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有十来年了，我时常呆在袁可嘉的世界里出不来。
眼前满是袁可嘉的形象。有时是17岁少年，瞒着母亲偷偷“出走”时的那个背影；有时是未名湖畔席地而坐的青年助教，仰头望着远方；有时是鲜见的意气风发，是他旅美访学归国途中在上海与辛笛等诗友畅谈西方现代诗的场面；有时是他送别卞之琳先生时的两朵白玫瑰，2000年的冬天他不辞辛劳从大洋彼岸飞回北京，原本是为庆贺恩师90寿辰，下飞机后却闻知恩师遽然离世，在即将合上棺木的最后一刻，79岁的老学生袁可嘉离开后又折返回来，伏在卞先生身边，像孩子似的对着先生喃喃低语……
要写的东西太多。怎么写，从哪里写起，便成了一个问题。
一般的传记，总是从人物呱呱降生写起，还有大段当地历史背景的铺叙。
能不能换一种写法？
那一年，影院里上映了一部纪实电影叫《九零后》，主人公并非现在的90后年轻人，而是一批年龄超过90岁的老人，他们都有一段在西南联大求学的青春时光，其中有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作家马识途、翻译家杨苡、许渊冲等。本书的主人公袁可嘉也毕业于这所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好的学校，那时我就想，就从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袁可嘉写起吧。
这是一个站在读者立场的想法。
袁可嘉是有光环的，最早的光环便是“西南联大”。从这个点切入，是个不错的选择。他是谁，他有着怎样独特的贡献，这是读者首先想知道的。九叶诗人——现代派诗论家——诗人翻译家，这几个“标签”先要写清楚，只有弄清楚这些，才能理解为何是他能够在开放之初为中国读者打开一扇“西窗”，为国人引进西方现代派的精华来，才能理解他何以影响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审美。
袁可嘉的成长是有来由的，他有师承，有交游，这些构成了他生命经历的重要部分。让人兴奋的是，他与恩师、同学、诗友的交往，正好与他的几个重要人生阶段相对应，恩师卞之琳对应着他的学识源流和第一个创作黄金期，西南联大同学许芥昱对应着他的受难和第二个黄金期，余光中涉及他大学之前的经历，而与穆旦的对照则显示了那一代知识人个性和命运的同与不同。
亲爱的读者，这时候，你大致了解我的苦心了吧，这时候你可能想要知道更多：谁是他的启蒙老师，他的家乡对他有怎样的影响，他的故居在哪里等等，这便是本书最后几章的内容。
作者要站在读者一边，才更有可能受到读者的欢迎。
我还在想另一个问题：读者为什么要读这本书，读这本书的理由是什么？
我曾经在一个文友座谈会上讲过这样的话：
读袁可嘉，你就掌握了打开中国百年新诗殿堂大门的一把钥匙。
从传承谱系讲，袁可嘉直接接受了冯至、卞之琳的衣钵，而卞之琳又是徐志摩的学生，深受徐志摩的影响。袁可嘉对后来者的启示也是深刻的，袁可嘉与朦胧诗、后朦胧诗思潮的产生虽然没有直接或紧密的关系，但是北岛等新时期崛起的那一代诗人，当他们在二十世纪80年代读到《九叶集》的时候，纷纷惊呼，他们热衷的现代派手法，九叶诗人在40年代早已经在用了。他们虽然未必是有意识地学习借鉴袁可嘉们的诗歌，但是在实际上又与袁可嘉们的诗歌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
中国新诗有过多次的纠偏和反拨，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观点对于纠正诗歌的某些时弊，至今仍充满生命力。袁可嘉针对二十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弊端提出了“新诗现代化”，其实这些弊病一直伴随着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两个极端是较为明显的，要么尽唱着“梦呀、玫瑰呀、眼泪呀……”，要么尽吼着“愤怒呀、热血呀、光明呀……”，结果前者走出了人生，后者走出了艺术，却把诗应有的将现实和艺术综合交错起来的使命搁置一旁。针对种种过于虚夸或过于写实的倾向，袁可嘉开出的药方是新诗戏剧化，它的要义就在于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袁可嘉的诗歌主张在九叶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实践和回应，虽然未能竞其全功即面临时代变化，改弦之余来不及更张，却在沉寂30年之后的新时期又备受青睐，成为新诗潮的重要理论资源，九叶派诗歌和诗论至今依然是高校博士论文选题的热门。研究九叶派，研究袁可嘉，成为观照中国百年新诗的一个切入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读懂袁可嘉，就是掌握了打开中国新诗殿堂大门的一把钥匙，应该不是虚妄的。
总之，这本书不是传统的、一本正经的传记，写法上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按照认知的顺序，站在读者的立场展开。
可能会有读者朋友说，我想完整地了解袁可嘉先生的一生。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整理了《袁可嘉年表》，附于书后。年表记录了先生从出生到去世，每一年重要的事件，包括重要作品的发表、重要著作和译作的出版，重要的访学、演讲以及师友交往等等。
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也是收获友情的过程。两篇序文原本是《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的序，两位先生对于袁可嘉先生的评价诚挚而中肯。家乡宁波和慈溪文学及评论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众多文友给了我宝贵的精神力量，双杰兄的牵线，更助我与名社结缘。袁可嘉先生的女儿袁晓敏女士一直倾心倾力支持我的工作，不厌其烦接受我的提问，我们跨越大洋有过多次难忘的交流，书中大量照片也是她提供的，衷心地感谢晓敏大姐。感谢“甬派”新媒体开设专栏，促使我加快了书稿的进程。书稿中的大部分文字曾在“甬派”文艺频道连载、在《慈溪日报》读书版刊登。感谢本人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广西师大出版社更是组成了强大的工作团队，查核、排版、设计、校对、印刷等环节都做得专业、细致，为图书出版提供了品质保障。
袁可嘉先生是有魅力的，到晚年愈发圆润通透，其诗歌思想愈发炉火纯青，表达愈发言简意赅。2001年他80岁的时候，在《我与现代派》一文中对“新诗现代化”的实质和表现做了简单明了的概括：总起来说，是要走一条“现实、象征和玄思结合”的道路，“现实”指对时代人民生活的紧密把握，“象征”指深沉旷远的境界和暗示含蓄的表现手法，“玄思”则显示为敏感多思及机智的不时流露。
敲下这些文字时，传来北大教授孙玉石先生辞世的消息。孙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里如此评述袁可嘉的贡献：“现实、象征、玄思”这一诗学范畴的产生表明，超越于戴望舒代表的30年代各种现代性诗学的探索，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美学原则的追求与构建趋于成熟。
斯人已逝，长河不尽。
方向明，1966年出生，浙江慈溪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文学》《十月》《散文选刊》《文学港》等期刊及多种选本，著有散文集《故乡书》等，主编《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