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电影《红灯记》和《钢琴伴唱红灯记》公演后，17岁的少女李铁梅成为家喻户晓英雄般的人物。她本姓陈，父亲在工人运动中牺牲成为革命烈士，后来被父亲战友李玉和收养。因此，她对敌人有刻骨的仇恨，从而表现出她坚强、勇敢、机智的品质，成为青少年学习的榜样。她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
我在学习李铁梅英雄事迹中，联想到在抗日战争中慈溪也出现过两名17岁少女，勇敢地投入到抗日斗争前线，英勇机智地与日本鬼子周旋、暗战，躲过了一个个险境，同样表现出了她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这两名女孩就是杨明和陈孟庸。下面简介她们的斗争事迹。
杨明（1920年12月—2022年7月），女，长河镇人，原名杨肖梅，革命烈士杨贤江的女儿。1938年4月入伍，同年入党。抗战期间曾任余姚县委绍属特委妇委会书记，嵊泗地下党区委书记、县委委员，中共浙东区党委组织部秘书。解放战争时期任省委党训班总支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交通厅公路局副局长、局长，交通厅人事处处长、厅党委组副书记，浙江医院党委副书记等职。离休后是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离休干部，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2022年7月病逝，享年101岁。《浙江日报》发布了讣告。
陈孟庸（1926年—2023年），女，掌起镇人，宁波中学肄业，曾任锦师附小教师。1943年入伍入党，春季任慈北区妇女会副会长，慈镇县、慈姚县委秘书。1945年8月，任慈北区委委员。10月，随军北撤苏北、山东。1947年与曾任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何克希（四川省峨眉县人）结婚，受到何克希的教育和帮助，陈孟庸进步更快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野战军供给部政治协理员、华东军区装甲兵政治部协理员、华东军事学院炮兵系秘书。1954年—195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副主任。何克希少将调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后，她调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庭副庭长，省公安厅汇编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书记，公安厅公安干校副校长等职。1983年离休，2023年病逝，享年98岁。陈孟庸离休后并未休息，继续工作和学习，担任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理事，从事军史研究。她还关心我们慈溪市新四军研究会的工作，多次寄送资料和自己的书法作品，我把这些资料发表在《三北风云》上。有一次她叮嘱我把何克希与朱德、陈毅、陈云的珍贵合影照片用完后退还，我用完后为了保险，用挂号信把照片寄还给她。她几次寄来用隶书体写的歌颂党、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作品。隶书体写得规范、有力、成熟，我也将书法作品多次发表在《三北风云》上，加强新四军研究会与她的联系。陈孟庸还做了许多公益工作。
杨明和陈孟庸与《红灯记》中的李铁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她俩都是17岁，反抗的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但笔者认为，我们慈溪的两位“李铁梅”比《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具有三大优势：
一、杨明和陈孟庸参加革命队伍，有正式编制，与党组织密切联系。不但担任了党内或行政的职务，遵守严格的纪律制度，还领取生活津贴（工资）。而李铁梅只是协助养父李玉和的革命活动，没有离开家庭，没有担任职务，没有参加革命工作会议，也没有接受党组织委派的工作任务。她唱道：“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她家的表叔实际上都是地下工作者，但她“不相认”（不认识）。她又问她的奶奶：“为什么我家表叔这么多？”这都说明，她不是地下工作者的正式成员，否则不会“不相认”。也就是说，她不是党和行政单位的在编人员，只是在家庭内协助父亲、奶奶的革命工作。
二、杨明和陈孟庸17岁参加革命，当年就破格入党（刘胡兰15岁破格入党），而《红灯记》中的李铁梅17岁没有破格入党。《党章》规定18岁可以入党，她入党年龄不够。《红灯记》中也没有明确说明李铁梅是共产党员。
三、杨明和陈孟庸文化程度比李铁梅高。杨明父亲杨贤江是高级知识分子，写过多部教育理论著作。母亲张淑贞也有文化。杨明17岁入伍入党，最低也应有小学毕业文化。她后来担任过妇委书记、区委书记、中共浙东区党委组织部秘书，没有文化是无法胜任的。陈孟庸读过中学，做过小学教师，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属于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李铁梅养父李玉和是铁路工人，收入不高，要养活一家三口已经不容易，已没有能力供李铁梅读书。李铁梅不是党员，也没有文化，靠朴素的感情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她坚强、勇敢对敌斗争的精神已超出17岁年龄，是成熟的革命青年。我想，如果有作家把杨明、陈孟庸的斗争事迹编成戏剧或电影，她俩的故事定和《红灯记》中的李铁梅一般生动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