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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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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鳖厮踢”刍议

日期: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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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A03版:上林湖       上一篇    下一篇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六载:东坡与温公(司马光)论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温公不谕其戏,曰:“鳖安能厮踢?”坡曰:“是之谓鳖厮踢。”所谓“鳖厮踢”其实是苏轼的随口造词,指鳖的习性,遇险喜用后腿胡乱踢蹬,奋力钻入泥里。明眼人一看,便知苏轼语带揶揄。

  倘论交,苏轼曾从游司马光二十年,可谓云龙奚逐,况且,司马光还是苏轼当年应试的考官。有这一层渊源,苏轼恐怕终身都得尊称一声“司马老师”。倘论情,苏母程夫人亡故后,还是请司马光撰写的《墓志铭》,语多庄蔼,是为深厚的人情。再则,二人又处于政治上的同一阵营,当苏轼因批评王安石变法而遭到党争迫害时,还是司马光挺身而出,向皇太后进言保苏,才把苏轼从贬谪途中召回复职,实有再造之恩。有这样的交情,苏轼还如此讽谑司马光,是他人品有瑕疵吗?非也!作为元佑党人,苏轼和司马光起初都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拜相,尽废新法,苏轼却提出了异议,认为王安石的新法虽大多应予取消,尚有可取之处,不应尽遭排拒,由此与司马光产生嫌隙。这就是“鳖厮踢”三字的出炉背景,苏轼借此语,讽谑司马光对变法派所持的顽固立场和打压姿态。

  司马光字“君实”,确实是个实诚的君子。北宋士大夫俸禄很高,大多生活优裕,有纳妾蓄妓之风,但司马光一不纳妾、二不蓄妓,一向洁身自好,属杠杠的正派官员。按理说他的夫人及岳母,应对此感到宽慰才是,实际却与之相反。因张夫人嫁给司马光后,30余年未生育,眼看司马家这一脉要绝后,故时感焦虑。于是,母女俩暗自运作,把一美貌丫鬟塞进司马光的房间。岂料司马光非但不为所动,还大动肝火,劈头责问丫鬟:“夫人不在,你来作甚?给我出去!”消息传到坊间,不少人笑话司马光,果然是个“鳖厮踢”。

  从此,“鳖厮踢”便成为“迂叟”司马光的绰号。有意思的是,“鳖厮踢”后被引申为抱持顽固立场的代名词,且渐而专指文学方面的谬评。比如钱钟书先生曾于《管锥编》里提道:“学者观诗文,常未免于‘鳖厮踢’,好课虚坐实,推案无证之词,附会难验之事。”那么,在诗文批评方面的“鳖厮踢”现象,史上有何具体的例证呢?举例如下:

  清初刑部尚书、“神韵”说创立者、被誉为“一代诗宗”的王士祯(别号渔洋山人),在其《渔阳诗话》中提到,萧山毛大可素来不喜苏轼诗,某日座中訾謷之,汪季甪起吟:“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此苏东坡《惠崇春江晚景》流传甚广,乃千古名诗。汪季甪显然是针对毛大可的“反苏”立场而来,问道:“如此诗亦可道不佳耶?”看看毛大可如何品诗:“其怫然曰:鹅也先知,怎只说鸭?”

  汪季甪听罢有点蒙,不无讥讽地说:“如此说,苏子此诗,可否改为‘春江水暖鸭、鹅均先知’呢?”我想,若是不近文墨者,如此论诗也就罢了。可令人惊讶的是,毛大可并非泛泛之辈,乃清初知名学者、散文家和诗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有“《西河合集》四百余卷”“其著作之富,甲于近代”,应属著作等身、学富五车之流,那他的鉴赏品味何至于如此呢?其实不难理解,诚如荀子所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提及此事,也认为毛氏诋苏诗太过,未加深辨,亦未击中要害。虽说在文学作品的品鉴上,很难有放之四海皆准的一把绳尺,但以毛大可这样的行家里手,面对一首从北宋传至清初且公认的好诗,居然闹出“鸭、鹅”这样的“鳖厮踢”,可谓失之偏狭。

  王士祯自己也遭遇过这样的“鳖厮踢”。

  有个叫孙仲儒的人,读到王士祯《蜀道诗》中有“高秋华岳三峰出,晓日潼关四扇开”时,大加斥责:潼关只有两扇门嘛,哪来的四扇门?有人告诉他,此句典出韩愈《上晋公诗》,以此证明并非王士祯杜撰。不想妄自尊大的孙仲儒对“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竟也轻率地说:“那又如何?”不仅如此,当他读到王士祯另一首《题涪陵石鱼》“涪陵水落见双鱼,北望乡园万里余。三十六鳞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书”时,孙仲儒又胡批道:“既是双鱼,合道七十二鳞……”听到这番品评,不仅吃瓜者笑了,据说王士祯当时也苦笑着说:这就是东坡先生所讲的“鳖厮踢”啊!

  有道是,“明莫大乎自见,聪莫大乎自闻,睿莫大乎自虑。”通过毛大可、孙仲儒这两桩公案,我们可以看到,在艺术批评中,确乎存在那种仅凭个人好恶,不能理性对待作品的优劣,甚至目空一切的我执;或由于不理解诗的意境构造、意象经营的手法,以为文学就应该是生活场景的忠实记录和客观逻辑的演绎,其实,这和苏轼所提“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意思确乎很接近了。

  回头再看苏轼戏称司马光“鳖厮踢”,和毛大可、孙仲儒的“鳖厮踢”还是有泾渭之别的。前者可视为大师间的善意调侃,不失君子风度。用“鳖厮踢”形容司马光,反倒显出他性格执拗的可爱一面。前文提到司马光为苏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而司马光死后,为他撰写墓志铭的正是苏轼。在《祭张文定公文》中,苏轼提到平生仅为五人写过墓志铭,皆因他们有大功德,这其中就包括司马光。这篇沉甸甸的墓志铭,苏轼不光撰文,还亲笔楷书,可见以堂堂君子的胸襟,论交何必拘于同调?他们之间,念旧则情殷,历久则弥挚。胸中廓然朗澈,乃古道之风兼度让之谦德矣。

  这样的“鳖厮踢”,虽由分歧而起,但分以冰雪、寄以腹心,且并非出于私怨,而是“见之功业”,出于鸿卓之义,昭昭乎鼎千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