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余姚北部、慈溪北部和镇海北部地区，简称“三北”，“三北”地区尤以大古塘以北的白沙路、坎墩、长河、周巷等区域的土性适宜种棉。《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中国棉产统计（余姚、慈溪）》记载：“大古塘以南为粘质土壤，土质最优；塘北为砂质土壤，最宜植棉；再往北为碱性砂质土，土性亦佳，只是含碱性，也适宜种植棉花；至六塘则为碱丁地纯沙土，土质最劣，含碱甚重，棉苗发芽颇感困难，七塘尽系碱地，现为盐场。”（《慈溪市棉花志》第496页）
“三北”植棉历史早而先进。古有蚕桑和葛麻，无棉花，所谓“布”是麻布。木棉有草、木二种，“草之木棉”即棉花，宋时种植尚稀，这棉种出自南番（海南、广东、福建），宋末始传入江南，到了元代在滨海地区普遍种植，获得较好收益。所以王桢写了《木棉图谱序》，陈高作《种花》诗（原注：草棉，亦名种花），他们都是元朝人。棉花传入时期，正值大古塘三次围筑之际，淤涨起来的沙地，刮卤之后，逐渐淡化脱盐，需要适宜的作物，自然选择了种植效益好的棉花。木棉适宜于海滨沙地。有大树种，南阳种，花黄实大，其衣厚。槿黍花种，花有黄、白、红、紫四色，实小而繁，其衣薄，以为絮，或纺之作布，农民种植获益大，产额岁以数百万计。《群芳谱》：“浙花出余姚”“前此，惟大塘北海地种之，今塘南民田亦多有种者，盖工省而利倍也”。光绪《余姚县志》转引乾隆时戴建沐《修助海侯庙记》所描述的棉花收获季节，“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达吴楚。其息税以百万计，邑（指余姚县）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迄今又百余年，海滨沙地日涨，种植益广，即塘（指大古塘）南民田亦往往种之，较前所产又增益矣！”
白沙路等“三北”地区先民因时变法，在盐地淡化无卤可刮时，选择适宜沙地的棉花来种植。在植棉技术上，也能不断改进，如本来这一带植棉技术从杭州湾对岸的松江地区传播进来，后来经过植棉实践，从“密植”改为“稀种”，减少病害，提高产量。《农政全书》的作者、明代农科学家徐光启深有感慨地写道：“余姚海堧之人，种棉极勤，亦二三尺一科，长枝布叶，科百余子。收极早，亦亩得二三百斤。其为畦：广丈许，中高旁下。畦间有沟。深广各二三尺。秋叶落积沟中烂坏；冬则就沟中起生泥壅田。岁种蚕豆。至春，翻罨作壅，即地虚，行根极易，又极深，则能久雨，能久旱，能大风。此皆稀种，故能肥；能肥，故多收。若如吾乡之密种，而又用齐鲁之粪肥，余姚之草肥，安得不青酣？不虫蠹耶？但慮酣之为患，不知稀之得力，又慮稀之少收，不知肥之得力，人情之习于故常如此哉！彼两方人（指余姚海边和齐鲁棉农），闻吾乡之密种薄收也，每大笑之。”（《农政全书校注》卷三十五蚕桑广类）。作者用自己家乡棉农的固守常态，来对比姚北棉农种棉的勤劳务实、科学创新。
明代植棉地区推崇先进的植棉技术——“余姚法”。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大力推广道：“余姚亦早种棉，却先种蚕豆，转耕?覆之，二法略同。此是何理？盖皆令地虚，苗得深远行根，便能寒，且能风雨旱，亦深根之义耳。且随地翻罨，草壅必匀，胜刈他草下壅。余姚法，罨豆后，仍上生泥，泥不止去草热，亦令草少蟲少。种疉地花者，不可不知。”这“余姚法”，正是指大古塘以北梅川等数乡滨海植棉地区所采用总结出来的技术范本。
棉花产量提高，带动纺织业的兴盛。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木棉之种。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妪黄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作造杆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见《农政全书校注》卷三十五蚕桑广类引）。先进的工艺不胫而走，也传播到余姚北部及梅川乡白沙路一带。光绪《余姚县志》引《乾隆志》案《元一统志》：余姚有小江布，今出彭桥。早在元明时期，居民纺花、织土布，人称“彭桥布”（彭桥，集市名，地处白沙路街道南，从宋至清末与白沙均属余姚县梅川乡，现属横河镇），销往江西、安徽等地。民国《余姚六仓志》也说，海滨产棉，妇女善织布，有白布、花布、紫布等名，多为自己裁制衣服。也有一种售卖的土布（俗名新式、老式），家纺户织，售与市铺，行销于旧时宁波、绍兴、台州各地，远的还销售到福建、安徽等地。居民们靠织布卖布以维持生计。
大古塘以北又出产淀青，当地叫“子靛”，春初下播种子，三月份种，五六月间采收，制以为染料，贮存以待售。《余姚六仓志·物产》：“仓地种靛，始于清光绪间。有塘北荷叶地农民从梅岙移植，后渐广。自洋靛盛行，土靛渐少。西欧战起，洋靛源绝，土靛复盛。远近染家人地采办，是在改良制法。”精致的纺织技艺，又有当地出产的上好染料，自当深受欢迎。清人胡德辉的《木棉诗》，描写织女的手艺，虽然不免文学的渲染：“……桃绽绒盈壳，棱深翠破夹。种惟江浙遍，功要织耕兼。黄媪师心巧，红窗女手拈。梳抛珠颗颗，纱刷玉纤纤。鹅毳当风乱，鸳闺计日淹。一弓弹絮起，三繀避泥粘。制朴装偏雅，年丰价亦廉。春回天地暖，威敌雪霜严。独有桑麻似，恩施兆姓沾。”
同时，也有丝绸生产。濒海之乡产蚕丝，以崔陈路出产者为最优。清光绪初年，始设茧行于姚北各乡，浒山城、坎墩镇及天元市、逍路市均有茧灶，居民售茧日多。每至新丝上市，甬绍机户络绎来采办，产额岁以六七万计。绸丝织品有土绸，以纯丝织之；剥茧黄绩绵线织成者曰绵绸；也有以丝与棉兼织者，谓之丝棉布。旧时蚕妇皆用旧法盆缫。至民国初年，坎墩学者卢锡彤，研究蚕桑业，试验新法抽缫，出品较良。
后自洋布盛行，土布滞销，乡间妇女以纺织为业的日渐减少。抗日战争时期，沪甬沦陷，纱厂倒闭，因棉花外销受阻，农村土纺土织兴起，大摇车迅速发展，纱、布行店纷纷增设，民国三十年（1941年）在倪家路头设纱布市场。从嵊县、新昌、温州、台州，甚至江西、安徽来的客商成批来到白沙贩运土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浙东游击纵队的部分军服，也在这里订购。闻名遐迩的“余姚土布”，主要生产于白沙路、坎墩、天元、长河、周巷一带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