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个退休工人，在我有记忆时，就知道他一直在庵东化工厂上班，那儿离家约有二十多里路。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通出行很不方便。父亲上班，必须要步行到五里远的悦来市车站赶班车，到庵东站后再走一里多路才能到达厂里。再加上他是“三班倒”，因此只能一周回家一次。
每当周末来临，我和妹妹们就会早早地盼着、等着父亲的到来，感觉就像在等待一位稀客，是家里的一件“喜事”。当然，他常常带一两样好东西回来，如潮虾、泥螺等特产，有时是小带鱼、鲻鱼等一些高档品。经母亲精心烹制，一碗美味可口的海鲜就搬上桌来，那天晚上我的饭量大增，也着实让全家伙食改善一两天，这在那个物资匮乏年代确是一种超常的“幸福指数”。有时，父亲也会带几双尼龙袜回来，说那边有一个尼龙袜厂，价格较便宜。母亲会将这些袜子暂时收藏起来，等到正月初一再拿出来让我们穿上，讨个脚轻手健的彩头。怪不得，人们会说“庵东是个小上海”，当然这是一句美言。但是，父亲的每次盼来，确实让我感触到了那儿的美味，那儿的温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水平的提高，父亲也先后从乘坐公交、厂里班车接送，到骑行一辆新购的飞鸽牌自行车上下班，不断改善着他的出行条件。
80年代初，我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乡里工作，因工作的特点，下村的时间比较多。经母亲提议，父亲就将上班用的那辆自行车让给了我。他们说我是刚参加工作，用上车好让我安心工作、好好表现。我知道，这辆车是花了父亲几个月的工资，而他仅骑了一年多时间。当我接过这辆车时，心里既是开心又感负疚。开心的是，我的出行方便了，下村、回家都可用上它，省时省力，成了我的“吃饭”工具。而负疚的是，父亲上下班又要回到曾经的乘班车、厂车的日子，早出晚归，来回奔波。尤其是我外祖父的离世，家里的一块承包地等着他来接管。不管怎样，父亲还是坚强地扛起在厂、在家的双重担子。
每当下班回家，他就一头扎进地里，栽种的庄稼在等着他，削地、施肥、打药水，一个接着一个，每次从傍晚一直干到天黑。在休息日，那就是一整天了。收获的蔬菜、瓜果等，一部分用于自家吃或送人，其余的由母亲挑到街上去卖，以此来贴补一点家里的开支。
父亲退休后，地里的活就成了主业。后来因患上椎间病动了两次手术，导致行走有所不便。为此，他专门买了一辆旧三轮车出行，这样，买蔬菜种子、去田里、去理发等一些事，全靠这辆三轮车的辅助“双腿”完成。母亲在的时候，常劝他不要太过劳累。我也常宽慰他，去地里只能当作一种消遣，不要当成职业，但有时也与他一起干。母亲走后，他就一人在家了，除了看电视，就是蹬着三轮车去地里。他不但要种，还会种出一些花样来。将自种的雪里蕻经盐卤晒成干菜，用竹竿搭成棚架让蚕豆蔓藤，确是费时费力。我看着这些，一边帮着搭棚，一边郑重其事地提出“不要再操劳了”。而他只是淡淡地说，在家也没事，到地头转转、种种、出出汗。
曾听父亲说，他只上过一年学，辍学后就跟着祖、父辈到地里干活，一直到二十多岁后才外出上班。干农活他不但在行，也喜欢。因此，当我陪他一起干农活，他就教我一些技能。当他看着自己栽种的作物慢慢出土、一天天长大，直到成熟和收获的时候，他脸上满溢喜悦感与自足感。
时间流逝，父亲也渐渐进入了“90后”，腰也弯成了“7”字型，但他耳聪、脑清、记性好，不但能生活自理，还能去地里干些活。我住在县城，平时和妻每隔一两天就去看他，或电话问候，到节假日便去住上几天。
每次回家，我们常常事先给他打好电话，快到家时，老远就能看到父亲坐在大门口静静地守候着，等着我们回家。他已做好了大部分的准备，插上了电饭煲，烧好了自种的蔬菜。我们随即也烧几样带去的菜，陪他一起吃饭。父亲话语不多，一旦聊起旧事就打开了话匣子。他一边喝着酒，一边滔滔不绝起来，几乎把平时一个人时没说的话都补上了。饭后，我们边忙家务，边向他问及用药配药之事。当我们提出回去时，他没有二话，只是一句“好格”。有时他也会主动提出，“你们有事去忙吧”“你们早点回去吧”。当我们的车子开出墙门后，他还会主动帮着关上墙门。
回忆过往，平常且难忘；轮回等待，自然且当惜。愿父亲健康长寿，我们的轮回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