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说：我们当然不能指望通过一部小说来了解世界、了解时代，但“好小说都是好神话”。真正的作家将现实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是第一个为这个奇妙的天地绘制地图的人。与之相对的，高明的读者须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一方面要运用想象去体会作家笔下是一种什么样的天地，另一方面则须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哪一处得收拾起自己的想象力，学得超脱一些，用冷静的科学态度去拆解高超的“骗术”（艺术手段），看清楚大作家怎样用纸张搭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堡。
勒内·基拉尔似乎就是这样一名理想的读者。他是法国人，二战后在美国大学里教文学和历史，2005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刚到美国时，为了教授古典文学课程，基拉尔快速阅读了大量的作家作品，如司汤达、塞万提斯、福楼拜、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并从他们的作品中提炼、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套路”：欲望的模仿，即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拥有的欲望——无论是出人头地的雄心壮志，还是关于英雄或爱情的幻想，都是通过观察他人的偏好、进而模仿他人形成的，而不是源于自身。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欲望的本质是模仿性，即“我们欲求他人所欲望的对象”。
譬如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描写的“斯万之恋”。年轻的夏尔·斯万靠年金生活，风趣优雅，交友广泛，又爱拈花惹草，是上流社会备受欢迎的座上宾。但令众人跌破眼镜的是，他狂热地爱上了交际花奥黛特，并娶她为妻。在斯万对奥黛特从逢场作戏到自以为深爱的心理转变过程中，普鲁斯特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叙述：“自从他发现奥黛特在许多男人眼里是一个令人神魂颠倒的女子，一个希望能弄到手的女子以后，她的身子在他们身上产生的魅力在他的心中唤起了一种折磨人的渴望，要对她的心的每一个细胞都彻底加以控制。”
显然，有时小说中包含的思想要比作者本人头脑中想到的多得多。普鲁斯特去世于基拉尔出生的前一年，自然不可能读到对方写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也无从获知“通过第三者的欲望更能激发自己的欲望”这一论断，但他确实常常在小说中安排成“三角关系”的男女，犹如基拉尔总结的欲望的“三角模型”——主体（模仿者）、中介（被模仿者）、客体（欲望对象），总有一个“斯万”通过关注他人的目光、发现他人的欲望，才能理解“奥黛特”的价值，并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这件别人想要的东西！进而陷入求而不得或欲罢不能的境地。
对欲望下意识、无休止模仿会带来什么结果？基拉尔认为，模仿是人的天性，当模仿者与被模仿者争夺同一个欲望对象时，竞争与冲突随之产生。这种竞争可以表现为当代社交网络平台上，人们对消费方式、生活模式的模仿与攀比，或者日常生活中针对个人形象、学业等级、职业和社会地位等的“内卷”与焦虑，也可以表现为因相互模仿而升级、匿名化的群体冲突以及“替罪羊”现象。不过，尽管模仿理论有助于解释一部分欲望的冲突与人的异化，但它主要基于对文本的分析与批判，而不是建立在依据科学方法收集到的证据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运用它，为理解人性、历史和社会增加一个独特的视角，却大可不必将它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万金油”。
美国企业家柏柳康在结束一次创业后，接触到基拉尔的模仿理论，最终结合自身创业与管理的经验，写成《模仿欲望：塑造人性、商业和社会的力量》一书。这本书可以看作对基拉尔模仿理论的二次阅读与转译。柏柳康通过巧妙使用欧美读者耳熟能详的圣经故事、商业轶事、稗官野史等生动事例，用一种清晰并且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基拉尔模仿理论的核心思想，并提出了一套帮助当代读者打破模仿的消极循环，理解欲望、管理欲望的解决方案。
其中，以下两点比较有借鉴的价值，以及现实的可操作性。首先是承认自己的欲望受到他人的影响——“命名你的欲望介体（被模仿对象）”，了解自己在模仿什么、怎样模仿的，以及最初选择这个被模仿对象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可能发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削弱欲望介体对我们施加的影响力，与不健康的模仿行为保持距离。
其次是辨别自己的欲望——“反模仿”，建立价值优先级排序。我们可以通过回顾自己生活中最深刻的成就体验，了解是什么打动和激励了当时的自己，从而发现：自己最看重的价值是什么？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辨别哪些欲望是无意义的模仿，哪些欲望可以给自己带来持久的满足和成就感，进而作出更健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