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经过不懈的努力，四库馆臣们从浩瀚古籍中挑选出菁华3400余种，汇为“全书”。为了便于翻检，乾隆皇帝命总纂官陆锡熊组织一些学者为每部书撰写提要，此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来由。因此说，《提要》乃是《四库全书》编纂的副产品。
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起因、征书、献书，以及撰写《提要》等各个环节中，浙江籍人士为此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关于编纂起因，后世研究者大多归功于乾隆元年（1736）周永年所提倡的“儒藏说”，然此说实对《四库全书》的编纂并无直接的影响。乾隆六年（1741），皇帝就下了征书旨：“从古右文之始，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作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储。”（《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可见皇帝下令征书，原本目的是补充皇室藏书。这次征书活动效果不大。三十年后，乾隆在上谕中再提此事，此次的目的乃是“以彰稽古右文之盛”。
弘历从给内府添加藏书，到要编纂天下最大的一部丛书，转变过程跟安徽学政朱筠有着直接关系。因为“高考移民”之故，朱筠在籍贯上大多署“大兴”二字，但实际上他是浙江萧山人。三年前我曾在萧山找到了朱氏祠堂，里面有他完整的简介及牌位，朱筠正是趁乾隆皇帝下诏访求天下书籍的机会，提出了开馆校书之议，故而可以说，《四库全书》的动议本自浙江人。
朱筠的提议正合乾隆皇帝的心思。于是《四库全书》编纂班子很快搭建完成。当时许多名臣被安排为四库馆的正副总裁，比如户部尚书和珅就是四库馆的总裁官。编纂《四库全书》首先需要大量的底本，乾隆皇帝先后三次下令要求各地督抚从民间访书，陆续征得11000多种书，以数量论，浙江人贡献最多。从乾隆三十七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2—1774），浙江人供书达4601种，私人献书最多者有四家：知不足斋鲍士恭、天一阁范懋柱、飞鸿堂汪启淑和小玲珑山馆马裕。每家献书数量都在500种以上。皇帝下令赏给此四家《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而这四大家中，其中三家是浙江人，惟马裕是江苏扬州人。除此之外，浙江籍藏书家中，献书百种以上者，还有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等，故从献书角度来说，浙江籍的藏书家为《四库全书》之成，实属贡献良多。
朱筠不但建议编纂《四库全书》，同时提出要给每一部书撰写提要：“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皇帝批准了朱筠的建议，分派多位纂修官为每部书撰写提要。在戴震、邵晋涵等人的负责下，多位纂修官用两年多时间，为所征之书以及《永乐大典》辑佚之书撰写提要一万多篇。后来在陆锡熊和纪昀的修订下，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
童银舫先生乃是浙江慈溪人，他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仔细的疏理，而后从中摘录出四库系列丛书中关于慈溪人著述的提要，经过比勘疏理，七易其稿，而成此书，可见其拳拳乡梓之心。
《提要》著述3461种，而《存目》书则为6793种。这么大部头的书目提要，可谓空前。童银舫先生从中摘选慈溪籍人士著作提要，可谓抓住了当地古代文人著作之精髓。
其实区域的划分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变化，慈溪也同样如此。童先生在本书的《编辑说明》中点出为了最大限度地收录文献，这里的“慈溪人”概念从宽，只要某个区域在历史上曾经划归过慈溪境内，就算作慈溪籍人，甚至包括一些祖籍和原籍是慈溪的人。关于辑录范畴，童先生则列出以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为主，同时他还参考了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的《四库全书总目》以及1997年齐鲁书社影印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故童先生的收录范围涉及到了与四库有关的各种影印之书。
近些年来，我看到童先生搜集整理了一系列慈溪人著作，其用力之劬、乡梓情结之浓，都令我感佩。他的这部新作能让读者从整体上感受到慈溪一地文风之盛。而通过这些提要和书影，读者又能了解到每部书的梗概和版本信息，故一书在手，慈溪风流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