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平安慈溪”公众号在八一专题中，发布了一篇文章：《杜跃清：来自军营的一支“笔”》，许多朋友看了不免疑惑。的确，我写作上的些微成绩，主要是在公安机关逐渐被人知晓的。后来相关领导在全市政法工作会议上，向我颁发上级的奖状时说：“祝贺你，你是政法一支笔，受到省级机关表彰不容易。”
我也因写作荣立三等功等，两任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和一些同事常称我为“公安一支笔”。但我心里清楚，那支笔最初的重量，那笔尖最初的温度，是军营赋予的。
若打个不一定贴切的比方，我或许像一株移栽过的花木：在军营的土壤里悄悄孕育着蓓蕾，而真正得以舒展枝叶、迎着风雨开放的天地，则是在公安机关。这离不开市和局领导等如园丁般的信任与栽培。可那深埋于地下的根，却扎在四年的军旅岁月里。
我的写作启蒙老师是教语文的张纪先、王骏骐、蒋孝轩、徐尔彰等老师。而机关应用文、新闻报道等写作的启蒙老师在部队，其中四位对我影响至深。
营长蒋华年（后任团长、旅长、军分区司令员），是我写作路上的第一位“纠偏人”。
1982年春天，营部侦察班长郭海根带领张庭国和我，从安徽驻地到位于江苏的旅教导大队侦察区队参加集训。他让我给蒋营长写封信，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说实话，我内心是不愿写的，怕写不好。近四个月的培训结束后，我们回到了营部，蒋营长一见我，便对我说：“你刚到教导大队时的来信，我看了几遍，你是个文才。我本想马上回信，后来想还是见面时聊。在部队里，不宜写抒情散文，最好写纪实……”话似褒奖，实则字字敲打。
我听了蒋营长的话，脸上发热，心里却豁然开朗。
自那以后，《文书学及实用公文》《大众尺牍》《机关应用文写作概论》便成了我的枕边书，学着褪去学生气的华丽，追寻一种朴直而有力的表达。
不久，蒋营长调任，新来的营长郑德玉（后任旅后勤部副部长、部长），虽是军事干部，却格外重视军营文化。他后来成了我写作的“严师”。
我代理营部军官职务——书记，以及后来撤销书记岗位，我任文书时，住在郑营长对门的一套60多平米的房子，他常踱进我的房间布置任务，审阅我起草的方案、报告，也常将他自己的手稿交我整理。他自身文字功底扎实，要求极严，一个词、一个标点都仔细推敲。在他近乎苛刻的锤炼下，那支笔，才渐渐有了筋骨。
我从事文秘工作前的转折点，带着意外的色彩。一位因犯错误在营部反省的排长，由我临时监管。初时气氛凝重，我怕他想不开，出现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结果，总寻话与他聊，想缓和他的心绪。几日过去，他大概觉出我的善意，忽然拿出几份旧剪报，上面是他发表过的新闻稿。“你可以试试这个。”他说，“学会写报道，就像有一盒万金油，疗效不一定明显，但用处很多。”那一刻，他仿佛不再是被监管者，而成了一位点拨者。
他回连队后，我开始学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训练和生活的缝隙里捕捉线索。终于，驻地县、地级市的报纸和广播里，出现了我写的新闻。
还有，我的前任营部书记高乾稳，也是我写作进程中的推手。他有一手好书法，也有一双识人的慧眼。我们同住一幢楼，同吃一锅饭，他知我在写作方面的功底，对我的写作能力较为欣赏，忙时常让我协助处理文字工作。
后来他调走时，我便从侦察、通信班的副班长，接替他代理书记职务，工作也比较顺手了。那段时间，我穿梭于各种公文事务间，笔尖真正触及到了基层军营运转的脉搏。
如今回首，那火热的四年，如同一方硕大的砚台。蒋营长的直言警醒，是磨墨时那一道清冽的水；那位排长在特殊境遇中的倾囊相授，是墨块陡然转开的一缕异彩；高书记的肯定，是扶正我手腕的温暖力道；而郑营长日复一日的严格打磨，则是决定墨汁浓淡与笔锋钝锐的最关键的压力。他们共同为我这支笔，注入了最初也是最深的墨痕。
笔锋从此落下，便有了方向。军营赋予的，不仅是书写的技能，更是一种观察的敏锐、一种责任的沉潜、一种为公执言的底色。后来在警营，无论撰写案情分析还是事迹材料，那支从军营带出的笔，始终带着那股子干脆与恳切。当有人称我“政法一支笔”“公安一支笔”时，我听见的，却是遥远军营里，起床号划过天际的清音，与方格稿纸上，墨水慢慢洇开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