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大致以阳明心学为主线，梳理各家各派的学术渊源，阐明其学术宗旨，系统总结了明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开创了学案体史学体裁，是黄梨洲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编成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之后，海宁知县许三礼曾经刻过几卷，后因康熙二十年（1681年）入京任职而终止，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河知县万言刻成二十二卷，却因事落职而停刻。所以，《明儒学案》最初只以抄本形式在朋友圈流传，“颇为好学者所识”。
直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梨洲弟子仇兆鳌任翰林院编修，才有机会将自己家珍藏的抄本交与古城贾润、贾朴父子校对整理付刊，世称紫筠斋刻本。这是《明儒学案》最早刊行的完整版。然而紫筠斋所用底本并非梨洲原稿，加上整理过程中“杂以臆见，失黄子著书本意”，梨洲弟子郑梁之子郑性便于乾隆四年（1739年）在万言刻本的基础上依据稿本刻齐了全书。此即二老阁刻本。现存《明儒学案》的各种版本，正是在上述两种基础上翻刻、整理产生的。两相比较，吴光认为：“从总体而言，郑本较贾本要优胜得多。我认为今人若要重印《明儒学案》并且研究它，应以郑氏二老阁原刻本为底本，而以贾本、莫本为参考，方不失黄宗羲著书之本意。”
郑氏二老阁本录有一篇梨洲第三孙黄千秋的跋文，其中写道：“吾姚胡泮英言，广抚杨公文乾令子某欲刻之，属千秋力求之郑氏。书往而泮英殁。千秋与义门不胜叹惋，以为必浮沉于蛮溪瘴岭间，不可得还矣。越数年，而泮英之甥景鸣鹿赉原本至，谓泮英殁时属鸣鹿曰：‘黄子《明儒学案》一书未刻，并未取还，此我所死不瞑目者也。汝能为我周旋，则九原感且不朽矣。’鸣鹿不负所托，远索之归，复还郑氏……始于雍正乙卯，至乾隆己未而竣。”由此可知，二老阁本在刊刻过程中曾经历过一段曲折，情节颇为惊险，好在故事没有酿成事故，最终得以完整刊刻行世，也称得上功德圆满了。
那么，这位故事主角“吾姚胡泮英”到底是何许人也？胡姓是余姚大姓，明嘉靖翰林院编修孙铤《东山族谱序》称：“吾姚胡氏甚夥，其子孙居处亦甚散乱。乡以东，如柏山胡、竹山胡、埋马胡，则云自胡辅成公由晋陵来者也。以西则烛溪胡、东山胡、上塘胡、五车堰胡，在城则童家桥胡、东门外胡，又东有乌山胡，则云自千三公由晋陵来者也。”这么多胡姓，这么多居处，又隔了这么几百年的光阴，真教人不知从何查考。好在《明儒学案》的刊刻人郑性留下了一部《南溪偶刊》，按图索骥，居然找到一首《将之南岳闻姚江胡泮英将刻南雷遗书访之》：“此心此理迩遐同，咫尺乡邦盛事逢。好古先生饶著述，超今后学乐追宗。肯挥阿堵千金诺，须发名山万世公（原注：遗书多藏余家）。何必南溪南岳仰，乌峰高娩祝融峰（原注：泮英家乌山）。”于是前景豁然开朗。据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乌山胡氏宗谱》记载，胡泮英名兆麟，泮英是字，谱名承球，号天石，河东贵二公派艮六公支二十三世孙。所谓乌山胡氏，指聚居于乌山周边的胡氏家族。这座乌山在今慈溪市横河镇北部，分属横河镇宜青桥村、乌山村和浒山街道东山社区，胡氏环山而居，冠以山名，因此号称乌山胡氏。该家族人丁兴旺，名人辈出，明清时期出过不少科举人物，康熙、乾隆年间先后分建三座祠堂，分别为宜青桥德馨堂、横街燕宁堂和乌山庙前永思堂。胡泮英所出的贵二公派即属永思堂，另有光绪、民国两种宗谱传世。各版《乌山胡氏宗谱》均收录了郑性访胡泮英的这首诗，题作《赠天石胡君》，惟第三句“饶”字作“垂”，最后一句“娩”字作“并”，删了作者自注，增编谱者按语：“按鹳浦义门郑性将访南岳，闻公欲刻南雷先生遗书，因赠是诗。事载鄞县《明文授读》。”可见宗谱所录诗题乃是编者所改，所谓“事载鄞县《明文授读》”则概念交错不知所云了。
诚如张岱所言，“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读书人最期待的无疑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出身，然后入仕为官。但毕竟僧多粥少，余姚进士、举人数固然不少，而读书人的基数更为庞大，这些人最终只能成为与文化搭边的幕僚、塾师或店倌。胡泮英所从事的便是明清时期余姚读书人最出名的职业——塾师，世称“姚江塾师”。想必他的教学能力在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才会被京师的名门杨府聘为西席。据郑性《与沈栾城书》称：“中丞乔梓，俱受业于姚江胡君泮英，笃信阳明之学。”这里的中丞是广东巡抚杨文乾，乔梓指杨文乾的两个儿子杨应瑶和杨应琚。杨文乾既然“笃信阳明之学”，自然对梨洲所著的学案关注颇深，于是请塾师胡泮英在家乡余姚寻访梨洲所著“宋元明儒学案”，期待能够刊刻全部，以便广为流传。
胡泮英不负重托，先找梨洲之孙黄千秋，得知黄氏遗书经一水一火之灾后已经全部送往慈溪半浦郑氏，便恳请千秋“力求郑氏”。郑性被真情感动，同时也出于传播梨洲学术的考虑，出游南岳时特意转道到乌山探访胡泮英，还留下了那首开启寻踪秘钥的七律诗。
郑性的乌山之行愉快而充实，见了想见的人，谈了想谈的事，一切都符合预期愿景，随后便将万言未刊的《明儒学案》原稿交给胡泮英，由胡寄往广东。事已至此，原本只需静待佳音同贺功成，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胡泮英就因病去世，时在雍正五年十一月初二日戌时，距生康熙二年十一月初二日丑时，享年六十有五。更不巧的是，不久杨文乾也去世了。郑性得知信息，其惶恐忧虑之深可以想见，因此想方设法寻求机会亟求索还原稿。当他在杭州小山主人处得知沈栾城馆于京师杨府，便迫不期待地写信给沈氏：“中丞之长公，好古倍于中丞，当不至于散佚。刊而公之于世，固妙；不刊则抄之，幸以原本掷还。性将续管村而成其书也。此万世人心关系之书，勿致缺坠，则后学之功不小。惟先生留意，耑此虔托。”
几经周折，多年以后还是胡泮英的外甥景鸣鹿把原稿送了回来，称泮英临终时殷殷嘱托：“黄子《明儒学案》一书未刻，并未取还，此我所死不瞑目者也！汝能为我周旋，则九原感且不朽矣。”景鸣鹿不负所托，千里迢迢从京师把《明儒学案》原稿索回，并归还给郑氏。慈溪半浦郑氏二老阁于雍正十三年开始刊刻，至乾隆四年全部完工，大功告成，胡泮英终于可以瞑目了。
《乌山胡氏宗谱》在胡泮英世系行传之后，录有“慈溪卢配京”所撰的《赞》，称泮英：“禀性真纯，宅心宽厚。怡神颂读，恬志幽潜。蹙焉嫉赴火之蛾，远离世网。翛然颉翔云之鹤，高树芳标。洵推大雅不群，足为后贤模楷”，就他竭力经营《明儒学案》刊刻一事，尤其是临终托付而言，卢氏所撰的赞文可谓知人论世，点评精准，绝非泛泛应酬之作。因卢氏其实就是全祖望的高座弟子卢镐，配京乃其表字，为保存刊刻《宋元学案》用力甚深，今余姚博物馆藏二十册《宋元学案》稿抄本的底本即由其抄寄给黄璋，只不过编谱者误将其乡藉鄞县误作“慈溪”了。
多年以后，胡泮英的曾侄孙胡飞青又撰了一篇《像赞》：“襟怀卓荦，倜傥非常。提携书剑，作作有芒。制府杨公，人师敬择。命子文乾，实亲讲席。公侯北面，风矩萧然。再承训迪，二子齐贤。长曰应瑶，赞佐冰清。才非百里，骥足纵横。次则应琚，总持藩牧。将相之间，高悬品目。遭时得志，并见程材。推彼得力，岂昧从来。猗欤我公，不亲世用。长此安闲，声光弥重。我生既晚，謦欬未亲。闻公大略，仰慕犹新。”充实了一些细节，特别敷衍出一段与当朝重臣杨氏父子相关的经历。其实，从二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回看，这些倒真的无足轻重，远没有他参与《明儒学案》刊刻一事来得生动感人，来得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