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缝纫机，像个古董，台面斑驳脱皮、边角翘起，原先的色泽荡然无存。底下支架锈迹层层，工作时“吱嘎吱嘎”，活脱脱一位满脸褶皱、饱经沧桑的迟暮老人。可岁月没能折损它半分功能，依然闪耀着属于旧时的光芒。
它陪着我走过五十多个年头，是工具，是伙伴，是心底的不舍念想。风雨相伴几十年，无数回，在我需要时挺身而出，不知解了我生活的多少难处，实在可称得上是相依相伴的患难之交。也许因为它来之不易，让我格外珍视。而今细细端详，就如端详少时闺蜜，往事就顺着柔情的目光，悠悠荡开。
1972年我高中毕业，父母都六十多岁了。那时生产队集体劳动，他俩只能算“半劳力”，挣的工分少，一到年关核算，家里总是“倒挂”——欠生产队钱，被称为“倒挂户”。年成好，还可还上些往年的“倒挂”债；年成差就雪上加霜，拆东墙补西墙，日子过得紧巴巴。
想摆脱这样的困境，努力活下去，就得搞副业走另外门道。但我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姑娘，怎么去找这样的致富得温饱的路呢？更何况副业也不是想搞就能搞。像纺棉纱，一户就一个名额；织布还得好几个人搭伙，我母亲年纪大，已经干不动了。但，穷则思变，富向胆边生，富从智慧生。为了温饱，为了年老父母的尊严，为了我姑娘的志气，我心里总是默默想：爸妈，我一定把倒挂户的帽子摘掉，一定让你们生活无忧。
天无绝人之路，人被逼到绝境，想法就疯长。我琢磨着，要是有台缝纫机，接些劳保手套的活，兴许能让一家人活得滋润些。那个年代的缝纫机，是好多女生的梦中情人，我也许更强烈。车手套的技术不难，难的是如何买到缝纫机。在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买缝纫机比登天还难。那时候，米、油、糖、布，连根木头，啥都要票。家里最“值钱”的，就是抽屉里一沓票证。
跟父母说买缝纫机时，他俩愣了好久。对这个家而言，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没门路弄票，更不可能有钱买。可我不甘心，天天想，夜夜盼，觉得只有它能砸碎穷日子的枷锁。转机终于出现了！1975年春，去舅舅家时碰到了在上海奉贤五四农场工作的大表姐。我心里一亮，也许大表姐能从上海给我这个机会！真的，路在嘴中，功在勇中。我硬着头皮求她帮忙弄缝纫机票。表姐爽快，说回上海问问。这话，在黑暗中给我照进了一束光。
可一个月过去，没信来；又一个月，还是没信来。那时候没电话，只能干等。实在熬不住，我写信给表姐。很快又收到回信，说她回上海事多，把这事忘了，不过马上就去问。
又熬了几个月，天天盼信，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盼得脖子都酸了。终于，上海来信了！拆开一看，天哪，真有蝴蝶牌缝纫机票，得去上海自提！那夜，兴奋得睡不着，可紧接着，筹钱难题又压过来，一百四十多块，家里连几块钱都拿不出。
厚着脸皮再去舅舅家。舅舅家一大家子也勉强糊口。还好热心舅妈跑亲戚家，好不容易借来钱。我千恩万谢，承诺用缝纫机接劳保手套的活，一有钱就还。
买到缝纫机，新问题又来了：社办厂的劳保手套活有名额限制，一户一天能接的量有限。为了多挣些，我挨家问，看谁家有卡却完不成定额；还跑去宗汉、高王、白沙、五塘新村这些地方的社办厂队办厂。不管风，不管雨，不管雷，只要有活，就去接。不分昼夜地干，几个月后，终于把钱都还上了。星光不问赶路人，皇天不负有心人。我感谢命运给我的眷顾。
后来，这台缝纫机跟着我辗转南北。从穷乡僻壤到县市，又从县市搬到上海。光从县市搬去上海，运费就花了600块，够买台新简易缝纫机了，可我视若珍宝。
五十多年了，虽然我有教师这份稳定的工作，买得起衣服，可我还是常常用这台缝纫机自己给孩子做衣服。年前忙一晚，赶出几件新衣，样子或许不如买的好看，但舒服合身。到现在，改衣服、装皮筋，还是得靠它。
它呀，是我最难时的那束光，是陪我熬过半生艰辛的“老人”，到现在还在发热发光发功。人们常说，家有一“老”，胜过一宝。这台缝纫机，就是我家最珍贵的“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