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到了《吴亮平传》（雍桂良等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吴亮平（1908-1986年），浙江奉化吴家埠村人。中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书中写到了他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杨贤江（1895—1931年）是战友，这在《杨贤江传记》（金立人、贺世友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中也有提及。杨贤江，浙江余姚云和乡杨家村（今慈溪市长河镇贤江村）人，40多年来我一直在读他。《吴亮平传》里记载吴亮平1981年写了《怀念杨贤江同志》，这篇文章收录在《杨贤江纪念集》（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两个宁波籍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的旧上海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而一起并肩战斗，这段史实强烈地吸引了我。
吴亮平于1925年11月在恽代英推荐下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在留苏期间，向组织上揭发王明搞宗派主义，后长期遭王明打击报复。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与张闻天等合译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杨贤江于1921年2月起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编辑近6年。192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经常和瞿秋白、恽代英等研究宣传工作。并担任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青年部部长、代理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四一二事变后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革命军日报》总编辑。七一五事变后，回上海转入地下工作，由中央决定前往日本任留日学生的中共负责人。一年多后，奉中共中央组织部之命于1929年5月秘密返回上海，以隐蔽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教育科学研究。同月，以“李浩吾”署名的《教育史ABC》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研究教育史的专著。6月，以“李膺扬”署名翻译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同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提出党内反对派问题，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等反对党的活动的党员专门成立一个特别支部，杨贤江被派去任书记，尽量帮助他们回到党中央的路线上来，为维护党的统一作出了贡献。7月，吴亮平从苏联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秋季，中央文委成立，吴亮平和杨贤江相遇相识了。
吴亮平《怀念杨贤江同志》开篇即说：“杨贤江同志的名字，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那时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学生杂志》，和恽代英一起，经常根据国际国内现实，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写文章。这些文章对于指引青年走向进步、走向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直接与杨贤江同志在一起工作是在1929年末。那时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分配在中宣部工作，并且代表中宣部参加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当时文委的负责人是潘汉年。杨贤江是文委委员，文委委员还有李一氓、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林伯修等。”吴亮平还回忆：“那时文委决定要成立各种左翼文化群众团体，如左联、社联等，贤江同志不畏风险，不辞辛苦，联络同志，建立组织，促使工作大大开展。对其他工作也是如此。”杨贤江贯彻党中央的意见，积极配合潘汉年、吴亮平开展工作。周恩来得知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同鲁迅之间的争论，要求党组织做工作。杨贤江积极地在创造社的同志中做工作，以冷静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共同对敌的目标出发，进行说服教育。由于中央文委的努力，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得以建立。
吴亮平回忆：“他对革命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日子里，无论环境如何险恶，工作如何艰苦，他总是乐观、沉着，从实际出发，千方百计地克服各种困难，坚持革命斗争，对周围的同志和群众，起了很好的模范表率作用。”“他的一贯思想作风是实实在在。他对革命事业认真负责，从不叫苦。他的组织纪律性很强。文委开会，他准时参加，有准备地发言。在地下工作，大家患难与共，互相帮助，他的表现是突出的。他为人诚恳笃实，与同志之间是实实在在的革命友谊。”杨贤江更侧重的工作是参加筹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参与了“社联”纲领的制定和组织工作。因为他是被通缉的知名人士，名字不能公开，1929年10月，他以“李浩吾”署名翻译的美国斯坦尔·霍尔的著作《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1月，以“柳岛生”署名的译作《今日之世界》由上海沪滨书局出版。吴亮平写道：“他对党的工作任务总是实实在在地去完成，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文委，他积极工作，凡是交给他的任务，从不讲价钱，而且确有实效地按时完成。比如，为了加强新兴社会科学的宣传工作，文委决定编写一些社会科学通俗读物，要贤江同志写《新教育大纲》，要我写《社会主义史》，等等。贤江同志最先完成任务，是我们工作的模范。”杨贤江构思完成后，平均每天以5000字的进度撰写，一部近20万字的书籍在一个多月内赶出初稿，修改、誊清后，向潘汉年、吴亮平汇报，交出书稿，潘、吴都对基本观点表示赞赏。两个多月的编排就绪后，1930年2月，以“李浩吾”署名的《新教育大纲》就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了。《辞海》有“新教育大纲”条目，称“是中国最早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教育著作之一”。
吴亮平回忆：“1930年4月（注：《吴亮平传》考证为1930年6月），王明到当时的中宣部当秘书，他专横妄行，对我造谣污蔑，诬陷打击，撤了我的职。我离开了中宣部，和杨贤江同志就再没有见面了。尽管我和杨贤江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半年多，但是他踏踏实实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道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每当回忆起那些艰苦斗争的岁月时，就不能不想到他，怀念他。”杨贤江在1931年8月9日逝世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据已知的出版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多达132万字，一生留下的著述编辑为《杨贤江全集》达300多万字。吴亮平在1930年11月被捕入狱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出版了专著《社会主义史》，编译了《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翻译了《反杜林论》，编辑《寰球》杂志9期（主要撰稿人）等，著译也多达100多万字，也有《吴亮平文集》（上、下）和译书传世。吴亮平一生坚定不移地为完成战友们未竟的事业而奋斗。《吴亮平传》载，1973年3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干部会议上谈到：“主席讲，吴亮平30年代翻译了《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他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者。后来在陕北为我和斯诺谈话作翻译，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介绍到世界。大禹治水是用疏导的办法，有进有出，吴亮平在翻译上这一进一出，意义很大，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杨贤江和吴亮平，一位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一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可谓厥功至伟。
吴亮平对杨贤江作了高度评价：“杨贤江同志为革命理想脚踏实地地奋斗了一生。他在世只有短暂的三十六年，可是他的一生是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辉的一生，是奋发向上、坚持革命的一生，是实实在在干革命的一生。”吴亮平1932年9月出狱，党中央决定安排他到中央苏区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和政治总教员，后任中央粮食局局长、国民经济人民委员会部代部长、部长，参加长征任中央纵队秘书长。到达陕北后负责中央宣传部工作。1953年他调到北京，先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组长、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委员。1976年底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经吴亮平提议报批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成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顾问等职。1981年8月9日，吴亮平出席了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召开的杨贤江逝世50周年纪念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1984年2月，为成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与叶圣陶、胡愈之、李一氓、夏衍一起写信给胡乔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我们曾先后同他一起工作过，有很深的革命情谊。”“抓紧把杨贤江同志留下的精神遗产挖掘出来，发扬光大，实在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胡乔木接信后即写信给教育部，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随之成立，推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研究、宣传、实践和发展。
4月11日是杨贤江诞生129周年的日子，谨写此文，期望人们都来纪念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