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胡愈之画传》中有一帧杨贤江的肖像照，配有文字介绍：“杨贤江，胡愈之在商务印书馆时的同事和好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中国共产党员，商务印书馆中共党支部领导成员。对胡愈之的思想有相当影响”。由此可见，杨贤江与胡愈之两人间的交往情况与友谊是值得回顾的。
一
杨贤江与胡愈之的友谊是在商务印书馆结下的。胡愈之（1896—1986年），原名学愚，出生于浙江上虞丰惠，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集著名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政治评论家和语言文字改革家于一身，是文化领域颇有建树的“多面手”。1911年考入绍兴府中学堂，曾受到鲁迅的思想熏陶，就读半年后患伤寒休学；次年转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就读一年，因学校停办而于当年底回乡；1912年师从绍兴名宿薛朗轩学习中文，并自学英语，函授学习世界语；1914年10月，赴上海考入商务印书馆，在编译所理化部任练习生；1915年即崭露头角，编辑出版《利息表》，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世界语与世界和平》，又在《东方杂志》发表译文《英国与欧洲大陆间之海底隧道》，被提拔为《东方杂志》助理编辑，1918年任《东方杂志》编辑。
杨贤江年长胡愈之一岁，两人的出生地仅相距40公里左右。杨贤江是1921年初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学生杂志》编辑的。他原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17届毕业生，在浙一师就读期间，深受“浙师三友”经亨颐、李叔同、夏丏尊的器重；曾在南京高等师范任职三年，实际上是度过了三年半工半读的宝贵时光，其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秋转赴广东肇庆出任高要县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一职，到任后恰逢粤桂战争，使得工作无法开展，只得前功尽弃、惆怅北归，但也曾与南粤名人古直、叶菊生等切磋学问，获益良多。
在杨贤江进“商务”之后，杨、胡两人必然会很快相互认识。之前，两人均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肯定相互读过对方的文章，《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又同属编译所理化部。
两人都是商务印书馆内爱好学习的模范。胡愈之在工作之余，手不释卷，用大量的时间进行自学，即使人在走路，但“空手的时候很少，总是拿着外国书报”，平常不断钻研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时事等方面的问题，还参加英文夜校学习，勤于翻译与写作，以提高自己的著译能力。后来，他曾对“商务”的经历回忆道：“我只有中学二年的学历，我读书主要是在商务读的”“我的知识就是靠自学得到增长”。
杨贤江在自习与笔耕上也是争分夺秒，精勤不怠。据郑振铎回忆，杨贤江当时在居住处的墙上贴着“一张功课表似的东西”，什么时段学习，什么时段写作，都予以紧凑安排、严格规定，将该作息时间表视作“铁似的不可移动的纪律”加以遵守。例如曾在每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段大声朗读一部英文版的心理学著作，每天要读三四页，坚持了半年多才读完。
杨、胡两人虽人在上海，但均关心浙江及各自家乡的发展。1923年11月27日，在上海的陈望道、邵力子、杨贤江、胡愈之等致电浙江省省长和教育厅厅长，抗议浙江省议会守旧派议员无端提议查办省立五中校长沈肃文。杨贤江曾与楼适夷等一起组建“青年协社”，以联合家乡青年共同进步；胡愈之在上海主编《上虞声》多年，为家乡青年的思想文化进步尽心尽力。
早先，商务印书馆内部乡土观念浓厚，有“绍兴帮”“常州帮”等，但到杨贤江、胡愈之任编辑时，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杨贤江与常州籍同事董亦湘等结成了莫逆之交，胡愈之所具有的“博爱精神”和“友爱情谊”也已显现。
胡愈之是我国学习世界语的先驱之一。世界语是一种人造语言，是当时世界上相对弱小的民族在语言领域进行联合自强的有效载体，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杨贤江在学生时代也曾想学习世界语，后因挤不出时间而没有付诸实施。杨贤江曾将胡愈之所写的《世界语通信方法》《世界语学习法》《世界语普及概况》等文章刊登在《学生杂志》上，供当时的青年学生了解世界语的有关情况。
二
相比较而言，杨贤江在思想上是走在胡愈之前面的。1920年暮春，杨贤江利用陪同美国学者杜威访问上海的间隙，参加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活动，回南京后即组织了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在赴肇庆任职时又切身感受到当时军阀混战的惨烈及祸害，十分同情飘摇于乱世之中的劳苦大众。中共一大召开后半年多后，他就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并于1922年5月经沈雁冰（茅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又按照上级指示精神，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杨贤江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担任过国共合作期间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并与恽代英一道，热诚勤勉而富有睿智地从事青年运动领导工作。他介绍高尔松、高尔柏、郭静唐、黄理文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培养柳溥庆等人成为青年团员，鼓励并介绍同情革命的人士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还到大、中学校找进步学生谈话做思想工作，如李一氓（原名民治）就是在东吴大学法科读书时认识杨贤江的。
杨贤江是怎样影响胡愈之思想的？双方作为同事，肯定是细水长流式的。据杨在编译所的另一位同事吴妍因回忆，杨常跟吴长谈，劝勉其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吴妍因信服杨贤江的为人，乐于接受杨的话，从而加入了国民党。可以推断，杨贤江也曾推心置腹地与胡愈之进行过这样的长谈。胡乔木曾撰文指出：“愈之同志在革命工作中结识了不少共产党人，包括我党早期重要党员沈雁冰、杨贤江等，受到他们许多教益”。
胡愈之在大革命兴起后到“五卅”运动爆发前，“只同情和支持革命，参加‘商务’内部的职工运动，没有参加政团组织和直接的革命斗争”。
1925年的“五卅”运动，因帝国主义势力在上海、汉口等地悍然制造一桩桩血案包括顾正红案、“五卅”惨案而激发，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前哨战”。虽然中国人民站在正义的一边，采取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的方式进行斗争，但帝国主义势力依仗其“租界”巡捕和充当侵略军的海军陆战队，利用北洋军阀政府的对外软弱和对内残忍，变本加厉地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意欲摧毁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因此“五卅”运动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整个运动遍及全国的极大部分省区，直接参加人数约有1700万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纷纷投身其中。
五卅运动期间，杨贤江与恽代英、侯绍裘等一起领导了上海大、中学校学生罢课斗争，参加了罢工运动的宣传发动工作。根据中共的部署，与沈雁冰等发起组织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并公开发表谈话推动教育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向纵深发展。
中共中央于6月4日在上海创办《热血日报》，在新闻舆论界扛起了“做被压迫民众喉舌”的旗帜。胡愈之积极投身文化新闻战线的斗争，揭露“五卅”惨案真相，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他所做的主要工作有：一是和郑振铎、叶圣陶等共同创办了《公理日报》；二是负责编辑《东方杂志·五卅运动临时增刊》，专门为《增刊》撰写长篇通讯《五卅事件纪实》；三是与世界语学会等团体一起拟定《致全世界之抗议书》，分致国际联盟和各国世界语团体。
三
1927年1月，杨贤江不惜放弃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辞去《学生杂志》编辑职务，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紧张的革命工作中，与林钧等一起领导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开展工作。但杨贤江并未脱离与文化出版界的联系，次月中旬，与胡愈之、周予同、叶圣陶等发起成立了上海著作人公会。随后，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再前往杭州联络北伐军，返沪后又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胡愈之在晚年回忆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一些情况：“这一天（指当年3月21日）的12点，商务放工钟声响了，但钟声一直打个不停，这是起义的信号，工人们迅速集合起来了，拿起武器，开始向指定地点冲击，经过一天多的激烈战斗，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在起义胜利后，杨贤江为筹备成立上海临时市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被任命为上海中学（原江苏省立第二师范）校长、上海市教育局代理局长。在此期间，杨贤江曾多次担任一些重要会议的主持工作。胡愈之也被推为编译出版工会的代表，出席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那个时期，江浙一带“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形势肯定已被杨贤江察觉，因为杨在当年2月，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但到4月上旬该临时政治委员会成立并开始运作时，杨已被排挤在外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即发生，二十余天前刚刚迎来近代以来第一次解放的上海，又陷于白色恐怖之中。政变的头三天，上海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下落不明。胡愈之与几位好友目睹了宝山路大屠杀的惨状，义愤填膺，遂邀集郑振铎、吴觉农等组成“七君子”，联名写信给国民党中监委委员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抗议这等血腥的灭绝人道的暴行，并将抗议信发表于上海《商报》上。虽然胡愈之等人不可能识破政变的重重内幕，但写抗议信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实属“见义轻风浪”之举。果不其然，写抗议信的七人遭到反动派的忌恨，其中，郑振铎、胡愈之两人所受到的人身安全威胁最大，只好分别前往英国、法国避难。胡愈之在赴法前，辞去《东方杂志》编辑工作，转为该杂志的特约通讯员。
政变发生后，杨贤江即被反动派列入黑名单予以“通缉”，处境非常险恶。他于同年4月下旬奉命转移到武汉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在《革命军日报》总编辑的岗位上仍坚持十余日，于7月下旬离开武汉辗转回到上海，一度隐蔽在蔡叔厚开办的绍敦公司里，1927年10月初东渡日本避难。
沈端先（夏衍）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日本回到上海，并通过杨贤江的介绍，认识了胡愈之，沈与胡之间“初次见面，谈得不多”。稍后，沈在与杨贤江的一次交谈中，谈及“在危难时刻他（指胡愈之）不该离开这个岗位（指《东方杂志》编辑）”，杨贤江随即从书架中找出那一期《商报》，让沈端先读一读报上的“抗议信”，并郑重地解释道：“这篇‘抗议信’是胡愈之起草的”。这表明，杨贤江那时是非常了解和信任胡愈之的，还及时消除了沈端先对胡愈之的一些误解。
杨贤江后来由于“东京生活程度的高涨，中日汇兑率的吃亏，以及日本刑事的监视迫害”，只得于1929年5月携家人回到上海。那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回国后，任中共中央“文委”委员，并发起组织“社联”，同时写稿自给。1931年，杨贤江积劳成疾，于春季出现血尿等症状，后病情转重，被诊断为肾结核病。7月，他由朋友筹钱送往日本治疗，最终因医治无效，于8月9日逝世于日本长崎。
胡愈之于1928年2月抵达法国，不久入巴黎大学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又入新闻专科学校研习新闻学，还学会了基本的法语。研读了英、法文原版书籍，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以世界语者的身份游历了欧洲数个国家，思想也更趋进步。1931年1月初，由于欧洲物价高涨和法郎增值，他不得不提前回国，于2月回到上海。
1932年1月，胡愈之得了重病，并于当月27日住进上海红十字医院。次日，日本帝国主义就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并炸毁了他在闸北的家，红十字医院也有大批伤兵住进来，于是他只得出院，拖着病体回家乡养病。路上一劳累，病情更重了，转为伤寒，幸亏他的堂兄是一位专治伤寒的中医，才将胡愈之从死亡线拉了回来。
1933年9月，在白区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胡愈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后来辗转奋斗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新加坡、印尼苏门答腊岛、香港等地，为民族解放和民主民生建设等事业殚精竭虑、奔走呼号，为革命进步的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8年夏秋间，胡愈之从香港途经上海、大连抵达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1949年1月底到达北京，是年，他参加了人民政协筹委会工作，并参加了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创办《光明日报》并出任总编辑；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署长，筹备创办《新华月报》；增选为民盟中央委员；被选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等。
四
1949年8月9日是杨贤江逝世18周年纪念日。该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出版了纪念杨贤江的专刊，《人民日报》也登载了叶圣陶的文章《纪念杨贤江先生》。其中，《光明日报》的纪念专刊刊登了李一氓的《纪念杨贤江同志》、茅盾的《忆杨贤江兄》、郑振铎的《忆贤江》、周建人的《忆杨贤江》、宋云彬的《杨贤江先生是病死的吗？》、傅彬然的《悼念杨贤江学兄》、朱文叔的《浙一师时代的杨贤江》、吴妍因的《我回到了革命青年杨贤江先生的跟前》等八篇纪念文章。《解放日报》纪念专刊包括夏衍的《追念与告慰》、杨之华的《学习杨贤江同志的革命精神》、周予同的《追念贤江》、章锡琛的《贤江老友逝世十八周年感赋》、潘汉年的《杨贤江同志精神不朽》、潘梓年的《纪念杨贤江同志》和姚韵漪的《心祭十八周》、杨天成的《向父亲报告几年的经历——作为追念一个革命先进的献祭》八篇纪念诗文。在同一天由北京、上海两地重要报刊相互呼应，以这样大的规模刊登纪念杨贤江的专文，一定是由专人预先组织发起的。
该纪念活动的组织者肯定有多人，但最主要的组织者非胡愈之莫属。理由如下：其时，胡愈之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与在《光明日报》上撰写纪念杨贤江文章的八位作者均非常熟悉；与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是挚友，《解放日报》编委胡仲持则是其胞弟；胡愈之的组织能力极强，又“最笃于友谊，他关顾朋友甚于关顾自己”。
胡愈之在1949年纪念杨贤江的活动中，没有写纪念文章，应当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策划纪念杨贤江的专刊，本身就是一种纪念，是极为感人的。
胡愈之也始终记得要为杨贤江写一篇纪念文章。在1981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他，为了纪念已逝世50周年的杨贤江，写了《从追忆杨贤江同志谈到“四化”》，发表于同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1984年，该文又编入他的《怀逝者》一书中，其时，胡愈之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
1984年2月22日，胡愈之与叶圣陶、吴亮平、李一氓、夏衍联名写信给胡乔木，提出：为加强对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研究与宣传，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研究组织，名称可叫‘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或研究组）’，把各地有志于这项工作的同志组织起来，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研究、宣传工作，逐步扩大影响”。胡乔木于次月2日写信给教育部表示赞成和支持五位老前辈关于成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的建议。同年9月5日，在中国教育学会之内成立了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
1985年9月间，胡愈之代理民盟中央主席职务。在此前后数月间，他还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之邀，口述自己的经历，再由胡序文记录整理，形成了5万字左右的材料《我的回忆》，这也体现了他作为我国当代特别勤奋的著述大家的本色。当时，他说自己“精力日衰”。1985年12月底，胡愈之因病住进北京医院，1986年1月16日逝世，享年90岁。
201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贤江纪念画册》。该《画册》中也有一帧胡愈之的照片，照片上方有“他发表的关于教育的文章，在青年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胡愈之生前对杨贤江所作的言简意赅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