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中，余姚河姆渡遗址刚发现时，我还是慈溪长河中学的一名学生，那时学校忙于“批林批孔”，浑然不知这个考古发掘的不仅仅是一个遗址，那些干栏式建筑、颗粒饱满的遗存稻谷、纹饰精美骨器和陶器，既体现了先民的生活智慧，又承载着七千多年文明记忆的中华文明发祥地。
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我走进浙江省博物馆，看到了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只朱色大漆木碗，被命名为“河姆渡大漆碗”，距今约7000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漆器文化史上的源头，而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带销钉的残木器和黑色表皮的扁圆休木棍，又将漆器历史推进到8300年前。
这只被国家文物局明确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河姆渡大漆碗”，看上去如此“温和”。无论是从技术的角度，还是从精神的层面来看，都能引发后人的无限兴趣。木质本身就给人温暖、亲切的感觉，就像生活中常见的木质小物件会让人觉得可爱一样。它是敛口，呈椭圆瓜棱形，这种形状相较于规整的圆形多了一份饱满柔和与灵动。由于它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带着那个遥远时代特有的古朴气质。它被制作出来后是用于盛放食物的，且尺寸适合人单手拿握，简单来说，就是考虑了手的功能后产生的形状。透过漆涂膜，从木胎的纹理上隐约看到有旋转的痕迹，证明河姆渡的技术能力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大漆，确切地说是天然漆，指的是从“漆树”的树干上采集的汁液。这种漆树主要生长在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所以，从漆树上割出来的汁，也常常被称为亚洲的血液，真的是太古老又神秘。大漆是在汉唐时期传入日本的，日本对漆器情有独钟，经吸收融合，逐渐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漆艺风格，如莳绘、沉金等技法。16世纪开始，日本漆器开始出口到欧洲，成为王室贵族定制收藏的珍品。漆器，源于东亚的独特技艺，并深刻影响了世界的装饰和审美。
今年秋天，我有机会到访英国，参观了距离伦敦40公里外的皇家温莎城堡。随着人流刚经过维多利亚女王护卫大厅，在展柜前就看到四个漆盒，一下子惊艳到了我。听语音导览词说，这是由乔治三世收藏，来自乾隆皇帝的慷慨外交赠礼。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如果把历史场景定格在1793年，乔治三世派遣马嘎尔尼（Lord George Macartney）为首的多达700人使团，前往中国扩展商务，希望开放更多通商口岸、设立常驻公使、修改关税制度，并试图向清廷展示蒸汽机、机械钟、望远镜等西方工业成果。可是，乾隆皇帝对这些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并声称：“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虽然英国使团计划落空，却换来乾隆帝慷慨赠送的大批礼品，其中两件大漆剔红寿春宝盒是乾隆帝的超爱品之一。
盒盖的中心是万道霞光上托以一个大大的“春”字，“春”字具有一年复始、万象更新之意，亦可象征长寿和新生。居中有一寿星，其旁衬有松柏和卧鹿，取“春寿”之意。“春”字两侧各一龙，腾驾在云朵之中。龙在清代是皇权的象征。盒盖、盒身外壁各四组开光，内为山水人物图，讲述着不同的故事。圈足内黑漆髹涂做点缀似乎也意味深远，透露着某种神秘的气息。整件器物纹饰雕刻细腻流畅，精美华丽，是清代宫廷御用工艺品中的佳作。
17世纪至18世纪，荷兰、英国等国的东印度公司积极开展与中国贸易，将中国的漆器带回欧洲销售，由于运输艰难、成品率低，一件远渡重洋而来的正宗中国漆器，其价格高昂到令人咋舌，只有最顶层的贵族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拥有它，是彰显财力和权力的最直接方式，竞相收藏。漆器上描绘的亭台楼阁、山水人物、花鸟鱼虫，为欧洲贵族构建了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完美精致的乌托邦世界，满足了他们对遥远东方的一切浪漫幻想。许多博物馆和宫殿都收藏有大量的中国漆器，如卢浮宫、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以及欧洲古堡中看到的那些华丽的漆器家具，那正是“中国风”的最好见证，直接影响了欧洲的装饰艺术风格，催生了新的工艺技术，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艺术遗产。
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如同充满好奇的收藏家，伸出双手，左手接过了中国递来的洁白坚硬的瓷器，右手接过了日本递来的温润深邃的漆器。欧洲人把瓷器称为“china”，漆器则称为“japan”。中国是“瓷之国”，日本是“漆之国”。于是，“china”与“japan”的命名像是一枚历史钉在文化地图上的图钉，标记了东方工艺曾征服西方的两个坐标点。它们既是欧洲对东方技艺的致敬，也是两个东方古国在世界贸易史上刻下的独特烙印。今日若重新审视这种称谓，既能看到古代全球化贸易的痕迹，也提醒我们：文明互鉴中，物质文化常常成为理解异域的窗口。这些符号既是历史的馈赠，也可能简化了文明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或许正是如此，才更需要我们主动探索符号背后的完整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