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鱼跃这本诗集的开篇《在孙家河畔》让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个诗人写作的原初动力和精神支撑的话题,而在这一场域中显然“出生地”成为了每个写作者最为重要的精神出处和身份标识。“孙家河”对应于鱼跃的个体精神史的起点,而这一“故乡”起点会在诗人这里得以复现、重临。质言之,诗人对这一记忆起点会不断予以“复写”,正如《端午后》一诗中贫瘠乡土背景中那个饥饿的乡村少年一样。
对于鱼跃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个体精神史的起点和支撑显现出诗人对“精神叙事”的真实(生活)与幻象(虚幻、假象)予以融合的等量齐观的态度——非单一的沉溺或自恋。正如诗人所说“一个见证过苦难的人/幸与不幸/都是生活,也是教义”(《端午后》),而这一融合式的非对立态度无论是对于个人性格还是诗歌观念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诗人无论是对于恍惚的旧时光还是斑驳的生存现场,他一定是精敏而多思的,鱼跃自然也不例外。他总是在日常化的场景、片断、动作以及细节中串联起足够多的神思与想象,总是尽可能多地在诸多物象以及时间化的碎片中返观、辨认自我以及记忆、世事、命运的诸多可能性——“世间皆有轮回定数”(《雨季刚过》),也总是身不由己地试图回到过去的时光与自我映像之中,“坐在时间的走廊/尘封的过去,它并没沉睡//我照见水中游鱼闪光的鳞片/这些接通思想的意象之物//哦,一切并没有过去”(《在养真庐》)。这也是为什么“那时”“那年”“多年以前”“往事”“旧事”“过去”“时光”不断在鱼跃诗中频繁复现的深层心理机制和内在动因了。
平心而论,鱼跃的诗歌不乏“抒情”与“自白”的质地,他总是不自觉地承担起低唱者与讲述者的角色,情感、经验、记忆以及想象就在一次次的低唱与讲述中获得了复现与重生的机会,诗歌也因此成为了典型意义上的“记忆诗学”。然而,我们试图一次次记忆的正是已然逝去的部分,这必然是令人感喟和叹惋的。实际上不止鱼跃如此,我们很多人都正在经历着新旧两种时间与空间(比如乡土与城市,比如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剧烈转换与对冲,与此相伴的情志、态度甚至世界观也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伴随这一过程产生的正是普遍存在的纠结、拉抻、焦虑以及尴尬、虚无的精神处境,“它们将一并进入黑暗的门/我奔腾的梦啊/原来全是我堆积的虚妄/黑夜来临,我想要揪住什么/这些迟疑的形影/落在荒凉里,我沉沦着/在无可奈何中,看见失去”(《夜晚之前》)。
对于鱼跃而言诗歌犹如一场不断加深的自我教育,而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活也在替代我们存在或发问。在这一过程中现实境遇与精神世界时而平行又时而交叉,由此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理疗器”也就补偿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缺陷与不完满,它一次次舒缓我们紧张而又疲惫的神经,一次次把我们带离日常生活的地面进而得以端详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现场。
随着“中年”影像的不断堆叠、加深,鱼跃的诗作也更多显现出沉静与释然的成分,当然仍有孤独、虚无如影随形。与之相应,鱼跃的诗歌质地也越来越沉稳,诗歌犹如根须静静扎根在大地之上和岩层之间。诗人带给我们的也犹如晨曲和夜歌,它们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对自我渊薮与周边世界的反复掂量以及深沉自省,而非高声地说唱和喧叙。
“鸟声”“茶”“潮水”与“夜”(黄昏、暮色)作为核心意象和场景反复来到鱼跃近期的诗作之中。
我现在就说说/站在清寂房顶上的那只鸟/不远,但形影模糊不清/它时不时地欢叫,更像哀鸣/或许,有很多理由/我们都可以在一起/你可以来我的庭院/可以吃我备上的食物/可你没有,你孤独地在叫什么/我没听懂/但当我仔细回味辨别/悄然间我略有领悟(《如果》)
世事沧桑话鸣鸟,诗人心事付流水。诗人选择在哪一时刻与哪一事物进行对话是有深层动因的,是经过了反复而认真地筛选与甄别的结果。由此,鸟鸣、茶、夜晚、潮水等这些并非无可无不可之物,而是生命与事物之间互相发现和打通的过程,也是百无聊赖的精神自我获得一次次启示和证悟的过程,“仿佛这一生从未觉醒过/此刻,壶水沸腾/我内心傲骨的一部分/在松懈下来/壶水在化汽而逃/嗯,我体内的郁结在消散”(《冬日午后》)。
肉身在静坐,精神在逸飞、云游。身外无物,唯有精神世界如潮汐起落,镜子的时间里多出了一层灰烬。
对于鱼跃而言,诗歌作为自我精神教育与灵魂修习犹如茶叶缓缓沉到杯底,犹如诗歌回到低音部,犹如诗人踱步到午后林间,犹如清风廓清身边的迷雾,犹如明月升起在一个人的窗外,犹如秋风中的叶片在红色的屋顶上开始盘旋飞落。
写诗,也正是为了在时间的深井中获得一次次的回声,而自我教育也经此不断淬炼、淘洗、磨砺。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研究员、编审、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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