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光绪《慈溪县志》卷五十五“纪事”与慈北洋山戎金铭《寇难纪略》有关记载，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下旬，太平天国军占据沈师桥、掌起等地。观海卫民众闻讯，纷纷外逃躲避。八月二十九日，太平天国军从东门攻入观海卫城内，进入东大街，冷落的街市一片萧条景象，但见南边有一座三进大屋，是为朱氏维经堂，便冲杀进去。维经堂内只有几位恋家老人，太平军搜索一番，少见值钱器物，更无金银财物，恼怒之下，一把大火焚烧，维经堂顿成火海。卫城内第八街周家、第三弄胡家、豆芽街孙家等也惨遭掠焚。
观海卫东门朱氏源于今苏皖北部的沛国，今年89岁的朱宗裕老人在青少年时看到过好多的家具器物上题有“沛国葆卿”字样。唐末朱氏古僚公（名环，一名通，字舜臣）任职婺源制置茶院使，是为茶院公。北宋政和年间，朱氏松公举家迁入建州政和县落籍，后携子朱熹从尤溪迁居福建建瓯筑溪精舍。
观海卫朱家原有《朱氏宗谱》，朱氏先祖堂号“居敬堂”，源于朱熹讲学主张的“循序渐进、居敬持志”。明洪武初年朱氏被征集到福建莆田从军，后调驻到浙东观海卫，是为迁徙观海卫朱氏始祖。
查阅嘉靖《观海卫志》记载，卷一“职官”千户百户均无朱姓。卷三“例宦”有左所朱钰，字廷玺；弟朱镐，字廷京。明嘉靖年间，朱家通过奉例纳粟，朱钰获任掌管府门的祭祀、宾客、美食事务的七品官职，其弟朱镐选任县丞，可见朱家通过一百多年的勤勉图强，家族财势渐显发达。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观海卫军民发起铸造文昌阁铜钟，由朱庠捐银五两。清嘉庆二年（1797年），观海卫发起重修它山岭镇峰塔，由朱敬斋等18人为重修首事。朱宗裕少年时曾在维经堂神龛看到过几块祖宗神主牌，描绘有红线框，据说是做过官的。卫志所载朱钰、朱镐应为观海卫东门朱氏之祖。
自明中后期始，观海卫武备废弛，军伍不振。但随着围垦耕植的发展，许多军户转型农工商，促进了手工业和商品贸易的繁荣。朱家或许参与其中，并在观海卫文昌阁铜钟铸造、镇峰塔重修工程中有所作为。清中后期，朱家朱敬斋、朱敬安兄弟在东门内创建起三进大屋的朱氏宗祠——维经堂。
朱敬安子伟然，伟然子忠献，忠献子良铭，良铭子啟鼎、启鼐（字葆卿）。朱良铭，清咸丰年间邑庠生，后长期在宁波钱庄担任账房。维经堂被太平军焚毁时，朱葆卿年仅九岁，立志重建宗祠。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父亲朱良铭的好友、时任上海协源钱庄督理林韶斋“既荐且保”下，朱葆卿与林韶斋表外甥慈城秦润卿一起进入协源钱庄工作。
钱庄为中国本土金融机构，清中后期以来在上海乃至全国政治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海协源钱庄系苏州典当业巨头程衡斋四子程卧云创办，初设延泰、安培、安泰三庄。程卧云去世后，其子于1889年改组成立为协源钱庄，1896年又成立协大，1897年成立延源，均由慈溪林韶斋任总督理。1906年，延源钱庄因林韶斋去世股本退出，而改组为豫源钱庄，1919年又改组为福源钱庄。豫源钱庄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股东为投资者，不参与实际经营管理，委派督理参与决策并负责监察，而经理负责实际经营，另设协理（副理）或襄理辅助经理工作。1906年，秦润卿担任豫源钱庄副理，三年后任经理，并主持领导福康、顺康等程氏钱庄，由朱葆卿担任钱庄协理。此后，程氏福源、福康、顺康三联庄，经营业绩卓著，是为上海钱业界翘楚。
秦润卿是上海宁波帮的领袖人物，曾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上海钱业公会会长，抗战后的全国钱业联合会理事长。程氏程卧云、程觐岳、程笏庭极其信赖秦润卿，而秦润卿也信任忠厚诚实的朱葆卿。由于秦润卿身兼多职，社会活动和经济事务非常繁忙，因此福源钱庄的实际经营由协理朱葆卿主持。朱葆卿采取持重踏实的经营作风，使福源钱庄在多次金融风波中都挺险而过，并稳健发展，营业额多年名列上海钱庄业第一。
据朱宗裕先生回忆，1931年，朱葆卿出资七八万银元，买下周围房屋，扩建观海卫朱家大院。大院南临天主堂街（立夏街，今和平街），北依东大街，总占地十余亩。朱家大院共新建五座十余幢大屋，共有楼屋28间、平屋31间，另有西边弄堂外柴房厕所等四座。其中大院中心为口字型四合楼，坐西朝东，东西各为五开间，前后二进重檐硬山顶楼屋，南北厢楼各三间二廊。楼屋厢房各有卷棚前廊，西封火院墙外有廊架花道与假山花园相连，后进楼屋居中为朱葆卿设立的分堂号——孳善堂。四合楼整幢大屋材料厚实，雕梁画栋，制作考究，是观海卫城内最为精致的民国建筑。
朱家大院，历经三年建设，内有公共弄堂三道、河渠水道四条、小桥十余座。各幢大屋之间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互通。大院南北共有八处花园、天井，南为前花园、苗圃园，东有水池花园，西建假山后花园。十多年前，笔者采访观城中学的退休老师，据说当年拆除四合楼时，发现前后二进中间厅堂屋梁柱层铺满了大量金属钱币，不知朱葆卿先生建造时是以示朱氏发家源于钱业，还是出于镇宅招宝之意？
1921年，朱葆卿投资创办上海同春南北货行，委派儿子朱大赓等管理经营。另据《慈溪民政志》记载，1924年，朱葆卿先生与东门汤以尧、孙宝麟，联合创建慈善机构——辅仁堂。辅仁堂原为明代军粮仓廒，七间二进，具备济困救病、赈灾防疫、收拾路尸、施棺殡葬、赡养救助鳏寡孤独老人与弃婴孤儿等各项慈善功能。辅仁堂兼营中药销售，所得收益用于慈善事业，是三北地区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
1932年8月，宁波商界的陈绳武、陈润水、徐仲麟、俞佐廷、朱葆卿等十余人发起参与创办上海统原商业银行，行址初设在天津路，后迁至北京东路330号，额定资本100万元。
据观海卫耆老回忆，当年朱葆卿先生身材瘦长，忠厚老实，为人低调，不喜交际。据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份福源工资清单载，朱葆卿与秦润卿是福源钱庄内工资最高的两位职员，月薪为148银元。那么，朱葆卿在上海程氏福源钱庄期间，既不是股东，也非经理，何以有巨资能造起如此规模的大院？
早年余麟年老先生曾听父辈们的议论，大致分析认为，朱葆卿先生曾负责钱庄内“银根理财”，接受钱庄圈内职员家眷们的私房储蓄投资。长年累月，这些私房钱的额外收入十分可观。有一年，秦润卿先生为嘉奖朱葆卿的诚信和历年来的贡献，特奖励给朱葆卿8万元大洋。
但是，笔者查阅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辑出版的《上海钱庄史料》，又根据有关秦润卿传记史料，朱葆卿先生的巨额收益应该并非来自秦润卿的奖励。根据上海福源钱庄1919—1951年资本、公积、赢余表，其中朱葆卿先生开始扩建朱家大院的1931年，福源钱庄年盈利为12215银两；1934年盈利为8万银元。另据孙善根先生著《钱业巨子秦润卿传》，长期以来，钱庄经理职员多有向钱庄借款宕账的陋习，用作私款放账生息或在工作之外进行投机买卖。在秦润卿担任经理、督理期间，严厉革除此类陋习旧规。因此，作为福源钱庄经理的秦润卿不可能超越职权，奖励8万银元给朱葆卿的。
根据《钱业巨子秦润卿传》记载，1899年程卧云曾创设介庆记会票号，其运营资本远高于钱庄，但经营招牌对外并不公开，只委托钱庄核心管理层代为放款，所得利润由股东经理协理共同分享。笔者又根据福源的前身协源钱庄之合伙合同分析，身为协理的朱葆卿在非公开营业的介庆记会票号中，每三年约可分得红利15000银元，在福源钱庄每三年可得分红1万银元左右。
朱葆卿的经营管理和为人处世颇受秦润卿的影响，但在家业投资方面，未能听从秦润卿向上海香港大都市发展的建议，始终心系乡梓，希望光宗耀祖，促进家乡的经济产业发展。观海卫南门外当店弄有一块约4亩多的地产，为上海统原银行经理陈绳武拥有。鉴于陈绳武老家离观海卫路途较远，难以管理，一直想转让出售。1946年，朱葆卿及子朱大赓联合在上海从事内河航运的福山方长根，买下当店弄这块4亩多的地产，计划利用慈北棉业种植以及熟悉上海各大纺织厂的优势，创办观海卫机器纺纱厂。后因时局动荡，当店弄的地产房屋一直出租给卫城的几大鱼行使用。
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前夕，与秦润卿共事四十余年的朱葆卿年已69岁，辞去福源钱庄协理职务后返回观海卫老家休养。岂料，1941年4月19日，日军在镇海登陆，宁波沦陷。观海卫作为浙东三北重镇，是日军意图侵占的目标城镇，曾连遭日机三次轰炸。据原中共慈溪县委书记项耿同志回忆：“4月23日，慈溪县城和观海卫先后被日寇占领，并设立据点准备长期盘踞。”
笔者采访家住东门天后宫弄90岁的王东海，当年他8岁，在青蚕豆刚采摘时节，亲眼见到过八个日军（其中一个可能是翻译）进入观海卫城，听说是由担任副镇长的徐百安以及孙大增等人从镇海请来的。开始，徐百安等人安排日军驻扎在东门天后宫弄底长期空置的胡诒穀大屋，并分别在海日庵（草庵）与天后宫西边的鼓楼山上筑起一大一小两座碉堡。一个多月后，随着日军的调防，观海卫的日军由余姚方面分派调驻。不久，日军强行霸占东大街的朱家大院，作为日军驻浙东三北地区的指挥中心，勒令朱葆卿家族成员搬离。朱葆卿只得搬到城隍庙街买下的李家两间半楼屋，后又在李家西边新造五间楼屋，以供家族人员居住。汪伪观城区署、中央税警团、汪伪陆军暂编第10师谢文达部、伪浙东保安处第二大队宋清云部等，都先后进驻过朱家大院。
据王东海老人回忆，日军在东大街朱家大院大门前垒起沙堡，装上铁丝网，有持枪日军守岗。四合楼西面的花廊、库房被拆除后，在后花园中挖了一个宽七八米、长十几米、深5米的刑池，成为拷打处决被捕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的刑场。其间，被审讯拷打、杀头枪毙及被狼狗活活咬死的难计其数，人死后都埋在后花园地下。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20日凌晨，伪中央税警团第一营及第三营残部在浙东游击纵队追击下逃离观海卫城，被浙东游击纵队歼灭于五洞闸。据原慈溪市实验小学校长刘瑞琦老师回忆，不久，观城区抗日民主政府在方乃喆区长率领下进驻朱家大院，召开庆功表彰大会，并建立“抗币”印刷厂。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国民党六区观城区署及浙东保安处宁警总队副总队长宋清云部进驻朱家大院。1949年3月至5月，蒋介石嫡系长江部队青年军二二一师六六二团驻扎朱家大院。
解放后1950年夏，中共慈溪县委在朱家大院开办县乡村干部训练班，1953年改为慈溪县干部学校，1956年1月更名为慈溪县委干校，1961年6月正式成为慈溪县委党校。中央、省地有关领导如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农业部部长邓子恢，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浙江省副省长任一力等曾亲临调研并指导教育工作。1967年5月，慈溪县委党校中止（后于1973年12月移址浒山恢复），朱家大院筹建慈溪县制药厂，生产葡萄糖注射液等产品。
1974年5月，慈溪东山中学迁入朱家大院，并征用东边部分沈家民宅和西边姜家、翁家大屋，改名为慈溪县观城中学。此后十几年，观城中学的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一直名列慈溪高中学校前茅，培养出大批翘楚学子，成为国内外文化经济学术界的精英人才。
1985年，观城中学开始校舍改建工程，朱家大院的木结构房屋逐渐拆除，新建钢筋混凝土教育楼。1987年，用于学生住宿的口字型四合楼也被拆除，朱家大院皇皇大屋就此荡然无存。直到2000年8月观城中学迁址，大院区域拍卖后成为民营幼儿园与厂房公寓。
朱氏宗谱字辈排行为“德懋承先世，忠良啟大宗，功名荣赞业，孝友绍昌隆”。“大”字辈的朱大赓，字赞侯，1903年12月出生于观海卫，成年后在上海同春南北货行工作，1932年进入上海统原银行，从营业柜员成长为银行襄理，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与上海纺织界企业人士交往颇深。原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冯梯云先生，曾在上海统原银行担任练习生，并拜朱大赓为师。1946年，朱大赓联合同乡好友方长根，计划引进上海纱厂的二手设备，在家乡观海卫创办现代纺纱厂，以促进慈北棉花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无奈天妒英才，朱大赓壮志未酬，1951年5月因肺病去世。
朱大赓次子朱宗正，1930年2月出生，1953年浙江大学毕业后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1960年南京炮兵工程学院组建后，调任计算机教研室副主任，后任软件和人工智能教研主任、机器人研究中心副主任，发起建立中国离散数学学会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培养出一大批中国计算机精英人才，出版计算机原理、模糊数学、化工材料等学术著作多部。1986年9月10日，包玉刚先生创办的宁波大学如期开学，知悉新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专家朱宗正教授系宁波籍人士，特提出调其来宁波大学创建并主持计算机系工作。其时，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已改名华东工程学院，系军事院校，归属于中央军委管辖。宁波市政府与华东工程学院协调无果，由包玉刚直接写信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希望调动朱宗正教授来宁波大学工作。当年年底，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批准下，华东工程学院同意朱宗正教授调任宁波大学。1987年1月，宁波大学决定筹建计算机系，聘任朱宗正为系主任。可惜，1月25日下午，朱宗正从宁波返回南京经过上海时，遭遇车祸，经抢救无效而离世。
朱大赓四子朱宗裕，上海建筑工程学院（后并入同济大学）毕业后至山西工作，先后参加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221、225、525等国防工程，以及我国规模最大的平宿煤矿工程建设。调回宁波后，先后参加杭州湾跨海大桥、宁波火车南站与鄞州南部商务区等超长预应力工程等技术设计，为浙江省预应力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宁波市建筑工程专家组成员。
朱大赓五子朱宗慈，1960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文革时期下放家乡观城，创作出诸多大型宣传画和毛主席画像，曾被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授予“20世纪杰出艺术贡献”勋章。
朱大赓族侄朱宗厚，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专家，长期从事超音速气体动力学研究。1998年，朱宗厚以子女留学美国的经历为素材，创作出版长篇小说《留学生涯》。
观海卫朱家从明代早中期的居敬堂，到清代的维经堂，再至民国时期的孳善堂，朱氏开枝散叶，瓜瓞绵绵，遗芬余荣。朱家后辈兰桂腾芳，今已大多徙居上海、北京、南京、宁波以及美国、日本等地，各自在经济文化学术教育领域颇有殊勋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