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前期，明太祖废丞相，明成祖设内阁，皇权进一步加强，帝国政权相对稳定。明朝中后期由于明武宗荒淫无道、明世宗和明神宗几十年不理朝政，致使朝纲不振，政局混乱。在扑朔迷离的大明王朝中枢政坛上，常常出现慈溪地域烛湖孙氏族人的身影。虽然他们不能左右王朝政治的走向，但在明朝中后期政局衍变和朝局稳定中的作用则不容小觑。
一、武宗朝和世宗朝：孙燧和“三孝子”
清代邵廷采在《思复堂文集》中称：“孙氏自（孙）燧及（孙）嘉绩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绪，蔑有废坠。海内高仰之，为当代宗臣。”的确，在明武宗至明思宗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风云诡谲的明朝中后期政坛上，总有来自慈溪地域孙家境烛湖孙氏族人的身影。
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厚照即皇帝位，次年改元为正德元年（1506年），大明王朝进入明武宗统治时期。明武宗即位后，荒废朝政，政治愈加腐败，社会经济不断恶化，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导致宗室藩王蠢蠢欲动，这其中就有封在江西南昌的宁王朱宸濠。《明史》记载：“时（朱）宸濠逆状已大露，南昌人汹汹，谓宸濠旦暮得天子。”
也正因为如此，明廷内阁极为重视江西巡抚的人选，“是巡抚兵民所恃以为命，择之宜慎。”内阁经过慎重考虑，上疏明武宗举荐刚正忠烈的孙燧担此重任。正德十年（1515年），孙燧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江西，即出任江西巡抚。
孙燧（1460—1519年），字德成，号一川。对于他出任江西巡抚，《孙燧年谱》（明代陈有年辑著）记载：“举朝以为得人之庆。然又为公危之，谓逆濠嗣位以来，媚权蓄奸几二十年，其谋日深，根日固，智不可竟，勇不可断，动辄掣肘。一旦责之以弹压之任，销弭逆萌，岂易然乎？”朝臣们既为孙燧出任江西巡抚而感到宽慰，但同时又为他的安危担心。而孙燧却坦然道：“投艰于我，死生以之。”
孙燧到任后，就开始采取积极措施防范即将到来的政治动乱。
首先，加固南昌附近各城池的防御设施，加强各府县的兵备，以应不测。
其次，打击匪寇，直接剪除宁王朱宸濠的羽翼。
再次，正德十三年（1518年）至十四年（1519年），孙燧七次上疏，一次比一次恳切而又明了地指出朱宸濠的谋逆之心。可惜，孙燧的七道奏疏并没有引起明廷中枢机构应有的重视。
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宸濠自称皇帝，兵进南京。《明史·孙燧传》详细记录了孙燧在宸濠之变中的刚直表现和忠烈品格：“六月乙亥，（朱）宸濠生日，宴镇巡三司。明日，（孙）燧及诸大吏入谢，宸濠伏兵左右，大言曰：‘孝宗为李广所误，抱民间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诏，令我起兵讨贼，亦知之乎？’众相顾愕眙，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请出诏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当扈驾。’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无二日，吾岂从汝为逆哉！’宸濠怒叱燧，麾兵缚燧。（许）逵奋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贼并缚逵。二人且缚且骂，不绝口，贼击燧，折左臂，与逵同曳出。逵谓燧曰：‘我劝公先发者，知有今日故也。’燧、逵同遇害惠民门外。”孙燧就义时挺立不屈，骂不绝口，堪为明代士大夫道德之楷模。
南赣巡抚王守仁迅速调集兵力奔袭南昌，攻灭了朱宸濠军队的主力，仅用四十三天时间就活捉了朱宸濠。宸濠之变的迅速平定固然有各种因素，而其中孙燧则是功不可没的，王守仁认为孙燧应为平叛之首功。正如张岱在《孙忠烈公年谱序》中所言：“日后除残戡乱，非公预为之计，则斩使者不能斩，守城者不能守，集兵者不能集，輓饷者不能輓，起义者不能起，擒王者不能擒。总计平濠功绩，皆本于忠烈公一人之性情。”
孙燧殉国后，长子孙堪、次子孙墀和幼子孙陞一同赶赴南昌，将父亲的灵柩扶回慈溪地域孙家境，葬于慈溪龙山（今属余姚市长亭镇），并在墓旁筑草庐，吃素食，守孝三年。守丧期满后，兄弟三人再墨衰（穿丧服）三年，可谓至孝，被世人称为“三孝子”。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驾崩。由于武宗死后无嗣，其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是为明世宗，次年改元嘉靖。明世宗在位四十多年，前期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出现嘉靖中兴局面，后期练道修玄，吏治败坏，致使严嵩专权二十多年。嘉靖年间（1522—1566年），孙燧长子孙堪、次子孙墀、幼子孙陞，以及孙堪子孙钰，孙墀长子孙镆、三子孙鎡，孙陞长子孙鑨、次子孙铤等，或通过科举考试，或因为恩荫赐官，先后进入政坛。
孙堪（1482—1553年），字志健，号伯泉。孙燧遇害时，孙堪痛不欲生，执械直奔江西意欲为父报仇。至南昌，见宁王朱宸濠已被擒，就到父亲的灵柩前哀悼，由于伤心过度竟至昏死过去，醒后双耳失聪。嘉靖四年（1525年），孙堪承父荫，封为锦衣卫正千户，次年又在武举考试中获第一（即武状元），成为一名“善用强弩，教弩卒数千人”的将军。他品行端庄，体恤下属，改革弊政，颇有清名。他克勤克俭，孝悌治家，每次退朝回家必带子女在母亲膝下服侍，柔声悦色，殷勤倍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母亲去世，孙堪告假回乡葬母，行至杭州，累倒在母亲灵柩旁，不幸辞世，终年七十二岁。
孙堪不但武功盖世，文辞成就毫不逊于他人，堪称“能诗文，旁通艺事”的全才。《孙氏万乘》称他：“工古文词，书学颜真卿，边防、兵制及天文、地理、律历、医卜诸家靡不通晓。又善绘菊，入神品，然以舒愤寄情，非其志也。”（清孙兆熙等纂修《孙氏万乘》卷上《剑峰公行状》，清乾隆二十年年刻本）。《越中历代画人传》记载：“（孙堪画菊）得舅氏杨节法。性本爱菊，园林种植，日夕玩之，每得其神，时出新意，格与众别。”
孙墀（1489—1556年），字志朝，号仲泉，工古文，受聘至杭州万松书院，主持讲席，为诸生师，有声名。
孙陞（1501—1560年），字志高，号季泉，嘉靖十四年（1535年）殿试榜眼。孙堪、孙陞兄弟二人先后取得文武双科冠冕，成为明代科举史上的奇事。内阁首辅大学士徐阶赞叹道：“以文武科相继魁天下，凡称世家，未有过焉者也。”孙陞天资聪慧，刻苦好学，学问深厚，儒学经典和例事典章莫不通晓，曾参与校勘《列圣御文》《五经》和《二十一史》，续纂《大明会典》。孙陞品行高洁，为官清廉，处事严谨，因宁王朱宸濠害死父亲，终生不写“宁”字。他虽是严嵩门生，但不攀附权贵，在严嵩专权时主动要求离京外任。
二、穆宗朝和神宗朝：孙鑨、孙鑛、孙如法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朱载坖即位，是为明穆宗，改元隆庆。明穆宗在位期间革除弊政，废除海禁，国运中兴，史称隆庆新政。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改元万历。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前期励精图治、生活节俭，出现万历中兴局面，后期荒于政事，倦于朝政，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穆宗和神宗两朝，烛湖孙氏族人孙鑨曾任吏部尚书，孙铤曾任礼部尚书，孙鑛曾任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别称大司马，掌管全国卫所军官的选拔、训练以及车辆武器管理等政令。礼部尚书是主管朝廷礼仪、祭祀、贡举的官员。吏部最为重要，负责各级官吏的除授和考核。明太祖废丞相，六部直属皇帝，成为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最高机构。尚书为各部最高长官，总管本部政务，为正二品，可谓位高权重。穆宗和神宗两朝，有三位烛湖孙氏族人担任六部尚书之职，可见烛湖孙氏在明朝政坛上的地位之显赫。
孙鑨（1525—1594年），字文中，号立峰，晚号柒园供事。世宗朝时曾上疏请求皇帝临朝理政，结果被宦官隐瞒，遂托病回家。穆宗朝隆庆元年（1576年），孙鑨出任南京文选郎中，神宗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历官光禄卿、大理寺卿、南京吏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吏部尚书。
孙鑨任吏部尚书期间，做了三件大事。
其一，吏部权力分散给九卿。内阁大臣张位竭力排挤吏部，力图扩大内阁权力，上疏明神宗建议大官位空缺，由九卿各推举一人分类上奏，由皇帝裁决，以此来杜绝吏部专权。孙鑨表示反对：“廷推，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类奏启幸途，非制。”但是明世宗采纳了张位的意见，吏部权力由此逐渐分散。
其二，启用东林党贤士，整肃朝纲，世人称誉孙鑨为“东林肇基者”，与陆光祖、陈有年并称“浙中三贤太宰”。
其三，主持考核京城官员，清正廉洁，坚持原则。“文选员外郎吕胤昌，鑨甥也，首斥之。”于是，“公论所不予者贬黜殆尽”，即使内阁首辅王锡爵想庇护一些人，也没有办法。当时言官弹劾虞淳熙、杨于廷，孙鑨却建议留下二人。给事中刘道隆上疏认为虞淳熙、杨于廷不应当留任。明世宗遂下诏谴责吏部大臣专权结党，又以孙鑨不认罪而诏命剥夺俸禄。
于是，孙鑨请求辞职回家，明神宗“温旨慰留”，并赏赐猪羊、酒酱、米物。孙鑨连上十道奏疏，态度坚决，“乃许乘传归”。家居三年后，孙鑨辞世，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清简。
孙鑛（1543—1613年），字文融，号月峰，在万历二年（1574年）的会试中一举夺魁，名列榜首。自万历二年（1574年）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长达三十五年的仕宦生涯中，孙鑛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山东巡抚和总督辽蓟军务兼经略任上，积极参与援朝抗倭战争。
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朝鲜国王向宗主国明朝求援。明神宗颁旨：“着辽东抚镇官，即发精兵一二枝应援，仍发银二万两解赴彼国犒军，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国王。”明廷正式发动援朝抗倭战争。
同年，孙鑛出任山东巡抚。
山东与朝鲜隔海相望，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当时明朝北部海防的重点地区。而明神宗之所以诏命孙鑛出任山东巡抚，是鉴于孙鑛有丰富的军政经历和卓越的行政才能，尤其是孙鑛对战争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孙鑛坚持主战立场：“宜速救援，无贻他日边疆之患。”并强调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这与明神宗的主战心意和战争谋略不谋而合。
孙鑛一到山东就开始进行军事部署，修建沿海营寨、墩台和城池，完善海防基础设施，同时加强军队建设，增设海防将领，选练士兵，提高明军战斗力。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孙鑛出任总督蓟辽军务兼经略，直接参与援朝抗倭战争。
此时的朝鲜战场出现了短暂的休战期。丰臣秀吉提出与明朝议和，明廷朝堂就此形成了两派：主战派和主和派。孙鑛是主战派，他主张“封贡并绝”，也就是不册封日本，并利用明军在朝鲜战场的主动权，迅速击溃日军，彻底解除日本的威胁。主和派以兵部尚书石星为代表，主张“封贡并许”，通过封贡日本获得暂时的边疆安定。明神宗最后决定与日本开展封贡活动，派出册封使臣经朝鲜前往日本。同时，在石星的运作下，明廷将刘铤所部之外的所有明朝军队尽数撤离朝鲜。
身为总督蓟辽军务兼经略的孙鑛，只能上疏朝廷请求增募军队，尽量留兵驻守朝鲜，竭力稳定朝鲜战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孙鑛奉旨东巡北部沿海靠近朝鲜的地方，并根据考察结果上疏明神宗云：“不论封事成否，战、守两端在我，原不可废。”建议设兵、聚粮、设官，加强辽东和朝鲜防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军再犯朝鲜，议和失败，主和派石星却将封贡日本失败归因于孙鑛“坏封事”。明神宗下诏：“逮兵部尚书石星下狱，论死。”孙鑛也被革职，因为“（孙鑛）遁避，观成败，亦有罪。”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丰臣秀吉突然去世，明廷和朝鲜联军乘机大败日军，万历朝鲜战争结束。次年，明廷因为东征大功告成，奖赏有功诸臣。明神宗虽然在封贡失败后将孙鑛革职，但依然相信孙鑛的忠心和正直，故而嘉奖孙鑛白银三十两，纻丝二表里，并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诏命孙鑛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旋即升为南京兵部尚书。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孙鑛告病回乡。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孙鑛在慈溪地域孙家境辞世，享年七十一岁。
孙如法（1559—1616年），字世行，号俟居，万历十四年（1586年）因“国本之争”由刑部主事贬为广东潮阳典史，且终身没有被重新起用。
所谓“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是指明神宗与群臣之间因册立皇太子而发生的争执。“太子者，国之根本”，故而称为“国本之争”。明神宗曾偶幸宫女王氏（后封为恭妃），诞下皇长子朱常洛。明神宗不喜欢王恭妃和朱常洛，而宠爱美貌聪慧、通晓诗文的郑贵妃。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贵妃诞下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决意封郑贵妃为皇贵妃，预备将来册立朱常洵为太子，这显然违背了明廷祖制。群臣纷纷上疏，要求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措词激烈，明神宗怒道：“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遂降旨贬斥姜、沈二人。
不料，刑部主事孙如法又上《储位尚虚乞正名定分以安人心疏》，认为：“天下之人但见恭妃王氏诞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者也，岂毫无敬奉之劳？而未闻有奇封之典。贵妃郑氏敬奉勤劳，积有月日固然，而何其一生皇子，即有皇贵妃之封也？”要求明神宗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王恭妃和郑贵妃同时进封为皇贵妃，恢复姜应麟和沈璟的职务。他进一步表示，若能如此，则“臣即窜处草莽，伏死鼎锧，诚所不辞！”明神宗御览孙如法奏疏后勃然大怒道：“立储定序已屡颁明示，孙如法不系言官，如何出位渎扰救护！宫闱事体彼何由知？好生狂躁！本当重处，姑降边杂职。再有妄言者，重治如法。”
于是，孙如法被贬到了当时称为瘴疠之地的广东潮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孙如法病逝于慈溪地域孙家境，明廷追赠光禄寺少卿。
三、光宗朝和熹宗朝：孙如游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驾崩，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是为明光宗，年号泰昌。明光宗在位仅仅一个月，就因服用仙丹红丸暴毙而亡，史称“红丸案”。旋即明光宗长子朱由校即皇帝位，年号天启，是为明熹宗。
在明廷由神宗朝到光宗朝再到熹宗朝的皇位更迭中，朝局动荡，风云诡谲，而执掌礼部的烛湖孙氏族人孙如游，在稳定政局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孙如游（1549—1624年），字宗文，又字景文、景贤，号鉴湖。他深得明神宗信任，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以右侍郎署礼部事。明光宗即位后，孙如游出任礼部尚书。
孙如游在署礼部事及任礼部尚书期间，坚决维护朝廷纲纪和儒家传统伦理。
其一，谏阻郑皇贵妃封后。明神宗在病重时曾对皇太子朱常洛道：“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明神宗驾崩后，朱常洛就将先皇遗旨传示礼部，继续立后事宜，结果遭到内阁和礼部的强烈反弹。孙如游坚决反对封郑皇贵妃为皇后，上疏声称：考古今册后之典，并无此先例。以原配为后，乃皇后敌体至尊，以妃为后者，皆是因为其子为帝的缘故，历朝以来皆无以私爱而立后之礼的记载。“先帝念皇贵妃之劳，当不再位号之闻，殿下体先帝之心，亦不在尊崇之末。”故而，遵从先帝遗命非孝，尊礼实为大孝。朱常洛深以为然，此议遂作罢。
其二，阻止西李求取皇后名号。明光宗为皇太子时有两个李氏姬妾都封为选侍，人称西李、东李。西李最受明光宗宠爱，曾抚育后来的明熹宗朱由校和明思宗朱由检，遂欲藉此获取皇后尊位。据《明史》记载，明光宗在乾清宫暖阁召见大臣，诏封西李为皇贵妃。西李却突然带着皇太子朱由校从帷帐后走出，竟然说道：“欲封后。”明光宗没有吱声。孙如游立刻谏阻道：“今两太后及元妃、才人谥号俱未上，俟四大礼举行后未晚。”“册妃之典，臣当奉命以行，他非所敢闻也。”结果，因为明光宗突然驾崩，西李不但没有取得皇后尊位，连册封皇贵妃也来不及。
其三，逼迫西李移居哕鸾宫。明光宗驾崩后，西李在郑皇贵妃的支持下，一方面赖在乾清宫不走，唆使一些大臣为自己讨取封号，另一方面将皇太子朱由校揽在身边，使新皇帝的登基大典无法举行。孙如游和阁部、台省诸臣在乾清宫暖阁找到皇太子朱由校，并在文华殿进行登基大典，稳定了朝局。不久，西李被迫从乾清宫搬到了前朝妃嫔养老的哕鸾宫，史称“移宫案”。
在大明王朝中枢机构风云变幻之际，孙如游“治丧有议，登极有体，册谥有议，陵寝有规，祔祧有典。”新登基的明熹宗极为欣赏，诏命孙如游“以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不料遭到科道官员（明朝监察官员）的竭力反对，“诋其不由廷推，交章论列。”
明熹宗诏命孙如游入阁的圣谕发布三天后，湖广道御史贾继春和御史安伸、田珍等联合上奏：“若孙如游何如人哉，彼其龙钟有年，熟软无骨，臣等不忍苛求其生平以伤雅道，但就日前两次会推，皆不预名。”明熹宗斥责道：“特兹简任，出朕亲裁。言官不得疑旨。”科道官员并不甘心，继续谏阻，东林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上疏道：“数月以来，中旨之争，频见章奏，开中旨者自用如游始，则塞中旨者必自罢如游始，天启首元之初政，此为第一义矣。如游去，而天下晓然知不得以私意用一人，不得不以公议去一人，伟端不启而公道旁昭矣。”言辞十分激烈。
此次明熹宗和科道官员在孙如游入阁问题上的交锋长达半年，由泰昌元年（1620年）十月直至天启元年（1621年）闰二月。在此期间，孙如游“因人言”三次推辞皇帝的入阁诏命，并提出辞职，“累疏乞休章十四，恳上优诏允之。”孙如游以阁臣待遇恩赐还乡，回到烛湖孙氏世居的孙家境。天启三年（1623年），孙如游病逝，明廷追赠少保，谥文恭。
总而言之，“一个孙家境，半部明代史”。烛湖孙氏族人在明朝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不仅官居高位者人数众多，而且为官清廉，政绩卓著，是明王朝昏聩政坛上的一股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