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富强
一、起因和发展
1852年（清咸丰二年）宁波府鄞县发生了两件大事：东乡盐案和南乡粮案。
先说盐案。
大家知道，我国自古食盐专卖，若有买卖私盐，则属犯罪。但是，相关律令根据具体情况，还是留有政策空间，即允许沿海百姓，存在一定的私盐交易，所谓“肩引”；宁波东乡（大体上现鄞州区奉化江以东，下应到滨海区域）就是这样的“肩引之地”。
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其一，乾隆皇帝屡下江南，各地竭力迎送，大肆铺张，其费用主要由商贾承担，于是商贾的政策话语权、社会影响力渐大。就盐商而言，要转嫁负担，就是让政府下达“规范”文件，缩小“肩引之地”，迫使更多百姓购买盐商手里的国营高价盐。
其二，有一个宁波籍的盐商之子得了科名，此前一年，其老师又到宁波做官，于是，宁波的盐务政策更掺杂了私利私谊，变得异常严酷。
这样，贩私盐者被阻断了生路，就聚众捣毁盐铺。挑头者为盐贩俞能贵，官府派员便去五乡石山衕抓他，未果，却抓到挑着盐担的邱隘人张潮青（宁波出版社《宁波通史》[清代卷]作“张潮清”，疑误，见511页）。于是，在浙江巡抚（浙省最高首长）到宁波招安海盗之际，俞能贵带领东乡民众，前往县衙请愿，请求释放张潮青。但巡抚和县太爷都误判形势，对此置之不理。官府的冷漠激起了民众闹事的激情，民众涌入监狱，把张潮青抢出。巡抚情急之中，忙放号炮调动正规军，出乎官府意料的是，没有一个官兵前来。更让人奇怪的是，对这样公然的劫狱行为，官府最后竟然听之任之，不了了之。
再说粮案。
先叙背景：明清时期，官员俸禄偏低，且又须从中开支各种雇员的薪水、“陋规”支出等费用。那么，这些经费哪里来？需要有个小金库。金库的财源就是多征钱粮。为此，鄞县独创了红白封制。大户用红封，小民用白封。红封者可以免缴小金库和“陋规”钱，而白封者须悉数承担小金库及“陋规”的全部支出。小民百姓恨得牙根痒痒，但又无人出头，只好忍气吞声。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当时有一个叫周祥千的南乡（现属姜山镇）监生（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虽身在红封者之列，但心为白封者着想。他有亲戚在山东做知县，“常住署中，知征收钱粮例应一律”，认为鄞县红白做法“太不均平”“太不公道”。为此，他曾多次邀请大户们一起签名，欲向县衙递交请愿书，但大户们无人响应。
咸丰二年（1852年）春节，吃岁酒之时，客人们到周家做客聊天，又谈及红封白封之事。众人鼓动周祥千，请他领一个头，为小民碎户出头，并纷纷表示会听从他的号召，服从他的指挥。拟想当时情境，大家鼓动周祥千的话，都撞到周的心坎上了。比如，你是候补干部，是妥妥的第二梯队，你有功名，大有希望，所以，你有威望、有影响力，你说的话才管用，等等。人受到过多的激励以后，有时飘，恐也难免。周祥千被大家说得心动了，信心大增，于是，立刻与众人到附近神庙里抽签问神，签书说，此事大吉，今年可成。这样，人神共信，周祥千的信念愈加坚定。于是，紧急行动起来：在神庙里发出通知单，邀集粮户，议定日期，进城请愿，“请平粮价”。可是，周祥千尚未带领众人走向县衙，就被听到风声的县太爷派人把他从聚众的神庙里抓了起来，并以聚众抗粮的罪名投入监狱。
人心都是肉长的。周祥千入狱遭难，当初鼓动他的人们颇觉过意不去。虽然那时还不是网络时代，但是信息还是传得很快，因为有两个月前东乡人从监狱捞人的成功经验，南乡人决定照虎画猫，拯救英雄祥千！
当年二月二十日，南乡民众数万人涌入甬城，将宁波府和鄞县县衙团团包围。第一步，救英雄出狱，他们先将周祥千捞出；第二步，逼官府就范，再将平时不可一世的宁波知府押上城隍庙的戏台，武力胁迫他出一张平粮税的告示；第三步，烧衙门掳掠，将宁波府衙洗劫一空，并痛痛快快地放火烧了，接着一发而不可收，焚毁了鄞县衙门，并顺势捣毁了征收钱粮的房屋，当然也难免再顺手抢些居民的财物。
虽已时隔170年，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到那些南乡人由顺民到暴民的嬗变，所显示的“手执钢鞭将你打”的痛快和豪气，以及原来似乎从未体验过的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寺里去的满足感和欣愉感。
事情渐至闹大，震动省府。无知无能、激起民变的鄞县知县被立即革职，省里又派出按察使（省府第三把手）亲率大兵数千前来弹压。
二、高潮
大军抵甬，天天捉人，但是周祥千早已逃得不见踪影。于是，扩大搜捕对象和行动范围。
三月二十五日，一队官兵到东乡石山衕搜捕张潮青和俞能贵，未果；便一路劫掠，还烧了两间民房，顺便抓回13人请功。东乡人忍无可忍，鸣锣聚众，合力抵抗官兵，官兵见势不妙，便狼狈逃回城里。
面对竟敢聚众抵抗的东乡人，按察使决定加强弹压力度，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次日凌晨，派出上千官兵，分乘百余艘临时征调的民船，浩浩荡荡进军东乡。
显然，东乡民众除了拼命，已经被逼入绝路。官兵到了盛垫桥附近，突遭伏击。运兵船受到民众炮击，炮声一响，民众蜂拥而出，官兵顿时大乱。船上的官兵不少被弓箭、石块射死、砸死，爬上岸的又被直接砍翻，紧急后撤的船退到盛垫桥，又被桥上拦截的乡民迎头痛击。一仗下来，官兵阵亡200余人，其中文武官员就有20多个，还有参将等27人被俘。河边死尸横陈，有的官员尸体一丝不挂地倒在河边，河里还有许多尸体或沉或浮。
按察使本来以为能等到捷报，当意外发现官兵大败，吓得直接逃往绍兴，留下烂摊子交给地方收拾。在收拾完尸体后，为缓和官民矛盾，面对现实，新任知县段光清放低身段，亲自带着先前被拘押的13名乡民，前往东乡换回被俘的官军。段太爷说，这是省里的事情，他也管不了，便策略性地撒手不管了。张潮青和俞能贵则组织起一支民兵联防队伍，严防官兵偷袭报复。
官民双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僵持着。
三、结局
过了一段时间，段太爷听取乡民私下建议，发布文告。一是开征钱粮。把原来的红封、白封的税率取中间值，取消税率差异，不论大户、小户，大家都按一样的税率交。二是勘定盐界。备下上百根石柱，恢复肩贩边界。于是民众诉求实现，大家踊跃响应，从此可以过太太平平的日子了。
开征钱粮不久，周祥千看到大家都散了，自己的使命也已经完成，便存着一丝侥幸——段光清给他传话“到省对簿，事即可了”，便书生气十足地主动到县衙投案。
投案现场，很有画面感。段光清在试院考棚（原官署已被烧毁）迎接坐在大堂地上的周祥千。他主动上前拉着周的手，对众人说：“今非周祥千自来，恐尔等身家皆不得安静，是尔等皆当感激周祥千一人。”为了避免在当地审判引发骚乱，段光清让人礼送周祥千到绍兴，叫他去上级处投案，并且请绍兴那边好酒好饭招待。因为东乡盐案尚未了结。
但是，勘定了盐界，好事已成，人心随之而散。张潮青和俞能贵，眼睁睁看着每天跟随他们守备的乡民日渐稀少，他们甚至不了解连最信任的那个高参李芝英也已经被段光清收买。
最后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段光清发布公告，只抓张、俞二人，其余概不株连。并开出赏格：乡民有能擒两犯送案者，每犯赏洋八百元。
乡民们争先恐后，群情激昂，数百人连夜围捕张潮青，最终把他绑送官府，而送案者获得赏钱。俞能贵已经逃到奉化，乡民降格以求，便把俞家的人也都绑来，要求不高：打折领赏；寻赏未果后，乡民们毫不气馁，继续出击，终于发现了躲到奉化海边一座破庙里的昔日英雄俞能贵，导致俞最终落网。
此两人落网之后，周祥千好吃好喝的日子也就到头了。三个人全部被装入木笼押送省城。
毫无悬念，省里按照《大清律例》，依法将三人“斩枭示”；砍头之后，首级发回县里悬挂示众。
鄞县南乡小民可以少交钱粮了，东乡百姓也可以买卖私盐了，周祥千们及当初闹事的芸芸众生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只不过三颗人头已经成了牺牲品。
四、余思
烟消云散，水落石出。我们发现历史的深处，凸现出三个人的身影。
这三位英雄中，周祥千与另外两位，既有相似之点，又有不同之处。张、俞两人本身是盐贩，他们的起事，内里有着自身的利益考量，且后来他们的目的，也就是把事情闹大。一个镇海的孝廉，“声言先取宁波，再进绍兴，以踞杭城；一面着人投奔广西，以通粤匪”。这个“彻底革命”的方案显然很配张潮青和俞能贵的胃口。事情闹得越大，相对来说，领头者也就越有筹码，越安全。“十八条扁担起义”的张士诚，也不是由小小盐民起事而成大事的吗？
但是，周祥千没有作出这样的抉择。其实，红封白封之事，跟周本人的利益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作为国子监的一个监生，有身份、有地位、有希望、有前途，他的前面是亮起的一排望不到头的绿灯。其实，1852年的那次春节岁酒，也仅仅是一个契机。此前，他的行为就明显地表明，他从朴实的价值认知的角度，觉得税赋不应该分差等，不应该不公平，认为不公平是不对的。周祥千的身上闪耀的是理想主义的光辉，这种光辉毋庸置疑来自他本人的心性和他所受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家思想的浸润。我不敢说，当他受到鼓动，决计为民请命，毅然“把人家的棺材扛到自己家里来”的时候，心头掠过的是不是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样的豪言壮语。但我敢说，尽管周祥千没有夏瑜那种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宏愿，但也一定有着看不得人间不平，看不得民生疾苦，哪怕与自己无关，他也不愿置身事外、高高挂起的悲悯和自觉。这与后来那位“我自横刀向天笑”、血洒菜市口的官二代、富二代谭嗣同，与好端端的家庭不去精心经营，却要强出头，去干什么杀头的勾当，意在“为天下人谋永福也”的林觉民，是同一种思路，同一种境界，也是同一首悲壮之歌。
周祥千是自首的。他把那些造反的责任、杀头的罪孽一人担当了去。如果他不去自首，这个事情可能不会了结得那么迅速；如果他愿意裹挟民众，抱持着他们一起继续干大事，虽不能说乡民们永无宁日，但至少是一直生活在鸡犬不宁、战战兢兢的日子里。周祥千的挺身而出，几近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或所谓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悲壮誓言。王国维在评价李后主词的境界的时候说，“堂庑特大”“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实事求是地说，就人格而论，李后主这厮是当不起这个评价的，其实我觉得这种勇于担荷的人格力量，用在周祥千身上倒是更加合适。
周祥千当然不可能知道美剧《Daredevil》里的一句台词：
所有的殉道者，圣人，救世主，他们的结局都一样，浑身是血，孤身一人。
这里要补充一句的是，周祥千不仅仅自己是孤身离去，喋血杭城，他的身后还有曾经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妻子，“若得疯疾，外出骂人”，在乡间、在田野披头散发，整日乱骂、狂奔。
这种孤身之孤，还在于在海晏河清之时，人们自然地对这些英雄的遗忘，甚至消费。前面已经提到乡民争先恐后地去抓俞能贵未果，便抓住俞的家人要求打折领赏——没有抢到“人血馒头”，即便抢到“人血绿豆”也好。这个血，是为谁而流的，可以忽略不计，或者即使计，也需要满足条件。
吴思先生在其著作《血酬定律》中也不无感慨地说：
“时隔一个半世纪，我在书本和实际生活中见过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便知道周祥千还是有其他选择的。
投奔‘解放区’自不必说了，更有利于闹事首领的策略，就是把事情挑大，得寸进尺地将目标提高，让官府难以让步。对周祥千来说，最理想的结局就是激化官府和民众的冲突，联合东乡揭竿而起，率领一支人马加入太平天国运动，甚至自己闹出一场太平天国运动。那些中农自然是不容易卷入的，但是还有贫农，还有闹事的积极分子，可以利用他们组建纠察队，严厉打击一切企图与官府妥协的机会主义倾向。按照律条，周祥千反正也是一死，何不闹他个痛快？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英雄，在他们可以挑拨激化事态，可以裹挟和利用民意的时候，主动放弃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挺身当了民众贡献给统治者的牺牲。我对他们充满同情和敬意。”
惜乎，为众人抱薪者，已冻毙于风雪；为众人开路者，已困死于荆棘。当时历史终于记住了他。
“等过畅往烟消云散”，但周祥千们英魂永存！
[本文为《镜湖自撰年谱》阅读札记，该书为清代段光清著，中华书局出版，1960年版]