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茶叶，历史悠久。据记载最早出现于神农时代，神农氏在遍尝百草，测试药性的过程中，每一次品尝，都有遇毒的风险，因而常用茶叶来作为解百毒的灵药。
河姆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文明遗存，居住的地方堆积有人工采集的原始茶；长溪岭前的田螺山遗址也出土有许多茶树的古老根系。可见宁波慈溪的人工栽培茶叶历史可上溯至六七千年前。
南与田螺山相连的大、小茗岙，也曾盛产茶叶，在茶叶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虞洪遇仙获茶故事，就发生在慈溪观海卫杜湖大、小茗岙一带。晋代王浮《神异记》、唐朝陆羽《茶经》提到的虞洪其人，就是今天属于慈溪市观海卫镇杜湖虞家湾地方的人。“茗”就是“茶”，大茗岙、小茗岙产茶，从地名上就能看出来。可是后来或许是不再有茶树，而且土话“茗”“眠”同音，于是“茗”改成“眠”，成了大眠岙、小眠岙。还有人说是大棉袄、小棉袄，不禁莞尔。
晋唐时，茶叶的饮用已开始流行了，宋元时期饮茶已经成为“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短缺）”者。
元代，慈溪的“范殿帅茶”已是名茶，“味色绝胜诸茶”！范文虎曾任南宋殿前副都指挥使，故称“范殿帅”。范殿帅茶，就是“江浙庆元路造进之茶芽”，即宁波的“慈溪贡茶”。这种茗茶，或又称草茶、白茶，系摘取茶树嫩芽，用大锅手炒杀青而成散条形的茶叶。《成化府志》记载：“宋殿帅范文虎创贡茶之例，元因之，就开寿寺置局（造茶局）。”这是慈溪贡茶的开始。对此，全祖望也曾说过四明白茶“元始贡之”的话。
综合光绪《慈溪县志》等资料，慈溪贡茶的历史大略是这样的：
茶户的产生，起于宋末明初。慈溪县的十四、十五、十八、十九、廿八都等地有许多茶园，如嘉靖《宁波府志》载：“茗岙山在慈溪西北，其山多产茶”，还设立有专门的造茶局，烘焙干净茶芽。相沿酌定，每年以二百六十斤为额定上贡数。每用鲜茶四斤，可以烘焙成芽茶一斤，共计需要鲜茶一千零四十斤。光绪《慈溪县志》上说是“一千四百余斤”，按这个数量，一一落实于产茶的家庭，各自完成额定数量，经官府上贡朝廷。初贡时期，本地盛产茶叶，茶农轻轻松松就能完成额定数量，按时上缴，官府用不着去催缴，只要设局造茶就可以了。所以百姓不以贡茶为苦，而吏胥也没有理由借贡茶勒索百姓财物，于是上下相安无事。
好景不长，置局造茶后，时不时地有各种弊端发生。县志记载：“余琯，乐平人。先时置局造茶，有司率缘以蠹民，琯通革其弊。”就是说在余琯任前，有关部门就开始借造茶害民。余琯虽能通革其弊，然而人亡政息。到了正统年间，仍然十分严重，于是又出了个好县令贾奭，“贾奭，字希召，巴县人，由进士授慈溪知县。慈岁造贡茶，旧有耗折及浮费，剔除殆尽”，再次进行通革。贾奭在景泰甲戌年（1454年）中进士，天顺年间（1457—1464年）来慈溪任县令，在这以前，官吏常常借茶芽中有草梗、杂质，烘焙时人工、柴火价格昂贵，茶叶干燥损耗等等因由，要茶户承担这样那样的额外费用，茶农因此苦不堪言。县令贾奭下令将这些所谓“耗折和浮费”一律剔除，不要茶农负担。百姓歌颂其德，为之谣曰：“贾使君，真仁人。新茶一觔，称一觔”。新茶一斤，就算一斤，不像以前那样，借口茶叶损耗和费用上升，需要茶户以一斤几两来抵一斤。这样，“新茶一觔，称一觔”，不用多缴鲜茶，减轻了茶户的负担。
百年后，茶树逐渐枯老，茶园荒废，茶无可采。而二百六十斤的贡茶，责办如故，对应之策就是向外由官府或者茶户自行采购鲜茶，由局制成成品，完成上贡。每到清明前的采摘期，官吏就逼迫茶农缴纳重资采购茶叶，百姓因此深受横征暴敛之苦。而官吏却以低廉的价格从附近产茶区如鄞县、镇海、象山等地收购茶芽，另外又要百姓负担运费、人工费、柴火费等等费用。更有甚者，正如《贡茶碑记》所说，“再后，长吏旁午（公务繁忙），表牍不能清理，至委其事于解茶之吏。事既旁落，弊自丛生，故于征收，暗置重秤，明索加耗，抑勒百端，洒派数倍。民有出力以采之者，有出门以贸之者，而所采所贸，又不足以给额外之诛求，至不得已而折干纳价，重敛腴膏，填充囊槖。及茶将起解，潜往鄞之天井山，象之朱溪各产茶地方，轻价收买，复指烘焙之虚名，而骗领工食柴炭银，两计侵渔干没，已不下百余金矣。且虚其一分六厘之官价，经年不给，即逾时而给，又以低假成色搀和相欺。况旧价未领，新茶复征，疮痍未愈，病痛复作。欲控无门，苦楚何及？”
经办吏胥往往采取种种威胁强迫手段，勒索茶农，众人敢怒不敢言。好在慈溪总出好县令，为民解倒悬之苦。这一位好县令叫张似渠，四川巴县人，万历己丑年（1589年）进士，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署理慈溪县。为免除百姓的贡茶之苦，“统计应贡数，用官价市买，一毫无取于民，且著为令，民大德之。”同时又获督抚军门王的批示，使百姓进一步获益：“该县贡茶本有定额，相沿日久，止因茶地既无复产，岁贡又不可缺，未免按成册以取办于各里，而迩年以来，又假手于解茶之吏，遂使干没科敛之弊，种种丛集。以小民之脂膏，润奸吏之囊槖，民之称苦，非一日矣。今据该厅酌议，征收委解之法，一切宿弊，尽行刬革。上不缺公家之务，下不贻里递之累，诚官民两便，永久可行者也。但审陈湘等苦称，历年茶户，虽有其名，并无其人。若使加派之银，责之茶户出办，未免里递包赔。至于委官采办，又有供应之扰。合应照原额每年征银六十五两，另支该县杂用七两，共足七十二两之数，选忠实能干吏一名办买，验明照旧如法装封。差民壮一名，勒限协解。仍立石县前，以示遵守，如有故违科扰者，指名呈告究治。庶良法可久，而民困顿甦矣。具由复详，本都院王奉批，贡茶征银委解，官民两便，议选吏买办，民壮协解，仍立石以示永远。”
万历二十二年六月前不久，张似渠由慈溪县令调任宁波府推官。他的后任慈溪县令是顾言，同样是位好县令。顾言字尚实，冯有经撰《去思碑》，说是字中瑜，江阴人，万历壬辰（1592年）进士，刚接任慈溪县令，便做了几件好事：如迁县治、兴文学、抗节抑矿璫（璫：太监）、片言定军变、开杜白两湖以兴民利等。这些利民之事，除了“迁县治”之外，都与慈北观海卫有关，这里不一一细述。除此以外，还须一提的是，顾公继续着力推行前任“民大德之”的善政，在县仪门立下《贡茶碑记》，不但解除了茶农多年的困苦，并且有利于以后贡茶的继续。实话说，历史上能这样用心推行前任政令的后任，世上能有几人？
至于《溪上遗闻集录》说“慈溪贡茶，始于元，至明万历二十三年停止”，清《雍正志》等志书对此亦语焉不详：“后罢贡茶，局亦废。”参照《贡茶碑记》可见并不确切，因为慈溪虽不再大量产茶，却拥有数百年的成品茶制造技艺，所以在万历二十三年后，采茶于邻县，制茶在本县，贡茶借着精湛的制造技艺而始终未曾停止，至少在有明一代是这样。
清代，鸣鹤诗人叶元垲有《白湖竹枝词》：“挂雾峰高倒映潭，波纹如縠（皱纱）碧湾湾；采茶一片歌声起，大茗山连小茗山。”证明“茗岙山在慈溪西北，其山多产茶”的风景依旧。
同时期，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中国皇帝将此茶馈赠俄国沙皇，沙皇赏给他的大臣，大臣转赠外国公使，不知转了多少道手，最后才到巴尔扎克的手里。他在请客人用茶时，必定先要盛赞中国贡茶的名贵，说这贡茶（很可能就是慈溪贡茶）是“产自中国某省的特产，一年只产几斤，专供进贡，必须由少女在日出前采摘，然后一路唱歌送到皇帝脚下。”他还煞有介事地告诉他们：“此茶不能多饮，饮3次必盲一目，饮6次会双目失明。”这位著名的作家，这般地故神其辞，看来是舍不得让客人多喝几口吧。
巴尔扎克笔下的贡茶是珍贵而充满活力的，慈溪贡茶是多元而又纷呈其姿的。流传至今的“慈溪贡茶”的加工技艺，借力于翠屏山嘉木和唐传秘色瓷，又融合白洋瀑水、古刹禅意、少女歌声……点化成数芽翠嫩，几缕清幽，若浮若沉地袅袅于秘色积雪中，对杯凝望之际，使人远离暑热烦燥，获享安静与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