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亲友之间互相馈赠的礼品主要是“纸包”，即用粗草纸包成的糕点与糖果及特产干品类。纸包因礼品品种的不同而大小、形状各异，像蛋糕、豆酥糖、香糕、橘红糕、麻酥、桃酥等自带方形或圆柱形小包装的这类糕点，就包成长方体；如黄糖、白糖、冰糖等散装品，则包成底部呈三角形的“三角纸包”；再有一些诸如金枣、饼干及枣子、桂圆等，就没有固定的形状了，一般都为一斤装，用粗而厚实的黄草纸包装得结结实实，面上放一张印有“四时糕点 南北果品”或“吉祥如意”等寓意祝福的大红“招头纸”，用一条软而韧的咸草捆绑，上面结一个拎手。
逢年过节时，纸包几乎是家家户户的必备之物，送礼需求多的人家就多置备一些。如果儿子找了对象，必须要给准岳父家送“年节”，除了其他必备的礼品之外，起码还要准备六个高档的纸包，若是有长辈在堂或有子侄辈的，纸包数量则可能需要更多了。
因当时的经济条件差，更因纸包的价格昂贵，普通家庭买纸包都会精打细算，精准控制购买数量，能少买一个是一个。比如儿子送岳父家的纸包，除了极个别不识相的岳家会全部收下，一般都会有两个回盘，如此父母就会等儿子送礼回来之后再去买别的，如果提前买好导致最后多出了一个两个的话，就要肉痛了。
过年后，女方家的亲戚要办“待饭”来招待结婚后的新女婿。新女婿去时要带两个或四个纸包的伴手礼，但主办方按老规矩不能真正收下这个纸包，要收礼则必须回赠一个压岁红包。
关于纸包的品种，往往会按照亲疏度和实用性来选择，送给长辈的，一般是两个纸包，多为一个食糖，一个蛋糕；送给有小孩人家的，则多为金枣、饼干、香糕等体积大一些的纸包，加上自制的甲糖等，毕竟这样的东西经吃。
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困难时期也毫不缺失，纸包成为那一时期体现亲情的重要媒介，亲戚之间的纸包通常是你送来，我换一个还过去，基本是以一换一，以此来体现亲戚之间的热情互动，以保持良好的亲缘关系。一个纸包旅行一段时间后，重新回到原主的手里也是常有的事，其实就是充门面用的“样包”。时间一长，经手的人多了，外包装就会破损，只能拿到商店里去重新包装一下，记得当时商店里有一个优惠业务，除了两分钱的草纸钱外，不收额外的钱。
春节的纸包没有父母的允许是不能拆封的，不管你有多馋，都要等到家里所有的应酬全部完成了，才能分来吃，以致这个时期的人可能有一个共识，就是豆酥糖的底部是与包装纸粘在一起的，绝对分不开，吃的时候只能与纸连着一起吃，而桃酥因存放时间太长的缘故，已经发油，带有一股浓重的异味了。
资源贫乏是当时的国情，而超乎想象的高价导致了纸包的珍贵。以当时纸包中价位最低档的一斤装的豆酥糖为例，1976年的售价是0.56元，外加6两的粮票。粮票是当时国人购买粮食及其制品的唯一凭证，光有钱是买不到米、面制品的，两者缺一不可。居民户口有国家的定额粮票供应，每月可以凭票向粮食部门购买，棉农也发粮票，而农民则没有，如果需要外出用粮票，就必须向当地大队提出理由，经审查合格后，由大队出证明，允许个人用稻谷换取粮票，所以，粮票是稀罕物。1976年，每斤粮票的价格在0.35至0.4元之间，6两粮票换算成钱，大致在0.21至0.24元之间，这么算来一斤装的豆酥糖总价在0.77至0.8元之间。经调查，1976年的横河区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12元，浒山区北部农村（现古塘街道所属的原13个大队）的人均收入为119.6元。由此比对，纸包的价格实在高得太离谱了。
纸包，是那个时代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谨以此文，追忆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