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名著、杨贤江的代表作《新教育大纲》第一句话说：“这是一本通俗的教育书，预备给初中毕业及以上程度的青年阅读的。”我说，这是一本每位教师、家长和青年都能读懂且值得一读的教育著作。
阅读《新教育大纲》，有一种怎样的感受呢？第一个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的潘懋元在《我的启蒙老师》一文中回忆：“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知识在我头脑中经常发生矛盾。教育的社会本质是什么？职能是什么？教育同革命的关系又是什么？中国教育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直到我当助教，可以进入图书馆书库的时候，在积满灰尘的书库角落里翻到了一本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翻开书的第一页，我就被吸引住了，在光线微弱的书库里一口气看完了第一节，顿时感到长期不得解决的基本问题豁然开朗了。”
我也翻开《新教育大纲》第一页：“选出几个要点，加以阐明剖析，让读者可以获得一个对教育的正确认识。”“同时，在我心目中的这样的青年读者，还该是个有志于社会变革的工作，而希望获得新兴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期能把握理论斗争上的武器，以应用于实践中的。”“自然，我这本教育书，特别是拿有志于教育战线的青年斗士为目标，要向他们解释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并辟除对教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的。”我的心似乎被点燃了，可以想见，读着读着，潘懋元是越来越兴奋了。1945年7月，潘懋元从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到江西雩都、南昌任国文教员、历史教员和教务主任。1946年10月，26岁的潘懋元应校长邀聘回到母校厦门大学教育系担任助教，复建厦门大学附属小学并兼任校长，他正是“有志于教育战线的青年斗士”，关注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这正是一本雪中送炭的著作。
我再读：“我敢告诉读者：这是本通俗的教育书，但决不是本充塞着腐词滥调的教育书；这儿，至少有些未经中国人道过的新说，未经中国人指摘过的事实；你若已在或有志于在教育阵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便可从这儿得到一点新武器；即使你并不一定志愿在教育阵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也可以由此得到不少新见解。我敢保证，我决不使你失望，假使你把这本书读了。”能够接触到“未经中国人道过的新说，未经中国人指摘过的事实”，不就是让人感到最激动的读书机遇吗？第一页“序言”读完了，这样的开场白太能激起我的读书欲了。至此，被深深地吸引住的潘懋元的形象，在我面前显得栩栩如生。
我又读“绪论”：“现在我这本《新教育大纲》，就是要一反乎这样的腐词滥调，要大声警告读者：教育这架机器早被强盗偷去了；强盗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为了受教育者的利益，在占有着它，运用着它。强盗‘细心地而且故意地，不教你智慧而教你愚蠢，不教你正义而教你贪欲，不教你自由而教你隶属，不教你友爱而教你憎恶’。”“又因为本书是要解剖并说明这些新的见地、新的事实的，所以标题上就用得着加上一个‘新’字。——请读者注意：这不是赶时髦的‘新’，这乃是说新义的‘新’。”“新教育”讲的是前所未有的教育的“新义”，这对于有志于教育事业却在黑暗中徘徊的潘懋元犹如久旱逢甘雨。
全书有三章。我认真地读第一章：教育的本质。第一节，教育是什么。我想，这就是潘懋元一口气看完的“第一节”吧！杨贤江说：“我不引用《说文》上或拉丁文语源上的字面解释，也不引用教育名家的定义，我只直接了当地下如此的说明，就是：教育为‘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one of the fields of ideological labour），即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至教育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的解释，正可就教育之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学校来考察。一般的学校，无论是高级，是中等，是小学，都是社会的劳动之领域，为赋与劳动力以特种的资格的地方，就是使单纯的劳动力转变到特殊的劳动力的地方。”“教育的定义应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之一领域，是给与社会的劳动力以一种特殊的资格的。自有人生，便有教育。”杨贤江在每一节之后都精心设计了针对中国社会和教育现状的思考题，有目的地引导读者运用所学理论观点去分析现实问题，引导读者投身于改造旧中国的革命斗争。这一节有五个问题，如第四题：“教育有实用性，为什么现在的教育竟无实用的效果呢？”我眼前似乎清晰地出现了在光线微弱的书库里，潘懋元一口气看完这一节时，长舒一口气的状态——顿时感到长期不得解决的基本问题豁然开朗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读完全书，可这本书在当时是“禁书”，图书馆资料卡片上没有列出来，不可以外借。潘懋元找图书管理员托关系才借出来，图书管理员还说：“要快借快还。”
我继续读第二节，教育的本质及其变质。关于教育的本质，杨贤江说：“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之一领域，是给与劳动力以一种特殊的资格的；换句通俗的话，教育便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在社会未有阶级即在原始社会时代，教育是全人类的，也是统一的；等社会分成阶级，即在所谓文明时代，教育就变成阶级的，且是对立的。”“阶级的和对立的教育，是人类有文明期历史以来的教育的特质，这在教育的本质上言，却是变质。”杨贤江关于教育和教育本质的创见，是在教育思想领域的独特建树。在他看来，教育属于上层建筑与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两者并无冲突。正如潘懋元后来所说：“杨贤江在我国第一次阐述了教育具有作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工具的两种职能。”接着，杨贤江分析了阶级社会的教育的五大特征：第一是教育与劳动分家。读书人变成远离生产事业的人，做工的人只好从生到死，从早到晚，为养活坐食者而从事生产劳动。第二是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受教育的高低，和家庭财产的多少成正比。第三是教育专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国民教育，是被当作“政治的支配手段和经济的榨取手段”；道德教育为了维护阶级社会的统治秩序；知识技能的教育则是为了增加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剩余价值的榨取；高等教育为了培养支配阶级的统治者和服从支配阶级的“中间阶级”，也为了发展生产所必需的学术技艺的研究。第四是两重教育权的对立。即支配阶级有组织有制度的教育（如学校教育），与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所受的“行动的教育”的对立。第五是男女教育的不平等。“女子无才便是德”成了中国女子的教育方针。杨贤江从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考察，有力地论证了这五个特征，加强了他理论的说服力与战斗性。第三节，对于教育的几种曲解。杨贤江批判了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独立说。第四节，教育的效能。杨贤江从教育是上层建筑以及它和经济、政治的关系，首先指出了教育受制约于经济与政治，“所以就教育的多种设施以及教学内容而言，都是和当时的经济及政治状态相适应的”，“仅靠教育事业上想法，在教育范围内活动，那么无论怎样巧妙的教育方法都是枉然的。”他着重批判夸大教育作用的观点：教育万能说、教育救国说、先教育后革命说这三种当时流行的错误的教育效能观。
第二章和第三章，可以看作是第一章的展开。第二章，教育的进化。第五节，原始共产社会的教育；第六节，封建社会的教育；第七节，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第八节，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这一章是在《教育史 ABC》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教育史ABC》是历史的写法，而这一章是经过了逻辑的概括，突出了教育发展史的特征，与《教育史ABC》并不重复，且可以相互对照。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一节，批驳了五种颂扬资本主义教育的论调：一是所谓劳动化或是生活化，二是所谓科学化，三是所谓平民化或民众化与社会化，四是所谓中立化或公平化，五是所谓国际化特别是和平化。同时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的两大特征——独占化、商品化，以及三大矛盾——个性发展与强制划一的矛盾、“启发”与蒙蔽的矛盾、学术研究与思想专制的矛盾。
第三章，教育的概观。第九节至第十二节——教育与经济、教育与政治、教师、学生，可以视为第一章所阐述的教育的本质和作用的展开，先论述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以明确教育的革命作用，进而提出教师与学生的革命任务。杨贤江毫不含糊地提出对教师的论断：“他们是支领薪水，而不是授与薪水的；即他们属于被支配阶级而不是立于支配阶级。”明确地指出，教师是“工银劳动者”，教师属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范畴。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历史事实。杨贤江认为，教师要担当起革命的政治使命，首先自己必须对革命有所认识，了解教育与革命事业的关系。其次，要以革命道理教育学生，引导学生去接触社会实际，参加革命工作，培养他们对革命的认识；再次，“应从讲坛上解放，向着社会民众走去，参加甚或领导社会民众运动。”教育者要尽这个责任，决不是单独的分散的力量所能做到。杨贤江认为必须把教师们“这一集团的力量完全积聚起来，形成一种社会势力”，也就是必须从事结社运动。为此，他详细论述了结社的可能性。杨贤江更多的力量是放在对青年学生运动的指导上。他对学生的处境作了新的分析：负担过重；升学机会太少；失学者甚多；专业不专、设备不备所生的弊害极显；没有研究、发表、集会的自由；很少就业的机会。于是他对学生运动提出了新的意见：那种认为学生的革命作用已经消失，不再做学生运动的错误观点，应该受到严厉的批判。他指出：“不要幻想做统一的学生运动。社会各阶层的冲突，已引起学生群众中间的阶级分化。”
《新教育大纲》脱稿于1929年12月27日。当年秋天，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建立时，为反对国民党在文化领域的“围剿”，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决定组织编写“新兴社会科学丛书”。杨贤江作为文委委员承担了编写教育方面书籍的任务，一个多月即赶写了20多万字的《新教育大纲》。因正处于白色恐怖中，杨贤江隐姓埋名，署名“李浩吾”。1930年1月10日交上海南强书局，同年2月20日出版发行；同年9月11日由南强书局再版；1936年被国民政府当局列为禁书，然求购者愈众，1937年3月又发行第三版。《新教育大纲》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的热烈欢迎，很多青年由此走上革命道路。如，寿景山曾撰文说：“当时湘师同学中像我这样受《新教育大纲》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就有十余人。”在苏区以及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还成为师范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教育读物。因买书困难，许多章节被刻成油印讲义流传。
当年，潘懋元从图书馆借书回家，赶紧认真阅读，认真做笔记，书中的基本观点和对当时教育现状的批判令他耳目一新，从此开始了对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研究。1961年，《新教育大纲》经潘懋元校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恢复了作者杨贤江的真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潘懋元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指出了《新教育大纲》的意义：“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一书的基本内容与主要论点，也是杨贤江教育思想的概括。”“杨贤江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并不是简单地转述或注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教育的理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点，来分析当时中国的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实际，从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并有自己的创新见解。”“由于杨贤江的论著，是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引导读者接触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摆观点，谈理论，青年学生读起来感到亲切易懂。更由于他立场坚定，观点明确，态度鲜明，加上说理明晰、感情充沛，他的教育著作和青年指导论文，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强烈的感染力，起到了有力的战斗作用。”潘懋元曾说：“关于蔡元培，我花了很多时间阅读了大量资料，研究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弄清楚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哲学根源。又如，叶圣陶写过一篇小说《倪焕之》，我就写了一篇《从中国现代教育史的角度看〈倪焕之〉》的文章。在研究陶行知、鲁迅、胡适的教育思想中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但是比较而言，我花在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上的精力最多。”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永福这样评价潘懋元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的成就：“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就关注搜索杨贤江的论著，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不倦探索，严密考证，认真研究，辛勤耕耘，为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发掘整理、著述传播，起到了率先开路、奋力推进的带头作用。”在杨贤江的影响下，潘懋元开创高等教育学科，丰富和发展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成为当代中国学习杨贤江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典范，成为当之无愧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新教育大纲》照亮了教育的革命方向与前进的道路，受到了广大进步的教育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的喜爱，我有幸也得到了她的滋养。
李岚清指出：“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他在当时教育理论领域思想十分混乱、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的党化教育甚嚣尘上之际，毅然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阐明教育本质、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经济关系等基本原理，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的教育观，接受党的任务，写出《新教育大纲》这部不朽的著作，为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党和国家领导人胡乔木、叶圣陶、胡愈之和社会知名人士夏衍、吴亮平、张承先、董纯才、柳斌、张腾霄、周予同等多次谈及《新教育大纲》的现实意义，教育学、教育史的学者更是从多方面开展了对《新教育大纲》的研究。1989年起出版的《辞海》均有“杨贤江”条目和“新教育大纲”条目。在《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中，顾春说：“如果说杨贤江是教育理论领域里的‘艾思奇’的话，那么，《新教育大纲》无疑就是这一领域里的《大众哲学》。”在新版《杨贤江全集》即将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之际，为提高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更好地培养青少年，我建议大家有机会来阅读《新教育大纲》，感受这部不朽的教育名著的无限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