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伯父是一位“老革命”，他长得牛高马大，霸气侧漏……我外公以前记住的是他的一双大脚板——那可是积年累月奔跑在崇山峻岭间与日本鬼子及反动派开展不屈不挠的周旋、斗争中所炼就出来的“铁脚板”！而我所记得的是他那粗犷而又宏亮的大嗓门，也清楚记得我爸在这位大他七岁的二哥跟前总是“乖”得好似立马回到了少年时的小弟弟身份的那种场景。而我爸就是在二伯父勉力鼓励与设法促成下读了书，以后跟着他走进革命队伍里来的。
提起二伯父，在他的家乡台州市三门县亭旁镇南溪村，那可是一块响当当的牌子。胆识过人的他早年间就一直依托南溪那山高路险的山区地形，发动村民，组织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后来他又成为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下辖的“火花”部队的一名指导员。而作为他最小侄女的我，少年时就听了不少他平均每年一次到我家来小住时的口头“回忆录”。
二伯父爱来慈溪，因为慈溪不仅有他的同胞手足我爸，还有他当年在“三五支队”时并肩战斗的生死战友姚月礼伯伯。他非常熟悉去这位老战友家的路径以及跟他省城工作有关的慈溪汽车站（二伯父的最后职务是中共杭州汽车运输处总支书记），而我则活脱脱地成了他在慈溪时“钦定”的小小勤务兵。在我家，时年十岁的我总是受他的随时差遣——说真的，我很讶异于当年的自己在他跟前竟无法实现哪怕一次的偷懒，如帮他一会儿递这个、一会儿又拿那个等等；出门时，他亦总是少不了我的作伴与陪聊……二伯父对我不失温和与亲切，而我则深深迷上了听他以温和的语气，微微笑着、慢条斯理地讲述他在那腥风血雨年代里的一件件斗争往事。其中，让我最难忘的是他曾亲历的三次死里逃生的危险经历。
一次是为配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当时“火花”部队定下了一个打掉当地某个罪大恶极劣绅的计划。由于年轻的游击队员还不甚认识这个劣绅，经事先侦察，得知那劣绅会在某时去看戏，便制定出一个看我二伯父给谁点烟，就让游击队员直接击毙劣绅的计划方案。
然而，由于叛徒告密，当二伯父在戏场给那劣绅点烟之际，突然有人高喊：“他是游击队！”说时迟，那时快，机敏过人的年轻战士们立马有人打掉了戏场的电灯，霎时间，人群乱作一团，大家尖叫着，如潮水般往戏场外涌去，而我二伯父则混在人群中，随着人流反颇为轻松地被带出了戏场外。“一到戏场外面，我就放心了！”几十年后，二伯父来我家时如是回忆道。
第二次历险，是发生在抗战时期。一次，二伯父和一位游击战士执行任务归来。虽然他俩已够小心了，一路上白天蛰伏，晚上走山道，却还是不幸被山上的毒蛇咬伤，当场双双昏迷。幸运的是，正好被一位一直在立场上倾向于游击队、平时也没少帮助他们的当地妇女发现。当时情况万分危急，可这位妇女又哪里敢去镇上的医院啊！她只得敲响当地一位土郎中的家门，好说歹说，谎称是自己女婿被蛇咬了，最终才救了他们两个。也因这次救人举动，从此，“火花”部队的全体战士都亲切地称这位妇女为“三五外婆”。在当地，“三五外婆”帮助“三五支队”游击队的英勇行为早已传为佳话。
第三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坝头里金的一场战斗失利后，二伯父就是凭借他那双超大型的“铁脚板”与机敏灵活的头脑，一路飞奔，总算是甩脱了何应钦部下国民党兵的追捕，勉强捡回来了一条命。可惜的是，他的战友章宏吉烈士没能逃脱，被敌人打死后还被割下了头颅……
细想起来，我们乃至我们的后代、后后代，都是靠着像我二伯父等革命前辈们当年的浴血奋战、九死一生才换来如今幸福安宁的生活，因此，我们都不该忘记前辈们当年为打下红色江山所受的艰难困苦与无数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