范围，董文泛言之，本无歧义。
至明修志，编者仅凭“杜湖”两字，又见书院早废，旧址难寻，误以为书院即在杜湖畔，遂以意增“曲”字。“曲”者，意为弯曲、隐蔽、偏僻的地方，于是“县西北三十里杜湖之曲”成文。杜湖至东埠头一带，明代都属于海滨湖畔偏僻之地，“杜湖之曲”其实也还说得过去。另外又在《童居易传》中创“居杜洲之滨”一语，此实为明天启《慈溪县志》编者之误植。“杜洲”乃由“杜洲先生”之尊称反向衍生而来，然“杜洲”本非地名，也非“杜湖”别称。童居易被称为“杜洲先生”而非“杜湖先生”，根源在于古人取号讲求雅化与意象：“洲”字既精确指向其居所特征——杜湖附近的东埠头茂山边，又比“湖”更显雅致，暗含独立清高、超然尘外之志，符合古人“择小见大、避实就虚”的命名惯例。正因“杜洲”乃尊称而非地名，故“杜洲之滨”便成了无源之水。归根结底，“杜湖”是地理，“杜洲”是名号，两者不可颠倒视之。
清雍正志编者发现明天启志记载的“杜湖之曲”与“三十里”相矛盾，遂径改里数为“五十里”。1993年《慈溪教育志》编者则可能发现“杜洲”并非地名，于是也改成“杜湖之滨”。
此一演变轨迹，清晰可寻：由元人“慈溪邑之杜湖”之泛称，至明人“杜湖之曲”“杜洲之滨”之模糊、混乱，再至光绪志虽复“三十里”旧观，然未能纠正“杜湖之曲”与“杜洲之滨”，故后世仍沿其误。直至1993年《慈溪教育志》出现“杜湖之滨”，坐实为杜湖畔，层层加码，愈传愈讹。
五、东埠头的遗址与地名遗存
东埠头位于慈溪市东南部，旧时以街河（学前河）为界，分属慈溪县与镇海县，今属掌起镇东埠头村。此地原为滨海一埠头，宋以前已成集市，曾称“东埠市”，又名“东墟埠”，是三北地区最古老的商贸中心之一。宋开庆《四明续志》载宝祐五年（1257）设官药局子铺，慈溪县仅设两处，其一即为“东步铺”（东埠头），足见其在宋代的繁盛地位。
东埠头与杜洲书院相关的地名遗存极为丰富：
学前河：即街河。光绪《慈溪县志》卷八载：“学前河，县北三十里。东墟埠相传旧有义学，因名其河曰学前河。”此“义学”即杜洲书院前身。以河名印证书院所在，是极有力的旁证。
杜洲祠：光绪《慈溪县志》卷十五载：“杜洲祠，县北三十里。东墟埠茂山麓。祀童居易，今为童氏宗祠。”此祠至民国犹存，后改建为东安乡大会堂（电影院）。童氏宗祠原有前后两进，规模较大，但仅祭祀童居易父子，属专祠性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宗祠。推测杜洲书院废圮后，慈湖祠与六先生祠得以保留，并改为纪念杜洲先生的杜洲祠，或在祠堂旧址上重建而成，此做法在古代亦较为常见。杜洲祠的存在，是书院位于东埠头的重要物证。
童家大堂：即东埠头童氏大宗祠，朝东三间，长二十余米，现已拆建为老年活动室，仅存明代中晚期麒麟缠枝牡丹门鼓石一件。其前两侧原各有厢房六间，今北侧厢房尚存。
徽洲楼：明末建筑，为童氏族人在安徽经商发家后所建。童金一生倾力桑梓，中书省闻其义行，特题表其门曰“义士童氏之门”，而徽洲楼门头题有“居仁由义”四字，可见童氏家族仁义传家之遗风。
龙门桥、涌金桥、同人桥：东埠头老街有古桥三座，一名龙门，一名涌金，一名同人。“龙门”寓科举金榜题名，“涌金”喻文思泉涌、金榜题名，“同人”含志同道合之意，三者皆与书院科举相关。此类桥名非民间所能妄拟，当是书院兴盛时期所命，历经数百年而流传至今。
大樟树：位于徽洲楼前石桥头，三人合抱，可佐证童氏居住于此的悠久历史。
经实地考察，东埠头茂山东南麓一带，自徽洲楼、童家大堂、杜洲祠至街面屋，范围广阔，地势平整，与元志所载杜洲书院“基地八亩”“屋舍五十五间”的规模大体相应。其南面至东面有学前河环绕，徽洲楼应为门楼与仪门所在，童家大堂为礼堂所在，杜洲祠为慈湖祠与六先生祠所在，街面屋则为彝讲堂与六斋所在。其余周边房屋，当为庖湢、山长厅、宣圣加号碑亭、杏坛等建筑之所在。
当地童氏居民二百余户、五百余人，分五房，有大房、二房、三房、四十房等，另有洋屋弄房、义和弄房、石桥头房、茂山后童等小房。虽家谱已佚，但口耳相传，皆认杜洲先生为始祖。
六、诗文证：
岑安卿“东墟老”句的坐标意义
元代诗人岑安卿（1286—1355年），号栲栳山人，余姚上林乡（今慈溪市桥头镇）人，与杜洲书院同时同地，其诗作是考证书院地址的一手文献。
岑安卿有《寄杜洲乡学读书诸弟侄时王敬助为师》诗：“负笈少年志，读书无患贫。聚萤时已迈，映雪事当新。沈默东墟老，凄凉江左宾。兴居便饮食，德性藉陶甄。陋巷穷诗礼，荒陬集荐绅。缁衣心眷眷，贝锦语谆谆。醴设穆生□，□□□□□。”其中“沈默东墟老”一句，“东墟”即东墟埠，也就是东埠头。岑安卿之弟侄就读于此，时王敬助为师，可见元中期东埠头确有乡学，且延聘名师，四方子弟负笈来游。岑氏又有《送杜洲山长刘公辅二首》《送杜洲殷山长归天台二首》等诗，屡屡言及杜洲书院事，足证其与书院关系密切。
民国《镇海县志》卷三十七载郑真《恒农轩记》，记镇海县任溪（今掌起镇任佳溪村）人任存敬“自幼有志于学，邻邑旁午者曰杜洲书院，延乡先生孙公正甫训导弟子员，存敬从之游，授朱子《诗经传》，学成而归。”任溪距东埠头仅三里，东埠头是镇海、慈溪两县交界、往来频繁之地，一街跨两县，故称“邻邑旁午”。若书院在宓家埭，距任溪二十余里，则不得以“旁午”形容。此又一确证。
七、童氏迁徙脉络与书院定位
根据东埠头和宓家埭的采访可知，慈北童氏共分三支：东埠头童氏、宓家埭童氏，邱吴童童氏（旧称黄泥堰童，今属掌起镇五姓点村）。民间相传三支为三兄弟分居，宓家埭为长兄，东埠头为二兄，邱吴童为三弟。三支共尊童居易为始祖，旧时清明祭祀，先齐聚宓家埭，再同往杜湖山上扫墓。
然细考迁徙次序，东埠头实为最早定居之地。据慈溪市地方文史专家童银舫老师依据同治《姚江童氏宗谱》所列童良玉后裔在宁波地区的分布图，童良玉次子童地才之第三子童祭民（字天诚，行万六）迁居慈溪县东埠头，此为童氏迁居慈北之始，宓家埭与邱吴童两支皆由东埠头分衍而出。
《童氏家乘》载杜洲书院“复立乡先生祠，设其诸父钟、鋐、鍧”，可知童居易三子名为童钟、童鋐、童鍧。光绪《慈溪县志·童金传》记童金资助仲父（二叔）童鍧，据此可推童金为童居易长子童钟之子。董朝宗《杜洲书院记》称童居易之孙童金“移宅于邑之□□”，两字虽缺，然可推知即移居宓家埭；童金传中“筑堤浚泽，典水利于乡”一句，正指修筑杜湖堤事，其居地当在湖畔。由此清晰可知：大房宓家埭童金一支为童钟之后，二房东埠头支为童鋐之后，三房邱吴童支为童鍧之后。
童金既移居宓家埭，却在祖宅东埠头创建书院，“移宅”与“建学”两事正可互证：移宅是从东埠头迁出，建学是在故址兴学。如此，东埠头为童居易讲学故地、童金建学之所，脉络分明。若书院即在宓家埭，童金何必舍近求远，弃现成居址而别建书院？且元时东埠头已是慈北地区商贸、文化中心，而宓家埭尚属初辟之地，人烟不稠，至明代方成集市，元代于此建大规模书院，既无生源基础，亦无交通便利，与“延乡先生训导弟子员”“四方子弟来游”的景象难以相符。
八、宓家埭说辨疑
宓家埭位于杜湖东南隅，依山面湖，风景清幽，确有“杜湖之曲”的地貌特征。然考察当地诸姓迁入时间，宓氏于宋淳祐五年（1245）始迁杜湖畔，距杜洲书院之建不过五十五年；坊表桥韩氏、白马岙陈氏等族迁入更晚，至明代中期方成聚落。“宓家埭，牵沙蟹”之语流传至今，亦间接说明此地兴盛年代未远。元代于此建规制宏伟、学者辐辏之书院，可能性甚微。
据实地考察，童家桥现有居民八十余户、两百余人，原有宗祠已拆建为“为民楼”，楼上有三尊童氏祖先塑像，然多不知祖先名讳，据称祖先画像尚存。当地所谓杜洲书院在宓家埭之“遗址”，指宓家埭石湫头湖湾大份头、樟园一带，相传童氏迁居慈北，最早即落户于此。后因数次火灾，房屋被毁，遂北迁至杜湖东门闸下，称东门闸童，后又称童家桥（今属观海卫镇湖东村）。今大份头、樟园一带除一棵两百余年大樟树外，已无任何遗迹，原有一座童氏祖先大墓亦已拆除。
清宣统元年吴锦堂所绘《杜湖全图》中，此地标注为“大坟头”和“童氏香火堂”。大份头、樟园之名，分明指墓地和墓庄；香火堂专为祭祀祖先，不住人，或为墓庄改建，或为童氏移居童家桥后所遗留。据光绪县志记载，童居易、童鋐葬于县西北四十五里杜湖岑岙（今藏云溪山顶），童金葬于县西三十里虎胛山，童鍧、童桂葬于县西北四十五里鸣鹤场狮子山（白洋湖西）。由此推断，此处或为童钟之墓园。童金为人仁义孝慈，曾在此丁忧守墓，秩满后定居于此，繁衍成族。然此地名及建筑皆与书院无涉。
九、结论
综据以上考辨，杜洲书院地址可得而断曰：
以文献论，元延祐、至正二志明载“县西北三十里”，岑安卿诗直指“东墟老”，郑真记言“邻邑旁午”，《童氏家乘》坐实“东墟埠”，众证确凿，方向一致。
以地理论，东埠头距慈溪旧治三十里，与元志吻合；宓家埭距治五十里，与元志不合。东埠头为宋元古镇，商贸繁盛，交通便利，宜于兴学；宓家埭元时荒僻，居民稀少，不宜建大规模书院。
以遗存论，东埠头有学前河、杜洲祠、龙门桥等地名遗存，杜洲祠即书院旧址所在；宓家埭则无任何与书院直接相关的遗址遗迹。
以族源论，东埠头为童氏迁慈最早居地，童居易讲学于此，童金移居湖畔而于祖宅建学，脉络分明；后世三支共尊始祖，而以东埠头为发祥之地。
是知杜洲书院不在杜湖之滨，而在东埠头茂山之麓。清雍正志擅改里数、创“杜湖之曲”“杜洲之滨”说，导致后世讹传近三百年。今据元明文献、遗址遗存、诗文印证、族谱脉络，正其名曰“杜洲书院”，位于旧慈溪县西北三十里东埠头（今慈溪市掌起镇东埠头村），元至大二年（1309年）童金创建，为浙东元代书院之典范，童氏家族文化传承之象征，三北地区文教兴盛之见证。
主要参考文献：
1.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
2. 元·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
3. 明·李逢申：天启《慈溪县志》
4. 清·杨正筍：雍正《慈溪县志》
5. 清·杨泰亨：光绪《慈溪县志》
6. 元·董朝宗：《杜洲书院记》
7. 清·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记》
8. 元·岑安卿：《栲栳山人诗集》
9. 民国·杨敏曾：民国《镇海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