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繁荣昌盛时期，各类手工业得到蓬勃发展，瓷业生产也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些在历朝历代的文献中都有记载。笔者需要补充的是专业史与地方史中对秘色越瓷的描述。在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许许多多令后人惊叹甚至羞愧的人与物，正是这些组成了中国大历史波澜壮阔的文明之海，令世界瞩目。上林湖越窑经过唐代早、中期的发展，至晚唐形成了一个划时代的高峰，其杰出的成就，就是在现今慈溪上林湖这块海隅偏僻之地上，烧制出精美绝伦的秘色瓷。
秘色瓷代表了当时中国青瓷制造的最高水平。作为中国青瓷史上专供皇室的“最神秘家族”，除在晚唐时期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作中有所反映外，徐夤在《贡馀秘色茶盏》中也曾多方设喻，描述了他所见过的秘色瓷特征：“捩翠融青”“春水”“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色泽），“巧剜明月”“轻旋薄冰”（器形）。陆羽在《茶经》中也对越器做了“类冰”“类玉”“色青”的描述。《新唐书·地理志》曾载明：“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宝花、花纹等罗……瓷器、纸、笔。”
历史发展至五代，越窑秘色瓷在文献中记载较多，当时割据两浙的钱氏政权为保境安民，不断向中原政权上贡这种绝世珍宝，以示对中原王朝的忠诚。史载：后唐同光二年（924）九月，钱镠“遣使钱询贡唐方物……秘色瓷……”；后唐清泰二年（935）九月，钱元瓘贡唐“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北宋开宝六年（973）二月，两浙节度使钱惟浚进“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钱氏政权归宋后，至北宋中期，越州仍将秘色瓷作为贡品，且数量惊人，据《吴越备史》载，仅钱弘俶向北宋进贡的“金银饰陶器”就达14万件之多。就贡品特性而言，这些无疑属越窑青瓷的精品。南宋泰州人周辉在《清波杂志》卷五《定器》中云：“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
如此延续至南宋，仿佛“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清音，忽然弦断没了声息。有关越窑秘色瓷的记载，虽还散见于文人名士传世之作，实物却已绝迹。连清代乾隆皇帝这等爱好雅玩的圣人权贵，也无奈发出“李唐越器人间无”的感叹，由此可见，世间是否存在秘色瓷，成为南宋以降的一个悬念。秘色越器，为何在南宋突然绝迹？在悠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究竟去了哪里？现今博物馆内的稀罕珍藏与藏界偶现的绝世宝贝，是否真是传统文献所载的秘色越瓷？其失踪原因又是什么？……笔者撰写此书时，曾翻阅过许多资料，请教专家与藏家，分析原因大约为三：一是上无所好，随着朝廷主子审美观念改变，秘色瓷作为皇室专用之物的地位也随之改变而断烧。如北宋文艺天子宋徽宗，就喜欢“半天落雨半天晴”窑变的钧瓷器。二是中原白瓷和汝、钧窑等窑业兴起，南宋以降由于战乱等因素，中国青瓷生产中心从上林湖越窑向龙泉窑转移。还有一点，就是相关专家通过考证，认为上林湖一带由于大量烧制，瓷土日益减少。但持此观点的专家与现今窑户尚有争议：许多有实践经验的烧制者发现现今上林湖周边的瓷土，仍适合烧制秘色瓷，不过烧制方式有待进一步研发与提高。
1983年，慈溪通过文物普查，基本掌握了上林湖后司岙、黄鳝山、茭白湾等唐代窑址生产高质量青瓷的证据与实物标本。但这些高质量的产品究竟是否是传说中的秘色瓷，这些窑址是否也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址，还是不能确定。但有一点十分明确：烧制秘色瓷的窑址，须在这些制造精美青瓷器的窑址中寻找。但这种寻找和考证又谈何容易？
直到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发掘中，唐咸通十五年（874）《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石碑的发现，才让世人看到端倪。此碑上明确记载：唐懿宗所赐物品中，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通过考古发掘，从地宫所出的一个漆木盒中，又发现了7件青釉瓷碗和6件青釉瓷盘、碟，与衣物帐上的记载完全吻合。此外，还有一件青釉八棱净瓶，没有入此衣物帐，不过其釉色及制法，与其他13件风格一致。故这件八棱净瓶，也当属秘色瓷。这批瓷器的发现，揭开了史上文人著作中所传秘色瓷的神秘面纱，让中国青瓷史上的珍品露出罕见真容。越窑秘色瓷器，也第一次以完整的面目，美轮美奂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14件唐代秘色瓷器出土后，对其烧造的窑址窑口，当时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越窑，也有人认为是当地陕西鼎州窑。但多数专家根据考证和推断，倾向于认为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就是上林湖越窑的产品。理由有三：
其一，文献记载，秘色瓷为越窑生产，烧造地点在上林湖。陆龟蒙《秘色越器》表明越窑产秘色瓷。赵令畤《侯鲭录》卷六《秘色瓷器》载明，秘色瓷为“越州烧进”。明嘉靖《余姚县志》中载：“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代上林湖属越州余姚县）。
其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其胎釉、装饰及装烧工艺，与上林湖越窑产品一致。从14件秘色瓷中露胎部位胎体看，其色灰白，胎质细腻致密，不见气孔杂质。除2件髹漆金银平脱装饰碗看不到釉色外，余皆通体施釉。其色多为青绿色，亦有青黄色，釉层均匀，釉面光滑，晶莹滋润。器表装饰，除3件平底碗和八棱瓶外，余碗、盘、碟口缘呈五曲，曲下外壁划竖棱线，成五瓣花瓣，像盛开的花朵。从装烧的方法看，平底盘、碟的外底，有一圈明显的泥点垫烧痕，泥点呈松子状，圈足碗虽施满釉，但足缘刮釉露胎，亦有一圈泥点垫烧痕。上述特征，和上林湖越窑产品完全相同，与其他窑口产品有着明显区别。
其三，考古调查资料与当地窑口实物佐证。考古人员在调查后司岙窑址时，曾采集到八棱瓶、碗、盘等器物标本，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一致。
以上表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4件秘色瓷，确系上林湖越窑生产；而后司岙窑址，则是烧制秘色瓷的重要窑场。
1995年1月，陕西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上海博物馆联合在上海举办了“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英国、美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和中国香港、台湾以及各省、市的有关专家学者一百余人参加了讨论。会议期间，慈溪市文管会办公室选送展示了一批上林湖后司岙等窑址出土的秘色瓷标本。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确系产于上林湖越窑。上林湖曾为当年的秘色瓷都，由此一锤定音。是年底，慈溪出土的一件“咸通十三年”纪年盒盖（上Y66乙：32），更加有力地佐证：后司岙窑址于公元872年前后，已经烧制秘色瓷，与地宫出土秘色瓷的年代相当。
由此，中国青瓷史上最大的越窑青瓷悬案，终于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