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先生的评论集《听潮集》收录了八篇小说评论，分别为2009年的《一部中国气派的文化小说》、2014年的《陌生的小说》、2016年的《向死而生》与《李金波小说的“东北味”》、2018年的《发现个人内部的人性景象》、2022年的《艺术寻根与文化寻根》、2023年的《外部世界的人格化带来的独特阅读感受》与《很安静，却总让人感到温弱的疼痛》。作为评论家，方向明先生的小说评论兼顾多重文学元素，形成独特的文本细读方法论与小说观；同时，作为曾任文联主席与在任作协主席的地方文学主事者，其评论对“地域”的关注，既包含对“地域性”概念的阐释与思辨，也是建构地方文学话语权的尝试，旨在将地方经验融入更大的文学谱系。
从古典诗学
到现代性小说
读方向明先生的小说评论可知，他是一位将小说当诗读的评论家，其小说理论常与诗学深度关联，如对留白、氛围的阐释，本质上源于对含蓄美学的喜爱。无论是在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还是西方文论，留白与氛围都是历代评论家与文论家关注的焦点：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对“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追求，到笪重光《画筌》强调“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从伊瑟尔对“空白”与“不确定性”的强调，到燕卜逊《含混七型》的“气氛论”。对“留白”与“气氛”的强调，代表了人类在文本的建构与解构中对语言、“真实”与“精密”的反叛。方向明先生的小说评论赓续这一传统，延续了“味在酸咸之外”的审美追求，建构起独具特色的“小说诗学”。
《很安静，却总让人感到温弱的疼痛——读俞妍短篇小说集〈山野幽居〉》（以下简称《评俞妍》）中，评论家以大量笔墨阐释对“留白或意在言外”的理解，通过分析俞妍小说中的时间、动作、细节，提出好小说是要“以少少而胜多多”的；同时，他高度关注小说中的“氛围”：在《外部世界的人格化带来的独特阅读感受——读王立云长篇小说〈雾与石〉一得》（下文简称《评王立云》）中，以“雾”“闸板”等细节为例，强调“外物”人格化可形成独特的“氛围”，而“氛围”本身就具有某种“能动性”，不能仅将其视为背景或符号，它可以影响情节发展、人物塑造，甚至成为叙事本身；包括《陌生的小说——张寒及其小说印象》（下文简称《评张寒》）中赞美张寒小说如同“渭河两岸村落里的炊烟”，“慢慢的，静静的，悠然的”，《评俞妍》中，“氛围”更是其核心议题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评论家对“氛围”的关注本质上依然是“留白”的延伸。“氛围”的出现意味着“叙事”的减损与退场，而“叙事”退场则需要读者基于自身情感与生存经验重构小说，在作者与读者的共创中实现文学阅读的圆满。恰如《评俞妍》中所言“阅读的快感……来自边阅读边想象填充的过程”，这其实是一种接受美学的阐释：真正的文学文本并非单纯的以作者为核心的、未经读者阅读的文本，而是需经读者阅读，发掘潜在意义，同时文本反作用于读者的思维、心理与精神，其意义才得以完整呈现。这直接导向了其对“欧·亨利式的结尾”的“腻烦”（见《发现个人内部的人性景象——胡新孟小说集〈要我怎么说才相信〉序》，下文简称《评胡新孟》），《评胡新孟》中，评论家从辨析文学意义与文学史意义出发，提出好小说应“微妙、丰富和歧义”，是“逻辑之外，意义之外，道德评价之外，伦理属性之外”的，其模糊性与含混性指向“实在的生活”，使小说有“人性的气息”；包括在《评张寒》中对其“有一搭没一搭”的散文式小说的推崇，认为其“不经意间写尽春秋”，这又呼应了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的现代性转向：人们意识到世界被层层叠叠的语言所包裹，但语言又相互消解，所以语言本身就是“不可靠”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谓“不可说的，只可不说”，现代性小说的核心任务就是呈现一种“说不出”的状态。
综上，方向明先生将小说作诗歌解读，其推崇留白与氛围，强调读者为小说的“第二作者”，关注小说的多义性、混沌感与“不经意”；从古典诗学的美学倾向出发，却与现代性小说的“不可说”形成呼应，由此建构其独特的“小说诗学”。
“地域性”与“世界性”
《听潮集》封底有言：“我们身处的三北，就是苏童的香椿树街，就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就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选自方先生2016年《地方性写作的意义及其超越——〈慈溪作家〉丛书总序》）。作为地方作家，“地域”堪称其评论的核心关键词，而地域书写的本质，也成了评论家关注的焦点。
《文心雕龙·物色》云：“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在文学史与文论史中，“地域”作为文学元素由来已久。从孔子言“郑声淫”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从鲁迅的S城叙事到“乡土文学”，正如和辻哲郎在《风土》中所言：“风土是作为主体性的人的存在的一种表现。”许多地方作家往往强调文学的“在地性”，甚至将小说视为宣传地方文化、弘扬地方精神的工具。诚然，地方文化与精神自有其价值，但文学本应对标“全人类”——高密东北乡不只留在山东，约克纳帕塔法县的“苦熬”本质是全人类的生命体验。在方先生看来，地域并非写作题材，本质是一种观察生活与文化的视角；关注地域并非局限于地域，而是以此为起点，从“在地”迈向更广阔的物理与文化空间。
《评张寒》与《李金波小说的“东北味”》（以下简称《评李金波》）集中体现了他对物理意义上“地域”的探讨。张寒与李金波均为“新慈溪人”，其小说的地域特色带有较强的陌生化色彩，方先生非但不排斥这种独特性，反而认为李金波的“东北味”与张寒“坐南往北”的西北书写“不只是地域文化的简单复现，更是文学主体对地域精神的重构”。在他看来，地域本身不是写作的目的，仅是用以书写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困境与求索的视角与背景。所以方先生在评价这两位“新慈溪人”的作品时，格外强调其写作所借鉴的萧红、迟子建、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作家——这些作家看似书写东北或马孔多，实则讲的是全人类的故事。
更为深刻的阐释见于《向死而生——试论岑燮钧小说的一个母题》（以下简称《评岑燮钧》），此文堪称全书最精彩的篇章。方先生从“呒结煞人”六公公切入，继而谈及浙东农村老人的“死亡观”，他指出，“死亡如同一个公开的节日。借着死亡的名义，村里人聚集，走动，化解仇怨，修复情感。”进而将其纳入人类死亡观的整体讨论。他上溯中西文明的“死亡传统”，将评论对象从个人史延展至心灵史，乃至更广泛的生活本身，将浙东农民的死亡观纳入世界文明乃至整个人类生活范畴，大大拓宽了小说的释读空间。这已非单纯地理意义上的拓展，但依然探讨特殊意义上的“在地”与文化谱系的关系，指向文化层面上“我者”与“他者”的交流互纳。
作为方先生小说理论中的核心关键词，“地域”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既指地域性写作，亦涵盖地方或作家个人意义的生存方式与文化心理。方先生在强调“地域”价值的同时，常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学文化谱系中探讨，这正是其作为地方性文学主事者的独特之处。
建构话语与拒绝遗忘
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盟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从韩愈到欧阳修，从伏尔泰到萨特，他们对文学流派与思潮的形成助力甚巨，在引领文学风尚的同时，往往兼具“双重话语策略”。明嘉靖中，“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继沈周、文徵明后成为吴中文人集团盟主。他一方面强调“地域”的重要性，《弇州山人续稿》称“天下之文莫盛于吾吴”。一方面则“声华意气，笼罩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可见文学盟主对内需凝聚在地认同，对外则要争夺普世话语权。这并非贬义的“权力斗争”，而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唯有此类“双重话语策略”的不断建构，文学的百花园才能异彩纷呈。
作为慈溪地方文学主事者，方先生同样践行了这一话语策略。《地方性写作的意义及其超越——〈慈溪作家〉丛书总序》中，方先生明确指出：“再也不要为身处地图上找不见的小地方而自惭形秽了，不要为远离文化中心而妄自菲薄，地方性才是我们的本钱。”这既是对创作群体的期许，亦提振了在地创作的自信；同时，在《海涂地上建起来的文学空间——〈一条搭上时间慢车的河流：溪上文学年选 2017〉序》中，他高屋建瓴地破除了“地方=边缘”的偏见：“溪上文学的视野，不是慈溪的，而是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这里尽可以看到卡夫卡、博尔赫斯的影子，乃至奈保尔、门罗。”由此，方先生延续了诸位先贤的策略，为慈溪文学的繁荣创新争夺了双重话语权，而其本质目的在于“拒绝遗忘”。
方先生《〈来源于大海的身世：溪上文学年选2019〉序》是全书中最动人的一篇，字里行间可见其故土情缘，他感慨：“也许是现代化机器的分贝高了，我们渐渐听不到海的声音了……扪心自问：我还记得来源于大海的身世吗？”这与19世纪50年代印第安酋长至白人领袖的信异曲同工——“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这片土地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在方先生看来，慈溪这一片滨海平原同样圣洁有灵，所以无论是其小说观，还是整部《听潮集》，乃至整个溪上文学，都是在运用写作来建构“溪上”共同体，以对抗遗忘焦虑与集体失忆。这是方先生的赤子之心，也是所有溪上作家的赤子之心。
“我们理解、批判和爱的唯一方式就是把自己当作方法。”作为专业读者，方先生的小说观根植古典诗学审美，又呼应当代文学关键词，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小说诗学”；作为地方作家，他强调文学创作的“在地性”，却不囿于地域，而是将地域性写作纳入全人类的情感、生活与理想；作为地方文学主事者，方先生始终建构其“双重策略话语权”，其动因则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因此，探索方向明先生《听潮集》中的文学观念，有助于我们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更深入地思考文学与地域、记忆与遗忘等永恒的文学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