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彦良，名德称，号清节，以字行，元明之际慈溪（今江北区慈城镇）人。元乡贡进士，为衢之包山书院、高节书院山长，转平江路儒学教授后罢职。洪武初征辟天下名士，浙江参政徐本力荐之。以白衣赐宴，除太子正字，寻为晋府右傅，改长史，南明时追赠编修，谥“敬恪”。
元末明初的浙东士人中，桂彦良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被明太祖朱元璋称之为“帝师”“通儒”，时人对他的诗文和操守也极为推崇。作为活跃在明初政治舞台中的士人，桂彦良的一生可以用传奇来形容。作为明初历史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今天的宁波人已经不多了解，但在明朝时期历次乡试仍常以桂彦良之言为题，足可见其在明初文坛的重要性，今参考诸多文献以述其平生，以示鄞人之风采。
一、桂德称的诞生
元延祐二年（公元1321年），浙东巨港庆元府（今宁波）通判叶同家诞下了一名男婴，但新生儿的降生带来的却不是喜悦，因为男婴出生时伴有“室有火光，耀如流星”的异象，家人认为这是不吉之兆，孩子的生母更是“以为不祥”（《宋元学案》本传）。
与此同时，庆元府的桂与绍却因为膝下无子而忧心忡忡。桂氏虽然无法与宰相之家的叶氏相比，却也是当地有名的士绅家族，其五世祖桂万荣为南宋庆元年间的进士，历任余干尉、建康司理参军，最后以贴职宝章阁学士知常德府致仕。其擅长刑名，著有司法案集《棠阴比事》，高祖授从七品宣议郎散官阶，宋末时曾祖知富阳。
到桂与绍时，其二子皆早夭，无嗣的问题让他十分困扰。叶桂两家往来颇密，桂与绍得知男婴之事后，便请求将这个孩子过继给自己，并取名“德称”，于是叶家的忧事便成了桂家的喜事。
随着桂德称逐渐长大，他逐渐显露不凡，“闻长老道经训，则嗜若醇酎”（《明文衡》）、“善记忆、明诗书”（《乌斯道集》本传）。家学深厚的桂与绍尤为欣喜，他的五世祖桂万荣曾跟随陆九渊的学生慈湖先生杨简学习，后来在慈城城东汤山山麓创办石坡书院育人讲学。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成年后的桂德称已经“通经史百家言”，更是专治诗经。举冠后长辈为其取彦良为字，故后世称呼他为桂彦良。
二、避世与治学
元时科举的录取率远低于前代，许有壬曾在《圭塘小稿》中提及延祐初年始科取士才五六十人。元仁宗时确定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其中乡试始于延祐元年（1312年），终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一共仅举行了17次，录取乡贡大约为731名。其中浙江行省乡试每科仅录取南人约28人（实际远远低于此数），而参加考试的士人却高达数千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桂彦良能够考中浙江乡试举人，足见他的经学水平。
中举之后，桂彦良曾经去过大都（今北京），估计是准备参加会试。此时的元朝廷政治斗争严重，内部腐败横行，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如同狂涛之中的一叶扁舟。在大都游历数年的桂彦良对于时局极度失望，于是“东归放情山水间”，选择做了隐士。由于他经学造诣精深，在地方上极富声誉，以至于“从游者日益众”。
按元制，年五十以下的举人可授学正、山长，很快桂彦良受到来自衢州的邀请，前往开化担任包山书院的山长。包山书院，为浙江四大书院之一，由南宋包山的汪氏家族所建，后经汪继荣奏请，宋端宗赵昰亲赐“包山书院”字额，至此正式定名包山书院。
不久桂彦良又受到家乡的邀请，出任高节书院山长（王景所撰碑铭）。相较于包山书院，高节书院的官修性质更强。其位于慈溪县浒山横河以西客星山，由宋末温州乐清籍名臣，时任知庆元府事兼沿海制置使的刘黻创建，以范仲淹记东汉隐居客星山严子陵之祠堂语，名之为高节书院，并聘请“得程朱正传”的学者严天德任首任山长。
担任高节山长者多为元时著名大儒，如刘基之侄刘彬、应仲珍、胡秉常、丁诚、陈子昌等人。其中最出名者便是被朱元璋称为“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的著名谋士当涂人陶安，桂彦良可与此并居其中，足见其儒学为时人所敬佩与认可。
从高节书院后，又转为平江路儒学教授（元路一级学官），此时正逢元末四方兵起，时局不堪，桂彦良选择了辞职宁家，聚徒讲学，“以待天下之定”。此时台州方国珍、两淮张士诚得知桂彦良的贤名，相继遣使延聘，均为其所拒。
三、帝师与顾问
明朝建国后，浙江首开科举，行省连请以彦良为考官。此时的桂彦良已年逾半百，朝廷举荐贤才，但其依旧闭门不出。洪武六年（1373年）停罢科举，下诏察举天下贤才，时任浙江参政的徐本极力举荐，此时桂彦良终于应允，动身前往应天府（今南京）应荐。吏部经过重重选拔，精选推荐7个最优秀的人，为首便是桂彦良。
这几个人入殿陛见时，朱元璋有心考察，下令桂彦良现场撰写赞文。桂彦良站在香案边上运笔立就，文中有“明徳维馨、天清地宁、四方底平”等语，让彼时正在思考治国方略的朱元璋十分满意，赐宴时甚至让他坐在了勋贵公侯的班列。朱元璋在此后连续数日多次以具体事务令桂彦良奏对，桂皆“剖决如流”，并对完成的御制集中敕校词语的问题提出看法，朱元璋非常高兴，认为所求得人。
洪武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朱元璋下诏任命桂彦良为太子正字（按会典应是詹事府正字）、侍讲，大本堂。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桂彦良更多的时间是侍奉在皇帝身边，随时以备顾问。朱元璋非常喜欢这样的用人方式，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有学问的儒生，随时咨询顾问。
在这个时候，桂彦良所特有的道学操守展现的淋漓尽致。朱元璋命令词臣酬唱和诗，他当即进言道：“帝王之学具载于经，若书之典谟训诰，皆治世安人之道，诗词非所急也。”朱元璋听后十分认可。
在人才的培养上，朱元璋有很强烈的个人主张，他对浙东士人乃至元末士人充满着不信任。明初仅有青田人刘基以“佐赞之功”封伯，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不到四年就被赐归乡里。而同为诗文三大家的宋濂起起伏伏，不是在修史就是在制定礼乐，期间频遭打压，洪武四年甚至还被贬为安远知县。吴淞高启更惨，他推辞了户部右侍郎后，在桂彦良任正字这年获罪被处腰斩。而同是慈溪人的陆俊在国子监学习，朱元璋视察的时候问他治理国家应该以什么事情为先？陆俊以敬事而信三句回答，朱元璋听完十分高兴，命授为汀州知府。
朱元璋在禁中设立了文华堂，挑选了张唯等17人入内讲学，且都擢为翰林国史院编修，而出自礼贤馆的苏伯衡四年以后才在宋濂的推荐下担任翰林院编修。这些人是朱元璋培养的自己人，所以宠爱特甚，让赞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彦良、翰林编修孔克表做他们的老师。
随侍在皇帝身边的桂彦良，始终坚守“纯一见道，处官若家”的道德操守。他受命参与御史台复审，释放了几十个被认定为无罪的人。翰林院修撰略微有失礼之举，朱元璋大怒，夺过身边大汉将军的大杖欲击之，桂彦良立即以“陛下姑取其长，舍其所短”的理由劝谏，这才保住朱善的性命。朱元璋曾经向他吐露心迹，坦言自己控制不住愤怒的情绪而导致“久而成疾”，桂彦良以“君子以惩忿窒欲”来劝慰朱元璋。
后来又向桂彦良咨询“仁者恶人乎”，彦良对答称意，朱元璋大喜，将他的回答注释以后赐给东宫和诸王，甚至还命人写出来放在自己座右铭。
相对于元末士大夫出生的浙江籍官员，朱元璋对桂彦良的容忍程度要远远超过同类型官员。朱元璋曾经下令翰林院撰《大祀乐章》，负责的大臣在文中用了“予我”二字，朱元璋怀疑其不敬，准备将其治罪。桂彦良引经据典以昔成汤祀天之文有“予小子”，武王祀文王配天之诗有“予我亲之也”来劝导朱元璋，朱元璋赞叹他“动援经史，屡闻献替”，并很快下令免除大臣的罪过。
洪武八年，桂彦良与秦王府纪善林温面圣，朱元璋特地询问二人官职，桂彦良回答太子正字，朱元璋则言“非也，帝者师也”。这就是后世称之为“帝师”的由来。
洪武十一年三月，桂彦良以特除二品通奉大夫的职位，被任命为晋王右傅。整体来说，朱元璋对桂彦良是高度认可的，甚至称赞他是“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当然也少不了惯用的拉踩，在桂彦良面前点评宋濂只是个文人，而刘基峻隘不如彦良，而曾经的朱元璋也以张良子房称呼刘基等人。
洪武七年九月，朱元璋极其宠爱的成穆贵妃孙氏去世，下令命儒臣作《孝慈录》，命周王橚服斩衰三年，以主丧事，勑皇太子朱标及诸王皆齐衰杖期，皇太子朱标以非嫡母不符合国家礼统拒绝为孙贵妃服衰，且“终不奉诏”，震怒的朱元璋直接拔剑欲砍朱标，朱标于殿内奔走躲避，朱元璋余怒未消紧跟追逐，群臣皆错愕不知所措，唯独桂彦良上前抱住朱元璋，劝谏称“陛下之于太子，爱之深故责之重也”，又拉住劝谏太子朱标“不可执小礼以亏大孝也”，最终朱标穿上衰服，朱元璋这才消气将佩剑扔在地上，无奈地说道：“老桂，尔今日竟能和朕父子矣。（《革除遗事》《明续通录》）”明史中称朱元璋不直呼其名而只称老桂便由此而来。
四、尽职的王傅
太子朱标与桂彦良感情非同一般，对桂彦良要去山西晋府任职怏怏不乐，请求朱元璋收回成命，改为太子宾客，但被朱元璋晋王之国，身边缺人为理由而拒绝。后来彦良按期回朝汇报工作，朱标知道后立即让人将他请来，与语连日，早暮侍膳（《慈溪县志》本传）。
相比较温厚的太子朱标，晋王的脾气暴虐无常。他在就藩之国的路上便因事发怒殴打厨师（《明史》《御制纪非录》《名山藏》等），并且喜用酷刑，数次用奔驰的骏马将人车裂，差点被朱元璋废弃王爵，最终还是宽厚的兄长朱标多方调解才作罢。但朱元璋对儿子们给的关爱与普通的父亲没什么区别，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为晋王府的属官配置了豪华的团队，武傅相继有永平侯汪兴祖、改怀远侯曹兴。右傅相继有同样拒绝陈友谅延揽的名士熊鼎以及桂彦良以外，还有善于书法、后来做到太常寺卿的杜环。之后担任晋王傅的还有为虏囚禁六年，坚志不屈的御史台侍御史汪河。就连他晋世子的老师，朱元璋安排的都是名士刘三吾。
桂彦良作为晋王傅，显然要承担着教育这位桀骜骄纵亲王的职责。他到任以后，撰写了《正心图》来献给晋王，以作为辅导的核心，对早期王府官制建设与运行也“多所禆益”。朱棡对桂彦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礼遇，不仅赐鞍马、衣服，命人为他制造了安车。一次晋王召画师，恰好曹国公李文忠和岳父永平侯谢成皆在，于是皆赐李、谢、桂画像。晋府跟桂彦良的情谊延续到了第二代，他的三字桂全任平阳知府时，晋府也曾亲以文奖谕之。
洪武十二年，桂彦良按照惯例入京朝见述职，朱元璋还特意询问他在山西是否居住习惯，又让韩国公李善长之子驸马都尉李祺作诗文送桂彦良去太子朱标处，以示优崇。
洪武十三年，六十高龄桂彦良跟随朱棡入朝，朱元璋下诏推恩三代追封官职，让他的二儿子桂慎服侍回山西养老。回太原后，诸王王府撤销相傅，桂彦良改晋王府长史，散官阶升通奉大夫。
洪武十五年，晋王朱棡再次入朝，称桂彦良年纪大了想退休，特赐在太原恩养，朱棡每个月为他支付生活所需，尽到了学生的职责，也再次体现了他对老师的尊敬之情。感动的桂彦良制作存养省察之图进送给朱棡，朱棡极度重视，“置诸座右，朝夕观省”。当年八月，桂彦良全家又被下旨回应天府安置，他呈上“太平十二策”给朱元璋，朱元璋特地评价说：“所陈通达事体”“禆于治道”，赞叹他是“通儒”。
洪武十七年，儿子桂慎因奏对忤旨贬谪云南，因此下令桂彦良全家放归乡里，之后又重新留在应天府，直到洪武十八年春五月，患风疾（半身不遂）的桂彦良才回到故乡，此时距离他离开宁波府，已过去十二个春秋。
五、评价与后世
洪武二十年，桂彦良被邀请主持浙江乡试主考官，此时桂彦良已是疾病缠身，但仍带病前往杭州府，成功主持了洪武二十年的浙江乡试。
去世前的十二月十八日，桂彦良还依旧跟子侄一起讨论诗经，他神采飞扬，似乎回到了当年担任山长的岁月。第二天前来服侍的子侄们发现，桂彦良已经在床榻前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七岁（以碑铭）。第二年的正月冬天，家人将其安葬于慈溪县东三里的董家岙。
洪武二十二年，其子桂慎通过同在云南安置的绍兴人韩亦可找到被后世誉为“上继屈宋，下并班马”，后来担任永乐朝《永乐大典》及《太祖高皇帝实录》总编的王景，为父亲桂彦良书写了墓志，这也是后世能够清晰了解桂彦良生平的最重要资料来源。
桂彦良先娶岑氏，生桂抗和桂智。桂抗，优于文学，官象山主簿，先彦良二十年卒（《春草斋集》），桂智早夭。后娶陈氏，生桂慎桂全。
桂慎，是宋濂的弟子，文学造诣很高，初出仕任官中书舍人，朱国祚言吴伯宗、刘仲质、桂慎等人日侍太祖进诗。娶黔国公沐英女甥金氏，后谪云南，既而复起召赴京，道经采石卒。慈溪县民间因此称为“桂驸马”，《溪上遗闻录》载慈溪袁学士第东有桂驸马衕。
桂全以明经出仕，担任过高唐州知州、云南白盐井提举、北直长芦盐运同知，后以河南陕州知州升山西平阳知府，卒于官。堂弟桂孟诚，从桂彦良授业，河源知县。侄子桂宗儒，蕲州同知，皆以性耿介闻，监司以“学优政短”考语退吏部，请改秩。侍郎荐之于成祖。召见，即拜翰林院修撰，桂氏一门在后世也是人才频出，多举于文业。
桂彦良才思敏捷，持正守一，坦坦施施，嫓于飏言，触物成章，敢于发表己见，面对强君也敢发出“三尺法当与天下守之”的不同声音。在政治上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轻视“以文名世者”，崇尚“推徳泽于天下”，时人言学行纯笃称大儒者，必以桂公为首。著有《清节集》《清溪集》《春和咏言》《山西集》《拄笏集》《老拙集》。彦良破工书法，有奔放秀美之赞，传世作品有《比到京帖》。
作为元末浙东士大夫的代表人物，能够在明初特殊的政治氛围中始终坚守个人道德标准，履行自己的职责，劝谏帝王以治道，教育晋王以格心，也没有受到朱元璋对浙东士人打压的影响，一生平安无起伏，得以善终而为时人所崇敬，甚至朱元璋晚年曾发出“桂彦良之贤而不及用，惜哉”的感慨，不可不谓为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