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与他人不同的特质。
我很小的时候，就懵懂发现自己偏好酸辣爽口的食物。彼时的三北小镇，还不流行吃辣椒。醋腌萝卜上桌时，我总能感到天灵盖暴击的紧张与兴奋。我清晰地记得，刚满三周岁那年的大雪天，我住在附海的阿姨家。一早醒来，突然鬼迷心窍惦记了阿姨家后院菜地里的萝卜。我起床后，站在小板凳上打开后门。迎面扑来的大雪迷住了双眼，紫红色灯芯绒面棉鞋吱嘎吱嘎踩在雪地里。当我拨开雪，拔起一条红萝卜，回到阿姨家，手指已冻僵了。阿姨见到我，一阵爆笑。她的笑点燃了我的大哭。姨父嗔怪着阿姨，抱我到灶膛前取暖，我第一次感觉到温暖原来那么舒服……很多年后，三岁幼童雪地拔萝卜的囧事还会被老亲戚们描述出不同版本，但雪地菜园灰色瓦房火红灶膛的图像如短视频始终流动在我记忆里。
一个人的好奇心也是天生的。十一岁前，我住在桥头九十九间走马楼里。那是一幢清代乾隆年间的老宅，有三厅五进。儿时的记忆中，老宅有数不清的门槛与弄堂。里面的住户也是奇奇怪怪的。那个穿中山装的老头与穿斜襟衣裳的老太住在一起，竟然不是老夫妻，而是老姐弟。那个被我们称之为“寿头”的智障男人，晚上竟然像个老婴儿跟老母亲睡在一张大床上。而老母亲半夜去世时，他还不知道，只会傻傻地叫着“姆妈”。最让我惊诧的，是隔壁老太太的儿媳没有生养孩子，老太太终日骂骂咧咧说要绝后，有一日儿子帮媳妇回怼老母亲，我才知道老太太的儿子也不是她自己亲生的……
有一年夏日，迎着厅堂凉风，我独自走向一条黑魆魆的弄堂。弄堂转角处有一扇纸糊木窗，窗内传来让人听了皮肤发痒的怪声。我忍不住手指戳破白色窗棂纸，凑近偷看。不想窗边的小矮门开了，一个老太突然矗立眼前大声咒骂，吓得我撒腿就跑。那种速跑的感觉，如同梦中出现的，人能踩着空气起飞。等我跑到好几条门槛，才发现那是个小脚老太，其实个头极矮，只是她手扶门框骂人的气势让我误会了她的身高。很多年过去了，偶尔去一些古镇老宅游玩，我的脑海里还会蹦出这么个小脚老太太，一并联想起多年前纸窗里传来的怪声。
沈三白在《童趣》中道，“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强烈的好奇心如影相随，以至于人到中年后，依然像只好奇猫。我知道，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时刻都在发生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都像九十九间走马楼，平静的日常下暗藏着汹涌的欢喜与疼痛。
秋日的清早，还是学生早读时间。透过窗玻璃，我无意瞥见北面公园的河边，一个穿藏青色工装服的中年妇人，埋头低声哭泣。她不时扭动手里的钥匙串，偶尔抬起脸用手背抹眼泪。身后不远处的大妈们，着花花绿绿的衣衫，捏剑举扇，踢腿扭腰。还有几个保安，急匆匆地赶路。第一节下课后，那个女人还在那棵柳树下，她已停止了哭泣，神情木然地望着河水。那一整天里，我不时向北窗探头，即便那个女人早已走开，我的耳际仍有钥匙串摇晃，胃里像吃了不消化的食物隐隐胀痛。晚饭后，我下意识地走向民工聚居的城中村。我在那里小心走着，迎面冲来的嬉闹孩子，与空气里弥散的油辣烟火味难以消解我胸口的滞闷。我不放过身边走过的每个女人，我辨别着她们的容貌，希望早上在柳树下哭泣的那个女人突然出现。我没法询问她，也不可能安慰她，我只盼着看到她一切已恢复正常。如果她愿意讲诉她的心事，我就找一条路边的窄弄，默默倾听。
这种常人看来极为可笑的想象，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也迫使我在极其无聊的监考、与陌生人同桌吃饭，或围桌会议中，去辨识一张张脸。他们聪慧的眉目，抑或试卷上胡乱的涂鸦。他们浮肿的眼泡虚夸的言辞，抑或在细支烟的燃烧中手指的颤栗。他们机械地念着会议稿，念错后倒回的结巴，抑或干净滋润的嘴唇里吐出低沉却有见识的理念，都吸引我……每个人的脸上多多少少隐现了他们内心的淡然与焦灼，我也在想象中猜测他们背后的悲喜故事。
隐在人群中，是写作者的最好状态。暗中观察想象思考，直至完成创作，在挖掘人性拷问灵魂的同时寻求精神的自洽与自由。刚刚开始玩AI的时候，我曾把自己与别人的合影放在检查“谁是主角”的栏目里。无论是两人照，三人照，还是多人的集体照，当我输入到第十张，我彻底放心了。十张照片里，没有一张确定我是主角。写小说的人不需要让自己成为主角。在大街上散漫行走时，我们像个庸常的人被飘落的梧桐叶拂过脸颊，透过叶缝中漏下的日光，侧头瞥见玻璃窗里映出的不同人影。那种胸口被突然击打的感觉告诉我隐秘的故事又露出了它的根须。它与我刚刚读过的某个小说何其相似。
虽然，写作者的表达欲望偶尔也会让其渴望站到台前。但正如茨威格形容托尔斯泰所言：“当这一副寒光四射的匕首转而对准它们的主人时是十分可怕的，因为锋刃无情，直戳要害，正好刺中了他的心窝。”毕竟，没有一个写作者愿意被自己的“匕首”扎入心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