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是三北一带的方言，它的学名其实是蚕豆。但在我看来，依照它那胖大的体型而言，“大豆”这一名称才算得上名副其实，“豆荚状如老蚕，故名蚕豆”的说法反而有些牵强附会了。
人民公社时期，物资匮乏，农家的自留地里要种大小麦，土质好的旱地里要种日常饮食所必需的蔬菜如青菜、萝卜、洋芋艿等，田畻、边角上才会见缝插针种些大豆。普通农家每年基本上只有从生产队里分得的数量不多的大豆，所以大豆显得尤为金贵。记得小时候，一年里只炒两次燥豆（类似于盐焗大豆的做法）。一次在端午节，此时新豆分到家，母亲往往会大发慈悲，炒上几斤分给我们解解馋；下次炒豆就要等到过年了，一般在过年前几天炒，每个孩童都可以分到一些，其余的都由母亲贮存起来为正月里的来客准备着。有些大人平常还会如此哄骗吓唬孩子：天气热的时候炒燥豆，“水猢狲”（水獭）嗅着香味会上来讨食。当然也有例外，冬天的时候，我会背着母亲缠着爷爷在火熜里煨大豆吃，爷爷偶尔也会依我。他让我先拗两根细细的花秆棒（棉花秆）来当作筷子，然后打开火熜盖，拨开上层的浮灰，把干豆一粒粒排在尚未燃尽的柴炭火里，不一会，豆就慢慢地变黄、变胖，大豆的浓香味弥漫开来，逐渐充满整个屋子，此时再给豆子翻个面，有时豆子还会发出“砰”的一声响动，偶有豆裂开来弹跳到火熜外的，爷爷马上用“筷子”捡起来，放进火熜环里等待它自然变凉。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豆尚未完全凉透我就想吃了，爷爷会摇摇手告诉我，没凉透的豆质地不结实，不松脆。待好不容易吃到时，才知道煨的豆比起炒的，风味更独特，其香脆更胜一筹，至今还觉口留余香。
大豆是慈溪的主要春粮作物之一，农家将其既当粮又作菜，山里的亲戚送杨梅过来，也要用大豆做回盘。新鲜的嫩豆，叫“鲜豆子”，常常与腌制的雪里蕻菜一同炒煮，称为“豆煮菜”，味道极为鲜美，为三北地区的春季时令菜，可与春笋炒马兰头、荠菜炒年糕相媲美。干品则是农家一年四季的“长下饭”，新鲜蔬菜接不上的时节里，大豆扮演了农家菜的主角：可以将干豆浸涨后孵出芽，称为“芽豆”；或剥成豆瓣，与咸菜做成“豆瓣盐菜”；也可以作为佐料加在蒲（夜开花）羹里；油炸品更是菜中上品，像“兰花豆”“油沸豆”等，当年仅在夏收夏种的农忙时节才可能吃上。贫家裹制汤团时，也有用“大豆馅”作馅子的。还有“瞒婆豆”这一烧法，则有一个从小听到大的小故事：相传有户人家的儿媳妇馋燥豆吃，又惧怕婆婆威严，便偷偷翻炒几下后加水煮熟，如此便能少发出动静以免惊动婆婆。总之，大豆对旧时的农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闻着大豆的味儿长大的，几乎尝过它的所有味道：甜的、咸的，蒸煮的、油炸的，不一而足。有用大豆酿成的豆瓣酱，也有用大豆制成的“线粉”（粉丝），但让我最难忘、也是最钟爱的菜品则莫若“熓大豆”了。当时的农家，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灶间里砌有一个容量不等的火缸，一是为了存积烧饭做菜后的余灰，二是未烧尽的柴火还有点余热，可以再利用。一年之中，母亲会熓几次大豆。料理好一家人的晚饭后，她将火缸的中央腾个坑，埋进一只粥甏（一种烧制的瓦制品，多用来炖粥），放入一定量的水和干大豆，捞一大把自家晒制的梅干菜，盖上盖子，然后在粥甏外周围上用乱柴杂草做成的“草节团”，将灶膛里还未熄火的花秆（棉花秆）火或柴火取出覆于“草节团”上，柴火深度几乎要与粥甏口齐平，最后再盖上一层冷灰，接下去就交给时间了。从晚饭时至第二天清早，粥甏里的大豆、梅干菜经过十个钟头左右的文火煨制，慢慢膨胀熟软，然后裂开。梅干菜与大豆的结合可谓是相得益彰，大豆经过梅干菜的长时晕染，自然呈现出咖啡色，整个屋子里飘浮着一股独特的香味，令人垂涎欲滴。轻轻一咬，豆壳即轻松分离，其香甜粉润之味与板栗不相上下，吃后唇齿留香，令人欲罢不能。
这道艰苦岁月里的三北名菜，令我十分怀念，以至于五十多年过去还念念不忘，总想再尝一尝这旧日的滋味。但愿望真的不易实现，烧火煮饭的大灶早已拆了，火缸、粥甏也已成为历史。曾经用压力锅尝试过几次，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前几日忽然突发奇想，打算用隔水炖来试一试，于是说做就做，照着母亲的方子，在隔水炖的炊具里加入大豆、梅干菜和适量水，炖了整整五个多小时，取出后一尝，几乎完美复刻了小时候的滋味，但始终觉得有一丝不足。后来慢慢品味，才发觉，原来缺失的是曾经的烟火味和唯一的母爱味道，还有一种难以弥补的乡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