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北风云》等新四军研究会的会刊中，我看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抗日故事，对抗日人士倍感敬佩。在退休后，我也根据小时候的记忆，通过走访和查找资料，对父亲、姐、兄的抗日事迹写了不少回忆录，融于革命的红流中，成为值得敬仰的红色之光。有一支队伍我以前没有写出来，心里一直记着。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知粮草对抗日部队有多重要。抗日战争时期，三北地区（革命老区）是敌、伪、顽、我拉锯的地区，国民政府时期农业上有一支队伍——田赋征收员，负责征收农业税。抗日战争时期，三五支队中有财政指导员，一段时期观城区的财政指导员是洪崇基，负责在观城翁家大屋印刷抗币，至于具体筹粮便由郑侠虎负责。那时郑侠虎和我父亲刘宝康建有秘密联络关系，父亲曾是慈北三十六个庄书——田赋征收员的“领头人”，因此征粮的事便通过我父亲具体部署来完成。这是一支既公开又秘密的队伍。对敌伪来说便是一支秘密的队伍。
这支征集抗日爱国公粮的队伍保持着原有收田粮性质。他们根据各农户的土地多少收缴田粮，及时交至三五支队的驻地洪魏、三七市等地，也得到农户的理解，农户在交田粮中为抗日作出了贡献。队伍形成了无形的联系网络。我当年还是六七岁的小孩，我家来的亲人特别多，我只知道是叔叔伯伯，如鸣鹤场的“永保兄”、宓家埭的“阿忠兄”、西埠头的“如坤兄”、洪魏的“益山兄”等等，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和父亲一样，是收田粮的朋友，都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在完成三五支队抗日爱国公粮征集任务的志士。
公粮征集队伍还创造了多种形式的运粮形式。要将充满农民抗日情意的爱国公粮送到三五支队驻地有着不同程度的风险，有时会有汉奸盯梢，有时要通过敌伪岗哨，他们便掌握了一个秘密通道，运用秘密的形式。为防止被敌人发觉，他们有时在夹箩担上面盖着杂物，拣山间小路通过。我父亲为避人耳目，因出身宁波海味行职工，包得一手放糕点的“三角纸包”，将钱粮折算成钞票，藏在果包中，顺利地送到三五支队驻地。
这些收田粮的有识志士看到日寇、汪伪军对人民的祸害痛恨之极，对三五支队战士为人民不怕牺牲的精神十分敬佩，胸中也燃烧起抗日的烈火，对三五支队布置的征集抗日爱国公粮任务都乐于接受，三北地区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汪伪军筹不到军粮，眼红至极，获知父亲刘宝康为首的征粮队为三五支队征粮，便决定杀一儆百。一次汪伪军汉奸乘着脚划船突袭我家，将父亲解到观海卫区署，并押在破屋中，几次扬言要把他提出去“笃掉”（枪毙）。我母亲在这生命攸关的大事面前，便托林家的林姓田赋征收人，去联络社会上站在三五支队一面有影响的人物，将我父亲保释出来。我父亲能保出来是三十六人的共同努力，也是三北抗日人士的共同努力，事后征粮工作就更加隐蔽地进行。
抗战时期，我父亲是福山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王益山是洪魏抗日民主政府乡长，宓文海是昌明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宓文海在解放后任慈溪县县长时，对时在县妇联工作的我二姊刘瑞珴说：“抗日时有三种两面派，一种是真正的两面派，第二种是反革命两面派，第三种是革命两面派。你父是革命的两面派。”在抗日时，这支三十六人的田粮征收员队伍坚持抗日信念，冒着杀头危险，为三五支队出色完成征集抗日爱国公粮的任务。在如今祖国日益富强的日子里，这些“革命两面派”不能忘，这支革命队伍不能忘，愿当年帮助三五支队征集爱国公粮的长辈们安息，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不怕危险、在隐蔽战线爱国抗日的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