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微
严肃的写作，总会有某种目的性或使命。《听潮集》这本“关于书的书”，又想要向读者传达什么信息？
首当其冲的是“写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方向明在《抵达内心：读白桦“童年”摄影展》一文中说：“我最早喜欢看美丽的照片……后来慢慢喜欢看有内容的，能勾起回忆的，最好是打动自己的。”“我不再关注画面是否美，我关注的是作者在思考什么，在担忧什么。”他所关注的是，慈溪作家使用的任何一种文艺形式——书法、美术、摄影、散文、小说、诗歌、纪实文学、民间文艺、地方史志研究，是否能够“表现人的本质特征，包括生存状态、精神追求、风土人情、历史文化”。
他深情地评论诗人沈建基“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生命写就诗行”，诗行里有泪有血有思念，有通透的神来之思，却“唯独没有恨”，“读着感觉温暖”。他读小说《看着父亲牵羊过渭河》，被张寒“黄土地一样质朴的情感击中了”，好奇他怎么就造出了这种有点特立独行的写法——“散散的，有一搭没一搭的，却一层层进到内心里，直至最柔软的部分”。他喜欢阮万国的散文集《盐霜》，因为书中“煮海熬盐”四个字。如果把具体的人的生活比作海水，那么艺术创作就像是从海水里“熬”出盐来；没有植根于此时此地的一个又一个的人，哪来真正的艺术？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集子收录的16年58篇评论文章里，“地方性写作”是个一以贯之的高频词。2010年，他写文庆祝慈溪文艺季刊《浙东》发行一百期，旗帜鲜明地指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气又何尝不在成就着一方人”！当刊物自身的历史与地域的历史相互交融，才得以形成它独特的性格和厚重的灵魂，赋予其特殊的地位与使命。2016年，他为《慈溪作家》丛书作序，自诘：“身处海边一隅，我们的写作有没有意义？我们的写作如何有出息？”他自信地回答：“文学史上哪一部伟大作品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都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慈溪）这片土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为我们提供了区别于他者的特殊细节。立足于自己的土地，写出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保证其陌生化和独树一帜，从地域文化出发，获得重要的思想启示，发现人生真理，这才是我们要走的路。”
生长于斯，超越于斯。从地方性中提炼出人类普遍的情感、经验与境遇，向生活于一切时代与地域的读者敞开，这才是作家最好的本钱。他极为推崇周乃复先生钻研地方史志的路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立足于地方，但不坐井观天，始终把慈溪文化放在一个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中加以理解和阐释。他称赞王孙荣在《余姚进士录》上的独特贡献——“凡能考证出其居里者，皆著录现属镇、村”，让看似遥远的历史得以流淌在当代读者的日常生活中。小说《阳谋》《秘色》的“中国气派”、艺术寻根值得肯定，《戏中人》描摹人性的幽微令人动容，李金波的创作实践则俨然是“在地性与世界性”融合的范本——语言实验、叙事创新、地域符号的精神升华……这一切最终又指向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怎样确保作品的文学性？
“在写作中，作家必须是真诚的，严肃的，满怀同情与怜悯之心的。”他写道。它可以是纪实文学《我和我家的创业》中的工匠精神与仁厚情怀，“写艰难困苦，又超越了困苦”；它是胡新孟小说中触手可及的生活细节、丰富微妙的人性景象，是张广诗歌中面对世界与自我的一种真诚的态度，是俞妍作品里的留白与氛围……是同一个个真实的个体生命的“遇见”，有“合身的材料”和“细节的考据”；是题材的新意与陌生化的意象，是语言的诗性与思想的厚重，“心与物的融化”！
好的作品不止一个标准，“每个人都要珍视自己特有的东西”。这本集子不似方向明的《故乡书》浑然天成，“守拙有真意”，也不像他写《沉寂的洪钟——九叶诗人袁可嘉》，理论与语言表达愈发通透、练达，但每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都契合了他自己提出的标准：既简洁明快、高度概括，又含意深刻、意味深长，令人“一唱三叹”。在一次又一次文体与思想的“实验”中，他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