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工”一般指军事工业系统，也可指军队中负责军械维护等技术保障的人员职能。抗日战争时期，三北抗日根据地置身敌后，浙东新四军武器、弹药因国民政府拒绝提供，部队使用的武器少数来自民间，多数来自缴获日军、伪军及其他的武装力量。为此，中共中央指示各地要自力更生，维护军械，制造武器、弹药。三北抗日根据地则根据自身条件，从修械开始，逐步发展兵工事业，为提高浙东新四军的战斗力作出了贡献。
一、三北抗日根据地兵工事业的组织形式
（一）“暂三纵”修械所
1941年9月18日，中共浦东工委策反并秘密控制的汪伪十三师五十团中的300余人，在朱人俊和方晓等率领下，南渡杭州湾，登陆浙东三北，外称“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下辖五个大队，即特务大队和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大队。“暂三纵”是从伪军策反过来的，装备还可以，但枪支断柄、缺件严重。当时，“暂三纵”有一个修械组，组长朱连根，组员曹柏根、夏德标。三人修械组组建于1941年7月，开始隐蔽在五十团中，后随队南渡。当时，修械小组的工具仅有一块铁板、几把锉刀、一台虎钳、几把榔头、一只小炉子与一只木风箱。工具虽然简陋，但还是花了半年时间到各个大队把全部枪支检修一遍。
“暂三纵”进入三北后，与日伪军战斗频繁，修械小组需要修理的枪支日益增多，任务也更重更迫切。部队领导为解决修械量的增多、修械组急需增人的问题，一面到上海招募失业的机械工人，一面又通过地下党物色有铜匠技术的党员进修械组。招聘的人中，有朱连根失业在家的上海师弟蔡松安兄弟俩，这两兄弟在后来的兵工生产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蔡松安还被评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劳动英雄。1942年初，修械组人员增加至8人，改名为“暂三纵”修械所，由朱连根任所长，并配备了指导员陈永福，司务长张正南。
（二）三北修械所
1942年7月至8月，浙东区党委、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浙东三北游击司令部（简称“三北游击司令部”）相继成立。浙东的部队统一整编后，原“暂三纵”修械所改为“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三北修械所”，全所十余人，所内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由部队政治部派徐言逊任书记和指导员，朱连根任修械所主任，修械所隶属三北游击司令部领导。
1942年年底，浙东第一次反顽战争胜利结束，三北地区抗战形势大好，巩固和扩大了三北根据地，为进一步向四明、会稽地区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也给修械所带来一批“解放”过来的技工战士，这不但增加了人员而且提高了修械技术水平。是年，三五支队一度攻克观海卫，在城中发现一台4尺脚踏车床，搬到了修械所，解决了枪炮上一般车工件的制作。1943年农历正月初一，五支一中在龙山自卫队的配合下，袭击在慈东小灵峰山上国民党顽军慈溪县第二警察总队宋庆云的后方机关，收缴了顽方修械所的全部物资，修械所的修械能力大大提高。
（三）三北修械组
1943年初，三北修械所进入四明地区。3月，根据浙东区党委的指示，部队建立供给部，魏善成任部长，下设材料股、军械股、被服股、会计股、粮秣股，后又增设军工股。朱连根同志任军工股股长，陈鸣治同志任副股长。在三北修械所基础上组建的军工股，负责组织领导兵工生产。以修械所1943年上半年在四明山试制成功手榴弹为标志，兵工事业开始由单纯修理向修造结合的路子发展，先后生产了大批大刀、刺刀、手榴弹、地雷、长短枪子弹、枪榴弹、掷弹筒、掷弹筒弹头、六○炮弹和迫击炮弹等，还造出了平射炮，改制了一批平曲射两用的迫击炮，为浙东游击纵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另据《新四军军事工业史资料》记载：“在（浙东）第二次反顽战争期间（1944年2月），当后勤机关由四明山向三北茅山转移时，因三北需要一部分修械人员，所长朱连根挑选了7名修械工人，组成三北修械组，随带修械器材，当夜赶到干溪村，随后方机关一起北渡姚江。”三北修械组在翠屏山一带坚持到1945年9月，后随浙东新四军北撤。
二、三北抗日根据地兵工单位的活动轨迹
“暂三纵”修械组建立后，开始随部队一道行动，一有时间就修理枪械、制作配件。但检修完三个大队枪械后，因部队与敌遭遇战斗的次数越来越多，修械时间就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暂三纵”领导命令修械小组找一个隐蔽偏僻的地方，把损坏的枪支集中修理。后来，修械小组在鸣鹤场西边后方桥的半山区里，找到很隐蔽的夹山庵，在庵中修枪。几个月后，修械组迁到长河市街里，住在大财主金人铿家中修枪，其间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次，朱连根和曹柏根正在修枪，20多个日本兵突然闯了进来，说要搞饭吃。朱曹俩匆忙藏好枪支，已无处可跑，只好钻到堂屋棉花堆里面，一直藏到下午二三点钟，等日本兵走了才出来。事情被“暂三纵”的特派员知道后，把金人铿严厉地痛斥了一顿，吓得他连连保证，后来再也没发生这种情况。
1941年年底，在浙东军分会的领导下，三北抗日根据地形势转好，修械组按部队要求向西转移，曾在临山的黄家埠、谢家塘海边先后找了几个小村，分散住在民房里工作。初冬时节，寒意逼人，修械组的同志在群众的帮助下都穿上了棉衣，工作更加有劲头。此后，修械组到过的地方还有慈北的二流沟（大岐山旁）、逍林何家，翠屏山麓的鹁鸪庵、桐子山、定水寺、护国庵和杜湖一带。
修械组的足迹也涉及上海。1942年上半年，“暂三纵”第五大队大队长蔡葵派人送来一挺待修的捷克式轻机枪，主要毛病是枪管自然磨损造成的吸壳。那个时候部队的机枪很少，修械组深知修好这挺机枪的意义。但就当时的条件，对磨损的枪管无法重新加工，唯一的办法只有去上海。朱连根把所里的工作交给蔡松安负责，带着经过伪装的枪管，乘船北上，在浦东马勒港上岸后，找到了朱亚民的队伍。在朱的帮助下，弄到一张“良民证”。后来在黄浦江边找了一家小加工厂，完成对枪管的加工。枪管带回三北后，找个隐蔽的山岙试枪，先打三个单发，又打一个连发，子弹全部射出，修理完全合格。机枪送回部队后，得到蔡葵大队长很高的评价。
1942年8月，三北修械所建立后，修械所隶属三北游击司令部领导。当时修械所选址在双桥乡毛洋坪，还曾搬至白洋村白云庵。后来，为了应对敌伪的“扫荡”，修械所没有固定的地点，今天住这里，明天又搬到别处，一有敌情，像货郎担一样，挑上工具就跟着部队转移。1943年初，三北修械所随司令部南渡姚江，进入四明地区。
1944年初，浙东游击纵队在四明山遭国民党顽军重兵围剿，司令部率主力战略转移到三北抗日根据地，修械所所长朱连根组建的一个三北修械组随部队行动。朱连根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写道：“洪魏、二六市，狐狸寺等地均先后办过兵工。”新四军老战士徐大年在回忆录《战争年代回顾》一书中也提及了1945年5月的一天，慈溪县中队指导员胡惠明趁徐下山去送信，曾叫他带一支抓子坏了的步枪到修械所（组）去修。当时，这个修械所（组）就在五磊寺附近。
三北抗日根据地除了部队修械所外，还有为部队修理枪械的点。
中共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的堂弟王性渭，抗战前就在上海做铜匠，有高超的修理技术，人们叫他“外国铜匠”。日军占领上海后，王性渭返回家乡王家埭，一度以打渔为生。王仲良看好这个堂弟的技术，要求他为抗日部队修枪。王性渭正直、爱国，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接受王仲良安排。为了安全起见，王仲良与堂弟约定，把王家埭东面三渎庙旁的义冢地作为交换枪械的地方。双方不见面，部队把坏了的枪支放在某个旧坟的棺材里。王性渭由他大哥王性善陪同，半夜里取回要修的枪械。同样，把修复好的枪械在半夜放到棺材里，由部队派人秘密取走。这种人不知鬼不觉的枪械维修方式，从1942年持续到浙东新四军北撤，一直没有被人发觉。
观海卫镇大岐山村，立有一块《三北自卫总队枪械修理所遗址》的纪念碑。碑文记载当年村中有两位修理师傅，一个姓彭（音），一个姓史，他们租用利济塘村民的三间草舍，以“铜匠店”作掩护，明面上为百姓修火熜、蜡烛台等物品，暗中却修理三五支队破损的枪械。《观海卫现境内的红色史迹》中有一节专门记述这个修械所，文章写到1943年至1944年间，正是部队修械所离开三北去四明的时间，这段修理的空档期，不排除是中共地下党秘密召来的铜匠，为地方部队修械。“他们白天以修火熜、蜡烛台等为掩护。枪支修复后，或有要修的枪械，放在某个约定的柴蓬堆里。”“那年头，村子四周都是空旷的田野，一到秋冬，农田上有千百个柴垛，枪在哪里，这个秘密只有三五支队自己人知道，外人绝对看不出来。有时，村里来了‘陌生人’，住在村头的女人们手里就会拿一个火熜、酒壶什么的，跑来叫‘铜匠师傅’修理，巧妙地为‘枪械所’传递消息。”在当地人民的掩护下，彭、史两个“铜匠”在利济塘安全地工作了两年左右，直到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时，枪械修理所才光荣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利济塘的“铜匠店”与“外国铜匠”王性渭，为三五支队修理枪械的方式是异曲同工的。相信还有很多类似的、私下为三五支队修理过枪械的民间匠人们。他们有的在史书上留下姓名，有的事迹永远淹没于历史长河中，都是为三北抗战作出过贡献的人。
三、修械所向四明转移后，三北抗日根据地对浙东兵工事业的贡献
修械所在三北的时间并不长，约一年半。1943年春天，三北修械所随部队挺进了四明山。此后，三北抗日根据地兵工仅存小规模的修械组和修械点，但三北以其浙东“中心战略支点”“向南发展的跳板”和“重要依托”的地位，尤其在物资供给上持续为浙东兵工事业作出贡献。
浙东游击纵队供给部部长魏善成在回忆录中曾写道：“记得在194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接到海防大队报告，上海地下党给我们搞来了一大批军工物资，有不少无缝钢管，需到慈溪鸣鹤场北面的一个小渡口去取。当时我们供给部与五支队、教导队、特务队一起驻在陆家埠。由于材料股抽不出人，我亲自带了一个侦察班，共十四五人，每人均配了驳壳枪，并组织了五六十名民工。我们白天休息，晚上赶路，去时没有出事，但回来路上却遇到了麻烦。一天下午4时多，我们刚吃了晚饭，侦察员报告日军已进了碉堡，我们就准备行进了。我把十多名侦察员分成前卫、中卫、后卫三个组，我带着警卫员走在前卫组，五六十名民工各挑了一担走在中间。当我们前卫组刚转出山头就被碉堡里的日军发现了，他们就开火并边打边冲了出来，同时另一方向也响起了枪声，一看是从余姚方向也过来了一股日军，我们处在两面受敌的危境中。我一看表，离天黑时间不长了，当机立断，叫还没转出山头尚未被敌发现的中、后卫两组和五六十名民工迅速后撤，分散隐蔽；前卫四五个同志分多路跑开突围。我带着警卫员李贵祥为一路边打边跑，引开敌人。我们两人足足牵了日军一个排，跑了好多里路，一直跑到郭姆渡渡口，过了姚江。这时，五支队支队长王胜听到枪声派一个连赶来增援，日军就开了炮，经隔江战斗了一阵，天也渐渐暗了，日军不敢恋战灰溜溜地跑了，王胜却负了伤。我们又返回去把全部物资运回了供给部。所以，当时采办军工材料是很不容易的，要冒极大的风险，甚至付出重大的代价。但原料、器材一旦运到目的地，尽管敌伪顽频繁‘清乡’‘扫荡’，环境恶劣，由于有广大群众的掩蔽，极少受损的。”
新四军老战士王松岳2015年5月接受采访时讲到：1944年冬，三北自卫总队慈姚大队一中队一排副排长陈德夫带二班副班长沈开云、战士洪长江（洪祥琦）和王松岳等8人，受命护送一批从后海运往四明山兵工厂的火药。他们接手任务时，这批火药已经从古窑浦运至东埠头。晚饭后，在副排长陈德夫带领下，从东埠头的营地出发，护送火药一路翻山越岭，深夜到达余姚郭姆渡。与四明山来接应的人对上暗号到达接头的郭姆渡渡口正值深夜。副排长按照约定的暗号，双方交接物资。这批火药共有五十坛，重三吨，分别装上两条船，渡姚江时由于水流很急，再加上河面结有薄冰，船行速度很慢，最糟糕的是陈德夫等四人护送的那艘船因年久失修，中途船底漏水。陈副排长见船仓内进水越来越多，果断命令下水推船，四人二话不说，脱下长裤跳入水中，忍着刺骨的寒冷，肩扛手划推船前行。船到坝头，接应的战士和带来的民工一起赶了过来，大家七手八脚把火药坛往岸上搬。这时，漏水船只突然从中间开始裂开，陈德夫等四人在江中硬是拼命扛住漏船，坚持到最后一坛火药搬上岸。当陈德夫等四人从江中救起时，已经浑身冻僵，除了王松岳被救活（终身致残），陈德夫、沈开云、洪长江三人均牺牲。
浙东兵工事业转移到四明山区后，三北抗日根据地利用古窑浦海港的有利条件，军民一心，为四明地区运（输）送过各种军需物资和技术人才，支持浙东兵工事业。以上运钢管、送火药就是保障兵工事业的一个缩影。
结语：
三北抗日根据地是浙东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启航地，是从“暂三纵”修械组向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北游击司令部）军工股过渡的成长地，也是浙东兵工事业向四明山转移后提供人员、物资的保障地。干浙东兵工事业的同志，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他们亦工亦兵亦民三位一体，平时穿着便衣，与老百姓一模一样；他们工作生活是战斗化的，艰苦紧张但又充满活力；他们自觉执行群众纪律，与群众建立起真正的鱼水情关系；他们为增强浙东新四军的战斗力，精心修械，不断改进和提高军工产品的质量；他们在兵工事业中先后有一二十位优秀的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事迹永载浙东抗战史册。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参考资料：
1、《浙东抗日根据地财经后勤卫生专辑》，浙内图准字（98）第196号，1999年3月版；
2、《慈溪抗战老同志口述史料》，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2月版；
3、《战争年代回顾》，徐大年著，内部印刷2007年8月版；
4、《浙东抗日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5、《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6、《新四军军事工业史资料（第六师）》，上海市国防科工办军工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198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