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瑗公（安定先生）嫡传三十四裔孙，其实我对始祖胡瑗的认知尚处在一知半解之中，那是一种肤浅的、混沌的认知，而对与始祖同时代的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等大家却如数家珍，虽谈不上了如指掌，却也能信口道来。此等反差，着实让我愧疚不已，于是萌生一个想法：跨越千年时空，与始祖作一次促膝长谈……
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汇集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和最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写《醉翁亭记》的欧阳修，写《赤壁赋》的苏东坡，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写《伤仲永》的王安石，写《墨池记》的曾巩，以及米芾、黄庭坚、辛弃疾、秦观等等，每一个都是星光璀璨，百世敬仰。相比之下，胡瑗作为一个专注于教育的文人，星光却暗淡了许多，生在北宋，是他的造化，因为朝廷重教重文，胡瑗的一身儒学得以施展，也是他的宿命，同时代出这么多如雷贯耳的大家，霞光万丈，掩盖了胡瑗的熠熠光芒。
胡瑗不为名利所动，安心教书育人，并自创一套“苏湖教育法”，他主张以“明体达用”之学教授学生。所谓“明体”，即通晓诗书经史子集和基本的礼仪规范和道德伦常；所谓“达用”，即将所掌握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学校不再是一个为了博取功名的应试场所，而是为了真正意义上培养经世致用、具备实际才干的人才。基于这个理念，胡瑗对教学制度进行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创新改革：分斋教学。
胡瑗在学校设置了“经义斋”和“治事斋”，对实务进行分科教学。经义斋，主治儒家经义，这和过去学校的学习科目是差不多的，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的学生，为国家培养管理型人才；治事斋，则分成边防（此前胡瑗丹州推官的经验教训得以体现）、水利、算数、历学等类，学生可主修一科，辅修另一科，“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为国家培养技术型人才。
除此以外，胡瑗还主张学生需要重视亲身游历考察，开设“旅游”一课，这不光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创举，亦领先于全世界的教育制度。他曾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
胡瑗的教学，与范仲淹早年在应天府书院提出的“明体之学”思想高度一致，又巧妙结合了孔子“因材施教”思想加以实施，并与几百年后圣人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可谓是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
提及胡瑗的丰功伟绩，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人：范仲淹！
范仲淹，谥号文正公，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其《岳阳楼记》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彰显其政治家的气度和品格。他一生欣赏胡瑗的才华和品德，可谓惺惺相惜，曾三次向朝廷举荐，使得胡瑗一身饱学得以施展，并将其十二岁的儿子送入胡瑗的安定学堂。毫不夸张地说：范仲淹是始祖胡瑗的伯乐，没有范仲淹就没有胡瑗的成就。我等后裔当记住范仲淹的这份恩典，以飨后人。
胡瑗虽然没有北宋四杰或唐宋八大家那么为后人广为传颂，却是桃李满天下，这是他一生的成就和荣耀。
嘉祐三年（1058年），京师城东，一位老者即将踏上前往杭州的路程。他身后浩浩荡荡地跟着一群士子，有的还是太学生，有的已然是朝中官员，均执弟子之礼，送了又送，依依不舍，竟一直送出了百里开外，景象十分壮观。
这位老者便是因病辞离太学，欲往长子处养病的始祖安定先生。欧阳修对此情景曾有记载：“东归之日，太学之诸生与朝廷贤士大夫送之东门，执弟子礼，路人皆叹以为荣。”
胡瑗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先后在苏、湖二州任教近二十年，又在太学七年，以至于后来国家取录的人才中，十有七八都是他的学生。
而之所以能有“东归之日，弟子祖帐，百里不绝”的盛况，是因为始祖为人师表，“倡明正学，以身先之”。即使是大暑之日，在给学生讲学时，也必定是身着公服，不敢懈怠。在胡瑗的严格要求和以身作则下，教育出来的学生也自是十分优秀，与旁人有全然不同的气质。
学习之外，胡瑗也常常注意学生们的身体健康，告诉学生要劳逸结合，饱食之后不要久坐，起身走一走，做一些体育运动，练练骑射、玩玩投壶；每次考试结束，还会带领学生举行雅乐宴会，各斋学生都兴起而“歌诗奏乐”，直至深夜，连在太学之外都能听到悠扬的琴声。
有这样于学业严格要求、于生活细心爱护、以身作则、关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老师，胡瑗的学生们又怎么会不衷心敬爱他呢？即使在熙宁年间，神宗重用王安石，新学显赫一时，朝廷要员刘彝（胡瑗学生）在面对神宗“胡瑗与王安石孰优”的提问时，也能自豪地回答：“臣师……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大儒程颐曾先后受教于周敦颐和胡瑗，对周敦颐常呼之为“周茂叔”，并未以师事周敦颐，对胡瑗却终其一生都尊称为“先生”，可见对其礼敬之重。
作为一位千余年前的教育学家，或许胡瑗的名字并不像一些文臣武将一样广为人知，他的教学理念却会让每个从学生时代走来的人都觉得并不陌生。谁没有跳过课间操？谁没有上过体育课？谁在中学没有经历过文理分科？谁在大学没有选过主副修课？安定先生的苏湖教学法不但对彼时北宋学校的教育改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于千年后现代学校的教育制度依然存在着深刻的影响。
客观地讲，始祖胡瑗名气不及苏东坡、范仲淹等大家，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胡瑗传世的著作是学术著作，受众面较小且专业而枯燥，不像唐宋八大家留给后人的是朗朗上口的千古绝唱，如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读来令人心旷神怡，遐想万千。而胡瑗是一个教育家而非诗人和文学家，虽也有诗词存世，却无这般神韵，没有可比性。另外，历史学家认为胡瑗著作存世较少，也是影响力有限的原因之一，而根据《宋史·艺文志》以及其他目录书籍的记载，胡瑗著述多达十三种，当不在少数。这十三种著述分别是：《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皇祐新乐图记》《尚书全解》《景祐乐府奏议》《皇祐乐府奏议》《春秋口义》《春秋要义》《胡先生中庸义》《吉凶书仪》《武学规矩》《论语说》《资圣集》。但可惜的是，除了《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皇祐新乐图记》三书今天尚能看到之外，其余皆已失传，至为遗憾！
宋嘉祐四年（1059年）六月六日，胡瑗在杭州病故，享年67岁，谥号文昭公。
始祖英魂，庇佑后人，重教轻财，为国续命，千年安定，万世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