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妈妈辗转反侧，她又面临再一次“失业”。
妈妈干过很多的工作，她是个能吃苦不服输的人。
打小记事起，妈妈骑着凤凰牌自行车带我去龙南服务社上班，当时这份工作算是体面的，她高中学历，把公社进出账算得清清楚楚。工作闲暇之余，她总会教我算术、识字。服务社临山而建，在映山红染红的春日里，我喜欢漫山遍野地跑，然后摘几朵插在瓶子里装点窗台。这段时光驻留着一份快乐，蕴藏在我懵懂的童年。
随着时代的变迁，服务社退出了历史舞台，妈妈“失业”了。她有过心情低迷的时候，让我看了惆怅失落，但灵活的头脑很快让她看到商机。那时刚好杨梅季，梅农上山摘杨梅忙得热火朝天，一日三餐也顾不上，于是妈妈转念一想，卖点熟食，生意会不错。说干就干，把凤凰牌自行车后座上我的座椅拆了，安上一条横杠，做起了熟食生意。第一次做，炸的花生米黑糊糊的，煮的鸡鸭外皮金黄，吱吱冒油，切开来却有血丝。梅农们有些微词，她呢，虚心接受意见，回家一次次地尝试、学习，很快就把生意做了起来。只是白天赶市场，晚上准备食材，我的快乐时光在妈妈匆匆的忙碌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时候，常常听妈妈念叨：春天生意十难做，一团行李一团火。多变的天气，给出门做生意的人徒增很多的困扰，尤其梅雨季阴晴不定，被淋成落汤鸡是常有的事。妈妈受够了天气的“气”，太想有份不被雨淋日晒的稳定工作。那一年，我读小学六年级，她走进轴承厂，开始与轴承打交道，直至我大学毕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轴承企业在横河遍地而起，干轴承加工这行十分辛苦，往往与重达百来斤的钢铁打交道，是男人的力气活。妈妈毅然接受了这份工作，长达八九年。当时相较其他行业，其薪资算是可观，妈妈用这份工资把我养大成人，这份工作也成为我每个寒暑假必定参与的“社会实践”。工作的艰辛让我铭记一生，时至今日，经济已宽裕的我也从不铺张，从不羡慕名奢品。
轴承的工序比较多，一个小小钢圈要经过许多工序才能成为一个滚动的轮，当时妈妈做其中一道工序，就是给套圈冲弹子。冲弹子之前，需要在磨床进行打磨。打磨之后的套圈被装在一个立方体的塑料大桶内，由于打磨速度快，塑料大桶又占地方，只能把加工好套圈的大桶不断地往上叠。一桶套圈足足百来斤重，叠起来的大桶犹如一座小山包，凭我一己之力，无以撼动丝毫，只能求援妈妈。于是妈妈关掉冲床车，“轰隆隆”的机器声戛然而止，随后她招呼正在赶工的磨床叔叔一起帮忙，大叔不推脱，撸起袖子，一鼓作气与妈妈合力把大桶搬了下来，连续搬了几桶后，额头滋滋冒着汗，挽起胳膊一擦，继续干。这样的场景只是我在假期中的一个片段而已，想到妈妈每日如此，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妈妈何以在年年岁岁中能坚守着这份“厚重”的工作？
我只想能为她分担一些，尽可能让她拥有喘息、休憩的片刻。我双手拉住大桶的一边，奋力拖向冲床，一路上水迹斑斑，许是大桶拖坏了，黑乎乎的桶底汩汩地流淌着未沥干的水，短短几米，已经耗尽了我的体力。妈妈把桶倾斜成45度角，桶下垫高一块木板，我端坐在桶前，拿着四五根长长的钢针，紧握钢针柄端，两手合力使劲撮，轴承圈如听话的孩子一个个按部就班地往里钻，不多久穿得满满当当。我捏住钢针顶端，把它们一串串码在托盘上，等妈妈备用。妈妈左手注入套圈，右手从冲床下面的小碗上摸弹子，一次次，反反复复，周而复始。弹子被冲得滚烫，即使戴着手套还是被烫得生疼，何况妈妈自制的手套上是没有包裹手指头的呢，她的感触更为生猛。她说，这样摸起弹子来有感觉，要不然总拿不稳，弹子会跑丢。活是干得利索了，指甲和周边的皮肤也被磨损得体无完肤——时常流血。那时，她总会说：这活干过像全身烤伤一样，等你读完书就不去做了。
数年后，我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妈妈可以轻松点了，再也不用从东方露白干到夜幕深垂，再也不用为筹措下个学期的学费一次次地摸爬滚打，终于可以选择一份轻松的工作安度还未老去的岁月。机缘之下，我替她找了一份学校保育员的工作。她爱干净且喜欢孩子，她说这份安安静静的工作挺好，和孩子处久了也有感情了，尤其送走一届届孩子的时候，心有不舍。现在的我也到了退休年龄，那一晚，妈妈说了很多很多，似感叹时光之快岁月易老。我看着她两鬓的白发，深情地说：可以休息了，苦了一辈子，趁还未老，出去走走，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更好。
许久，她不吱声，只看着眼前三岁的外孙尽情撒欢，满眼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