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是慈溪沿海的传统产业，也是沿海民众曾经赖以生存的行业。慈溪盐业历史悠久，生产规模巨大，从业人数众多。民国以后成为浙江第一大盐场，原盐产量长期居全省之冠，所产“姚盐”以色白、粒细、味鲜而闻名于世。进入新世纪后，2001年11月随着慈溪四灶浦西侧围涂工程海塘笼口的全线合拢，具有悠久历史的制盐业从此画上句号，昔日的“浙江盐仓”也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我们不应忘掉昔日盐民艰苦的创业史，不应忘掉曾经作为“浙江盐都”辉煌的盐业史。现就慈溪盐业的历史沿革与变迁作一简要回顾。
一、制盐历史久远
我国煮海为盐的历史可追溯到神农时代，古籍《世本》记载：“夙沙氏煮海为盐”，可以说海盐业与中华文明史同步。慈溪北临杭州湾，南靠翠屏山脉。秦代三北平原尚未形成，海水直拍翠屏山北麓。据有关文史研究者推测，此时本地先民应该早已煮海为盐，但缺少文献证据，现有最早的文献见之于南宋嘉泰《会稽志》：“唐越州有兰亭盐官场五，曰会稽东场、会稽西场、余姚场、怀远场、地心场。”说明唐代姚北已设有盐场。
宋代三北沿海自西到东，有属于余姚县的石堰场（即余姚场）、慈溪县的鸣鹤场、镇海县的龙头场。鸣鹤场宋咸平年间（998—1003年）建场署，课荡面积2.6万余亩；龙头场宋开禧元年（1205年）置场署，课荡面积4万余亩。龙头场和鸣鹤场在清代逐步萎缩，石堰场却随三北滩涂淤涨不断扩张。
杭州湾两岸（包括钱塘江）的盐业兴衰与滩涂的冲淤变化等自然因素关系密切。“两浙”如史书所称，其地域位居东海之滨，包括浙江全境和江苏局部，习惯以钱塘江为界，江南为浙东，江北为浙西。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会稽郡县海盐故武原乡有盐官”，为两浙盐业之肇始。唐宝应时（762—763年），刘晏领东南盐事，设四场，浙江居三，置十监而浙居其半。宋初，置两浙路，浙东路有10场，浙西路有18场，共有28场。元代两浙设34场。宋代以前两浙的盐业重点在浙西，“海滨广斥，盐田相望”是指北岸滩涂开阔，宜于制盐。但宋代以后，在潮流和季风的作用下，杭州湾两岸“南淤北冲”，北岸岸滩冲刷坍塌，盐田不断缩小，至明清浙西盐场逐步减少。清季仅存芦沥（平湖县属）、鲍郎（海盐县属）、黄湾（海宁县属）三场。与此同时，泥沙在杭州湾及钱塘江南岸淤积，加上大量的人工围垦工程，由此造成江道狭窄，海水吞吐量变小，以及上游来水比例增高的叠加作用，杭州湾内的海水自东向西逐步淡化。晚清黄湾、鲍郎等盐场已不产咸卤，而依靠从余姚装运卤水制盐。萧山的钱清场和绍兴的三江场同样也面临海水淡化的问题。
位于杭州湾南岸的慈溪沿海属于淤涨型岸滩，元代以后凸岸形成，沿海滩涂淤涨加速。三北沿海的庵东段处于弧形岸线的顶端，滩涂淤涨最快，随着海塘的修筑，盐区向北拓展。而龙山段淤涨较慢，鸣鹤场次之，盐田逐渐老化。清宣统三年（1911年）裁龙头场并入镇海清泉场，后废场。鸣鹤场在民国八年（1919年）废场改农。宣统三年石堰场改称余姚场，民国五年（1916年）迁场署至庵东。《中国盐政实录》记载：民国六年盐田4.2余万亩，余地5.4余万亩，总面积9.6余万亩，年产量16万吨，已占据浙江省各场的首位。《两浙盐务汇编》中称赞：“盐田面积之广与整齐，自以余姚场为首屈一指。”
二、盐业贡献巨大
慈溪盐业曾是我国海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三北沿海的开发以及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功在当地，利泽天下。
其一是三北滩涂的拓荒者。千百年来，人们在三北滩涂盐地刮泥淋卤、煎煮或晒制食盐。由于三北沿海属于淤涨型的岸滩，多年后滩面便会堆高，盐地淡化，制盐效率下降，人们便筑堤围垦，盐滩随海塘北移，海塘内从事耕种作物，这样形成海塘外制盐海塘内垦殖的生产方式和布局，史称“盐垦”。盐业是沿海滩涂开发的先行者，历史上沿海以制盐为业者人数众多。晚清民国时期，庵东盐场就号称“十万盐田、十万盐民”。盐业是三北沿海的支柱产业，它不仅吸引、汇集了大量的人口，同时每年数以万吨的食盐外销，带动了海陆运输业，以及与其相关的商贸服务业，并促使沿海市镇的繁荣。如古代的鸣鹤场、石堰场、龙头场和民国时期的庵东镇都是因盐而兴。
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常言道：人可百年无金，不可一日无盐。食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必需品。中国历朝的统治者，始终把食盐作为国家的战略物资，加以牢牢掌控，实行国家垄断专卖。溯其源头始于春秋时期，管仲相齐，提出“官山海”之策。依据管子“寓租税于专卖之中”的榷盐法，即食盐由官府垄断专卖，因而富国强兵，称霸一时。此后，历代统治者都竭力效仿，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史中，盐的赋税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朝廷收入。唐代宝应年间（762—763年），刘晏领东南盐事。“唐代宗之世，兵事未息，赋税所入，不足供济，晏专用榷法，充军国之用，凡宫闱服御，百官俸禄，全国军饷，皆倚办于晏，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刘晏汲取第五琦旧法的长处，推出“就场专卖”制，采用食盐制造归民，运销归商，实行“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办法，则盐利大增，充实了国库。唐宝应年间，全国税利1200万缗，盐税达600万缗以上，盐税收入占到朝廷收入的一半以上。
南宋时，盐税达到朝廷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朝廷财政收入2066749贯，其中盐钱15665615贯，占75%；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朝廷财政总收入2156912贯，其中盐钱17969011贯，占83.3%。因此南宋朝廷在失去半壁江山后，仍能苟安一隅，歌舞升平，纸醉金迷。
新中国成立后，庵东盐场同样为国家提供了巨额的利税。据统计资料记载，其中最高年份达到两千多万元；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年平均一千多万元，估计在改革开放前没有一家大型企业可与其比肩。
其三是国计民生关联者。海盐专卖利益巨大，因此统治者对盐的管理不断变革，形成了我国独特的盐政体系和管理办法。但是盐利牵涉社会各方利益，也是历朝历代阶级斗争的焦点。如果政府能制订妥善的政策和办法，就会满足广大民众的需要，达到繁荣社会经济的目的，并能发挥“安边足用”的功效。如果皇帝昏聩、挥霍无度，官员营私舞弊、庸政乱政，则会造成民生凋弊，社会动荡，以至烽烟四起，政权更迭。
元朝对盐业仍实行“就场专卖”制，不同的是销售环节实行官、商并卖，就是食盐销售地区划分“引盐地”和“食盐地”。引盐地由盐商垄断销售，而“食盐地”通常近盐场运输等皆方便之处，由官府专卖，实行计口授盐，强配民食。元代对外征伐不断，内部民族矛盾尖锐，官府征敛无度，国用仍然严重不足，只得加收盐课，就是提高引费，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官盐日益昂贵，百姓无盐就食；同时盐场积压愈多，私盐走私日烈，政府盐利失收，社会危机四伏。淮南盐枭张士诚、方国珍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最后导致元顺帝被朱元璋赶回漠北。史家评述：“元之亡，亡于盐政之紊乱，非无故也。”
封建社会中也有运用榷盐之法成功的范例，如明初的“开中法”。民国时，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孟森曾赞誉：“明代盐既开中，又兴商屯，既给军又垦荒，孔子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费’真谋国之至计也。”明洪武三年（1370年），因山西等边地急需军粮，明朝政府招募商人输粮换取盐引，即政府准其贩盐的凭证，凭引领盐运销于指定地区销售，称为开中，又称开中法。盐商们因长途运输粮食耗费巨大，设法在各边雇佣劳动力开垦田地生产粮食，就地入仓换取盐引，便于更多地获利。因这种形式的屯田是由商人经营的，故又称商屯。开中之制系沿袭宋、元制度，但明代用于边地开中，以吸引商人运粮到边防，充实边境军粮储备。史家评述开中法“实为殖边之妙法”，正如明代名臣彭韶的《恤灶图八咏诗》所咏颂：
利孔非一途，盐征为海王。
泉布充京储，刍粮助边饷。
可知，海盐业对国家的贡献和作用，功莫大焉！
三、盐民生活困苦
慈溪盐民是三北滩涂开发的先行者、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是千百年来却深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官府对盐民管控严格。唐代以来，对盐民实施一系列严苛的管理制度。唐乾元元年（758年），盐铁使第五琦实行榷盐法后，将从事盐业生产者编入盐籍，强制从事制盐劳役，称亭户或灶户。产盐有定额，官府以低价收购，盐民除正赋外免杂徭。唐元和（806—820年）对盐灶进行保甲编组，立保连坐。
五代后周（951—960年）施严盐法。规定煎盐场必须在壕篱之内，违者处以重刑。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卢秉提举两浙盐事，变盐法。以催煎场为基本生产单位，设专职催煎官和一整套管理制度。如编甲法、火伏法、簿历法等，史称“催煎制”。其中编甲法以3—10灶为一甲，设甲长，或称甲首，为监督场灶之首领，什伍其民，以相稽查。火伏法与簿历法皆为生产现场记录制度，盐灶生产情况记录须定期呈上审阅查验。还有计丁输盐制，就是对各场海水浓度、得盐多寡等确定“分数”，如石堰场、鸣鹤场分数为9分。实为确定各场上缴的分额，此为聚团公煎之雏形。
元代在宋催煎制的基础上加强对盐户的集中控制，盐户必须以团为单位修筑生产点，每团由2—3灶组成，每灶内有若干盐户，共同使用官有的铁盘等大型生产工具，并派官兵看管，所产之盐受到严格的控制，即实行“团煎制”。元代陈椿在其《熬波图》中对团煎制兵营式管理情况有较详细的文字记载。
明代承袭宋元之制，完善“聚团公煎法”。洪武十四年（1381年），编收灶丁，入灶籍者既给卤地，复给草荡，岁给工本钱，免杂役，办盐课。每场分若干团，每团若干户轮流煎办，以纳丁盐。按《大明律》：灶丁分散制成咸卤后，必须集中运至团内，在团舍或灶舍内共同煎盐，离团私煎即被视为私盐。为保证聚团公煎制的实施甚至在每团四周高筑墙垣，前后只设两门，每门都有人看守稽查。
清代以后团聚法逐渐松弛，出现私置煎锅的现象，雍正三年（1725年）曾提倡聚团法，实为推行保甲法。咸丰以后，随着晒盐法逐步替代煎煮法，聚团公煎制废除，但什伍连保，对盐户的控制并未取消。
总之，自唐代以来，官府对盐业总体采用“聚团公煎”管理的模式，其核心是严管盐民，以防私盐，实质是奴役盐民为统治者敛财。
第二，盐民生产、生活艰苦。三北传统的海盐生产方法采用刮泥淋卤、火力煎煮之法，至清咸丰后改为盐板晒盐，但无论是煎盐还是晒盐，生产工序多，劳动强度大。盐民土法制卤的工艺包括“摊泥、刮泥、抄泥、集泥、挑泥、整漏、淋卤、藏卤”等八道工序。盐民整天在烈日的暴晒下，上磨肩胛，下磨脚底，挑上百担泥，才晒一担盐。民国十一年（1922年），余姚屠急公赴盐场实地调查后，描述了盐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片段：“夏则烈日熏照于上，鹾气蒸逼于下，汗水涔涔，扬尘涂体；有时晕厥场地，无人照见，生死不明；有时痧发生病，救治乏药，屡有亡者。冬则朔风凛冽，衣敝败絮，面如刀刮，涕下成冰，手足裂血。”咸丰以前，煎盐之灶舍，蒿草屋顶，木架土壁，前开火门，室无窗户，日夜烟熏火燎，老盐工多双目失明。在夏秋时常要遭受台风、特殊高潮的侵袭。盐民盐田、房舍皆在海塘外，台风洪潮侵袭，盐田淹没，住舍倾颓，一切器具随波逐浪而去，生产为之摧残，生活难以维系。盐场流传一段民谣：“晒盐佬，晒盐佬，担担咸泥压断腰。吃的糠菜粮，烧的狗爬灶，住的火洞舍，穿的破衣服，死了不如一根草。”这是当时盐民凄惨生活的写照。
第三，盐民经济上蒙受盘剥。慈溪盐民在艰苦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下，仅能获得微薄的劳动报酬，然而仅有的一点经济收入仍要遭到掌权者的层层盘剥。清光绪六年（1880年），两浙盐运司招浙西盐商来姚设廒，在庵东认板收盐，称为“廒商制”，实属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也就是以专商引岸为基本特征的“官督商销制”。最早设立的是浙西五属公廒，其销地在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五地，随后其他廒商相继设立，至民国九年（1920年），余姚场有廒商9家。盐场设廒，分篷认板，所产盐均归廒商收购，并设篷长管理盐户，一篷约1万块盐板，人数有100户至200户。自从改作板晒制后盐场从管理煎灶改为控制盐板，凭借手握政府特许的引票，廒商与篷长互相勾结，采用种种方式剥削盐民。如压价压秤、高利盘剥、限量拒收等，花样百出，让盐民苦不堪言、痛不欲生。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为筹集经费打击南方国民党势力，以“善后”为名，用盐税为抵押，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借巨款。在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中，竟将盐务官制订入协约，民国五年（1916年），在庵东设立秤放局，盐业经济大权拱手出让，盐民同时也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欺压。民国三十年（1941年），日军占领庵东，盐民生活更为悲惨。
有压迫就有反抗。盐民生性强悍，不畏强权，历史上曾发生过难以计数的盐民抗争，多数已无从查考，但在民国短短的几十年期间，庵东盐民发生过多起反抗行动，如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七二三”盐民大罢工、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盐民大闹秤放局等，均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也令统治者胆颤心惊！
第四，盐区涅槃重生。庵东于1949年6月24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庵东特区，1954年慈溪县区域调整后，于1956年划归慈溪县管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庵东盐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首先开展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盐民扬眉吐气，翻身做了主人，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其次加强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改造。1950年完成七塘的修筑加固，1955年开始逐段兴建八塘，至1958年完成。八塘的修筑从此改变了千百年来盐业生产在海塘外的布局，大大提高了盐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随着盐场蓄排水设施的完善，为实现稳产高产提供了保障。再则开展技术革新和工艺改革，积极推广滩晒技术，至1978年全部实现滩晒化，减轻了盐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效，盐场总产量不断提升。
1967年庵东盐场产盐量达229380吨，为历史最高产量，占全省盐产量的一半，与新中国成立前最高产量160259吨（1940年）相比，超过43%。1979年205698吨，此后产量连年呈下降的趋势，盐场逐步改农，至2001年全面停产，一颗盐业巨星从此陨落！
有关庵东盐场改产转产的原因，有海水淡化、盐田老化等之说，笔者认为这些并不是主要原因。其背景因素主要在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富民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普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接着对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工商业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二十世纪80年代后，国家号召调整种植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效益农业，鼓励农民勤劳致富。占地面积大、经济效益低下的盐业无法与当地新兴高效的种养业相抗衡，况且与其他海盐产区以及矿盐、井盐等产盐方式相比也无竞争优势。由此，庵东大片盐田在此期间逐步废转，有改农也有转渔，如1984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无偿援建2700项目，在沿海八塘、九塘间低洼盐碱地开挖1万余亩精养鱼塘。在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下，大批盐民纷纷从农、从渔，以及经商、务工，由此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
进入新世纪后，三北大地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凭借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迎来了工业化的热潮。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于2008年5月1日正式通车，“一桥飞架南北”，慈溪往日所处的交通末端一跃成为长三角交通的黄金节点；昔日斥卤之地，海边一隅，成为投资创业的黄金宝地。政府利用沿海丰富的土地资源优势，设立工业开发园区，规模企业纷纷入园落户。2001年迁入大桥畔的慈溪经济开发区，于2010年经上级批准，升格为宁波杭州湾新区，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可以说是盐窠飞出金凤凰！现在新区发展的势头正劲，慈溪交通方便、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社会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列。举全市人民之力，上下齐心，艰苦奋斗，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正在杭州湾南岸快速崛起。
虽然慈溪盐业已成过去，但具有历史内涵的三北盐垦史却是慈溪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千百年来，盐民栉风沐雨、砥砺而行、不畏强暴、艰苦奋斗，创造出丰富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他们的贡献已铭刻在三北大地上，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流淌在慈溪人民的血液中。我们相信，曾经抛洒过盐民鲜血和汗水的三北大地上，必将铸就更为辉煌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