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富强
我读的初中，是小学的带帽初中，即小学附设的初中班。
我的母校坐落在山脚下。
整所小学分前后两排的平房，由廊房相连。在我的印象中，房子很高，廊柱粗壮硕大；孩时贪玩，课间经常与小伙伴比赛，抱着大廊柱爬上爬下，双腿往往难以夹住柱子。据说先前山上的庙被台风刮倒，从倒塌的庙里拆下来的木头，做了这校所的建材。
前排房子的前面，是一个大操场；操场前面是一条大河。
教唱歌的老师，弹着风琴，身子随着流畅的乐声微微俯仰，陶醉着，领着我们一起唱：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
我少年的意识里，歌中的大河似乎就是我校操场前面的那条河。
后一排平房外面，便是一堵围墙。课间，我们也常常跑到围墙外面去溜达。墙外山脚边，有草舍棺材及几座坟墓，其他住户很少。紧挨着围墙孤零零地住着一户三口之家。犹记黄泥糙面的围墙上用黑墨大写的一句话，一直烙印在我年幼的心里：“今日不知明日事。”字形瘦瘦长长的，有点“瘦金体”的况味。听说，写的人就是这户人家的瘦得眼睛凸出的成年儿子，有点风瘫。
现在想来，我的母校，很难能可贵之处，便是对学生的学业一直重视。尽管时代的思潮不可能不漫到每一片陆地，但是，至少是领导和老师们秉持了常识，认为学生是要读书的，知识还是有用的。学校的当家人就是教我们唱歌的马国昌校长。大概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由于期末考语文、算术都考了满分，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全校唯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戴上大红花，光荣地出席全公社的表彰大会，并领到了簇新的领袖语录“小红书”。
由于我们初中班是这所小学的最高“学府”，所以，也享受最好的待遇，被安排在前一幢最东南的一间豁亮的大教室；教室西侧，就是金老师的寝室。
五十年前，金老师是我的初中班主任，教我语文。
金老师教我时，顶多三十出头吧。梳着两根短辫，圆脸饱满结实，眼睛大而有神，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她说话有点东边口音。在我听来，觉得金老师说话的声音很有乐感，表现鲜明的爱憎之情时，语调有明显的冲击力，且性格直爽，从不绕来绕去。
金老师对学生都很贴心。把一些她非常喜欢的女生，亲昵地唤作“宝宝”。也就是去掉姓，在名字后面加上“宝宝”的后缀。这种昵称在别人嘴里，弄不好，会给人不适感，但在金老师那里，自然亲切，听起来没有一点违和感。
她批评起来应该是严厉的，但是我没有一点这方面的印象。只是觉得，她完全与我们学生打成一片。甚至课间会与我们讨论煮红薯好吃，还是烤红薯好吃；我们同学有什么事情，可以到她寝室直进直出。放学时下雨了，借光了她家的雨伞、雨披，有顽皮的同学拿了她家的大脸盆，往头上一扣，冲入雨帘中回家去，她也不介意地大笑。
我得承认，全班同学中，我是最受金老师宠爱的。
比如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生跟她一起聊天，我讲了一件事——至于到底是什么事，现在也完全忘记了。我刚刚讲完，金老师便肯定我说，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某某（指我）说话的时候，有一个一般同学没有的好习惯，就是能够自觉地把土话中的意思，用书面话的词汇恰当地表达出来。——这样的及时肯定，有很多次。应该说，利用与学生交流的机会，抓住真实的材料（不是刻意编派理由），即时给学生热情鼓励，是金老师一贯的做法。她对别的学生也这样，只是对我尤其多。那时省编的初中语文教材中似乎有一篇课文，是关于农业生产大获丰收的。金老师教完课文后，叫我们概括中心思想。一些同学回答了，她似乎不够满意，最后点名叫到我。我略作思考后便作了回答，现在还记得最后一句话是“做到了粮食自给”。金老师听了我的概括回答，顿时满脸欣喜和自豪，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我竖起大拇指，大声直率地说：“这个中心思想概括得很好！好到几乎与教参上的说法一模一样！”
我后来入行教语文，而且不甘心于做一个碌碌无为的语文教师，固然与自己的心性有关，但肯定也离不开像金老师这样的恩师给我的启蒙、对我的扶持和鼓励。
不单单如此，金老师还启迪我们对文学的爱好，而且通过文学作品感发人性的力量，给我们人间大爱的熏陶。
那时没有早自修，但是有专门的朗读时间。有时是我们自己读，有时是金老师读给我们听。
比如，浩然写西沙自卫反击战的诗体长篇小说《西沙儿女》刚刚出版，金老师就读给我们听了：
“大海茫茫，黑夜沉沉。
这个大海呀，是海南岛南边的南海。
海上滚着狂风。狂风掀着巨浪。巨浪携卷着暴雨。
暴雨摇撼着‘天涯海角’的小港湾。
港湾里漂泊着几条破破烂烂的小渔船。
……”
金老师的朗读叫我们最为刻骨铭心，那是讲述毛泽东一家满门英烈的悲壮故事。
金老师读着读着，声音渐渐低下来，读到杨开慧临刑前的话，“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金老师的饱含在眼眶中的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了。
她竭力抑制着，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但是读到时年二十八岁的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不幸壮烈牺牲，痛失爱子的毛主席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时，金老师又哽咽起来，终于停止朗读，转过身去，双手捂脸而泣不成声。
我们都跟着老师啜泣不已。
一种崇高而又悲壮的大爱，在整个教室里流淌，洗刷、浇灌着我们稚嫩的心灵。直到下课时间到了，也没有一个人走出教室去疯玩。
我现在想来，金老师如此动情，不但表达了作为一个民众对领袖一家的所作牺牲的崇敬，而且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母亲，从内心深处被唤醒的弥足珍贵的恻隐之心、同理之情。
我也是做了老师才渐渐悟到，一切教育都是根底于爱，而爱的教育都是且应该是具体的、感发的、有温度的。
后来我大学毕业，投身于中学教育工作，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一直也没有跟金老师联系，更未曾谋面。
2006年，我们学校迎来50周年校庆。那时我在学校办公室工作，参与了校庆的一些具体工作。庆典大会结束，一些特邀的校友都分批安排到食堂的各个餐位进餐。
我从办公室出来，去往食堂的路上，远远地看到，食堂门口稍为僻远处，台阶上坐着两人，其身影有点眼熟。看得出，他们想进食堂，又不敢贸然进去，眼巴巴地望着来来往往的人们。走近一看，竟然是我三十多年前的初中老师金老师和龚老师——龚老师是陪着金老师来的。
金老师见到我走近，终于认出是我，略显慌乱地站起来。当我伸出手去，她把自己的手在侧身衣服上用力地擦了又擦，然后有点难为情地接住了我手。有些粗糙、皱巴，但是手的温暖和力量依然跟我记忆中的一样。
说实话，我心里很难受，怪自己混账，真是不配为人门生——怎么没有去稍稍留意下，特意照顾一下自己的恩师。金老师见状，反而安慰我，之所以没有找我，说是怕影响我的工作，担心打扰到我。
检点旧书，看到汪曾祺先生回忆他幼时老师的文章，题目叫做“师恩母爱”。汪老有一首献给他老师的诗，他的老师看了后，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
歌声犹在，耳边徘徊。
念平生美育，
从此栽培。
我今亦老矣，
白髭盈腮。
但师恩母爱，
岂能忘怀。
愿吾师康健，
长寿无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