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人在上海从事烟草的经营者大概有几百人，这还不包括在各类烟草行业打工的人群。在这几百人当中有一位叫沈延康的人并没引起很多人的注目，在各类历史档案中也记载甚少。其实沈延康在当时的上海烟草行业中还是挺有名气的，之所以留下的历史资料不丰富，主要原因大概与他做事从不喜欢张扬，一直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干自己的工作有关。
与其他一些人相比，沈延康既没叱咤风云的影响力，也没登高呼群的号召力，却是华成公司的最初发起者和组织者，又是中南烟厂同中和烟厂的最大股东。沈延康是慈溪沈师桥人，从小便来到上海读书。清代晚期的上海教育已浸润了很多西洋学说的内容，尤其是那些教会学校更是撇开了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而别具一格。可在沈延康的心目中，那份浓重的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比如他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理念一直视作人生信条，奉为圭臬；再比如“富润屋，德润身”的古训他更是不敢忘怀。沈延康的父亲在大达码头对面开有一家裕泰源烟店，这里是上海人流最为密集的地段，所以烟店的生意很好。当沈延康一离开学校踏上社会，父亲便将他安排到烟店当学徒，几年之后已锻炼成一名合格的掌柜。时间到了1917年，沈延康在日常工作中结识了同乡人士沈士诚和虞成龙，三人经过商量，觉得光靠这样的小本买卖难以实现梦想，于是决定创办一家烟厂。他又拉来了两位合作伙伴（一位是陈才宝，另一位是戎光扬，后来戎光扬退出改为沈星德）准备投资4000元大洋，分成10股，每股400元，每人2股。厂址选在华成路，所以称为华成烟草公司。筹建之初沈延康因还有烟店需要打理，就由沈士诚担任经理，虞成龙担任厂长。因资金并不宽裕，所以只购买了一台日本产的卷烟机。烟叶的产地主要来自山东的青州与均州、安徽的凤阳与宿松等地，卷烟有月宫、旗童、鹦鹉、三旗、电车等牌子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销售。然而初次做卷烟营销的业绩不是很理想，两年后因资金困难而被迫停产。沈延康决定再增资1000元，并同意沈士诚辞去经理之职，由自己担任。1920年10月，重组后的华成公司成立了董事会，由沈延康、沈星德、虞成龙、洪沧亭、沈士诚等5人组成，虞成龙仍兼任厂长。在卷烟的品牌上增加了和合、三鲜、鸿禧、同胞等新品种。经沈星德建议，卷烟除了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销售外，还专门委托济南的日正公司代销。卷烟设备有所新增，又新购置了卷烟机1台，工人也由原来的50余名增至120名。如此过了几年，华成公司的销售量也逐步提升。正值公司步入正轨之时，内部却出现了分歧：有人提出卷烟已打开了市场，可再次扩大规模，但沈延康并不这么看，他认为应该稳扎稳打，不可盲目扩张。由于董事会内部意见相左难以统一，沈延康见状提出辞呈，虞成龙也不愿继续担任厂长，于是由沈星德主持，招来了另外一些股东，于1924年4月改组为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并由戴耕莘出任董事长，陈楚湘出任总经理，沈延康等原股东依旧保留股份。此后，沈延康便去另外寻找了一些合作伙伴，开始了一番新的创业。
经过一番精心筹备，沈延康与虞成龙一起创设了一家中南烟厂。最初的厂址在西门唐家湾如意里，后迁至华德路941号，并在华成路31号设立了营业部。有了第一次办烟厂的教训，沈延康决定适当扩大投资，所以初定资本为20000元。为招募股东，沈延康又联系了沈增康、于煜炎、宓修富、叶渭康、方载星、何阿生、韩思尚、虞荫堂、虞渭堂等人来共同出资。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些人员均为慈溪人，他们对于沈延康的为人之道都十分赞赏，也相信其有经营管理能力，所以一经招呼大家都愿意投资。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了同乡人士的热情支持，沈延康购买了2台卷烟机，招募了工人，于1924年秋季正式投产。中南烟厂所产卷烟有中南、红桃、吉祥、薛仁贵、电话、趵突泉等牌子。这些卷烟的定位都属中低档，所以投放市场后很受消费者的欢迎，故此中南烟厂也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中南烟厂的规模迅速扩大，到了1930年，卷烟机已有13台，工人500余名，跻身上海民族卷烟厂的前10位，年产卷烟在16000箱至21000箱之间（每箱以5万支计）。
最能体现乡情的是沈延康自中南烟厂开设后，购买原材料烟叶始终与汇记烟叶行合作。汇记创始人是慈溪掌起王家的王宝山，后由其子王佐卿经营。王佐卿创设振胜烟厂后，汇记便全权委托其弟王佐廷。汇记的门店在永安街普安里，与鼎记、锦隆等大型烟叶行相邻。沈延康与王佐卿相交甚厚，自振胜烟厂被英美烟公司并吞后，沈延康也看到了外商卷烟厂的残酷本性，所以他在中南烟厂开办后便将烟叶购置业务全部交由王佐廷办理。一方面体现了民族烟草行业之间的信任与团结，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他对乡谊的浓重情怀，这一点其他烟厂是很难做到的。其间还有一件事据说是沈延康恪守祖训的真实写照。
华成公司自重组后在一批懂业务善经营的人士带领下，团结一心群策群力，业务上很快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当时公司的股票每股为20元，几年之后市面上已上升到每股100余元，这样的股票业绩在其他民族企业中是很少出现的，自然引起了一些股票经营者的高度关注，洪沧亭就是其中的一位。华成公司在重组后，董事会曾有个专门决定：凡是华成公司的股东，一律不得从事本公司的股票炒卖活动。洪沧亭原为华成公司股东之一，按规定不能对华成股票进行收购。但这丰厚的利润实在是太具诱惑力了，洪沧亭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想对华成股票予以炒作。为慎重起见，他特意找到沈延康商量。沈延康听了洪沧亭的想法后劝说道：“炒股票是个危险的行当，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何况你又是股东之一，若想从事股票交易，你必须退出股份，万一炒作失利，岂不是鸡飞蛋打？”沈延康再三劝阻说还是每年收取红利较为安实，可洪沧亭已下定了决心，哪里还听得进劝告？就这样，他毅然决然地退出了华成公司，开始从事华成股票的收购。洪沧亭是美大烟叶行买办，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他收购华成股票的消息一经传出，立马引起了华成公司股东们的关注。1927年6月，华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讨论是否将公司股本大幅增加。就在此时，沈延康作为股东在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市面上虽对华成股票的上涨都持乐观态度，也有人为此获利不少，这些都是最正常的现象，但公司不应以个别人的想象为决策依据，而应当持平和之心。他的这一发言令股东们的狂热心态变得冷静下来，最后将增加注册资金300万元改为40万元，直到两年后由于公司业绩一直保持增长势头而将注册资金增至120万元。后来有人评论说华成公司之所以能够在外商的重重打压下逆风上扬，这与沈延康坚守传统经营理念密不可分。洪沧亭不听劝阻，一直将华成公司股票炒到了每股1600元，最后因无人接盘而亏了一大笔钱。好在他收购股票的数量不是很多，在弟弟（华达烟厂老板洪渭亭）的帮助下才渡过了这场危机。
1926年初，有人来到沈延康家中问他有否兴趣接手中和烟厂。1924年这家烟厂由曹志清创办，厂址在爱而近路（今安庆路）546号春晖里，只有1台卷烟机，因经营不善，次年由慈溪人俞泮琴改组。这类设备简陋的小厂在当时的上海比比皆是，一年后因没多大起色，俞泮琴便想到了沈延康，于是亲自登门拜访，一来因确实需要拓展业务，二来也因乡情所系，沈延康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接手后，沈延康将厂址迁到了塘山路40号，投入资金60000元，新购置卷烟机7台，一跃成为上海较有影响力的烟厂之一。这就是沈延康一贯奉行的经营之道，既帮助了别人，又发展了自己，赚了钱还能受到同行的尊重，是真正的名利双收。
正当民族卷烟企业在挣扎中艰难前行之际，国民政府却因军费开支庞大为由，再次对烟草企业提高税率，其办法是将原七级税改为三级。以每箱售价540元为例，旧七级税为185元，而新三级税提升至305元，提升率达60.6%。相比之下，南洋、华成等以生产中高档卷烟为主的烟厂影响不大，但对于只生产中低档卷烟的企业而言犹如晴天霹雳、雪上加霜。为抗议这种不平等的税制，沈延康联络了其他20余家烟厂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应对办法，最后决定由24家烟厂直接联名向财政部提交报告。这份报告的全称是《华商二十四家烟厂联名致财政部书》，还附上了历次税制改变所带来的影响，其内容为华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纳税的比较以及在烟叶收购中的种种税率弊端等，洋洋洒洒足有数万字。后来这一报告还专门出过单行本，书名为《现行卷烟税率华洋待遇不平请迅予改订以资救济书》，时间在1933年底。为合理避开税收同时又保证烟厂有一定的收益，沈延康开辟了雪茄烟代卷业务。这一做法得到了很多雪茄烟厂的支持，其他烟厂也争相仿效。当时在上海的上层社会，雪茄烟已开始流行，所以催生了一大批雪茄烟厂。到1934年初在财政部统税署登记的就有29家，而代为加工的卷烟厂竟达到了31家，这也反映出上海烟草行业畸形发展的现状。
沈延康深知团结就是力量，所以在1925年由陈良玉、陈才宝等人发起的中国卷烟厂公会筹备中，中南烟厂就是8家发起单位之一。但在推选理事人选时，他又再三推却，最后由中南烟厂副经理蒋品瑜出任。到1928年9月，更名为华商烟厂联合会时，沈延康被选为执行委员。1930年5月华商卷烟厂同业公会成立，沈延康被选为委员。1932年8月沈延康当选为常务委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南烟厂位于华成路的营业部被炸，损失达60万元之巨，好在位于华德路的烟厂尚存，才得以勉强维持。到1939年同业公会换届时，华商烟厂只剩下了30家，这其中就有沈延康的中南与中和两家。1941年底，日本军队进入租界，上海沦陷，沈延康因不愿与日方合作，将中南烟厂关闭，中和烟厂也委托别人经营，自己则彻底隐居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